遊戲改編電影 未來何去何從
《侍神令》在春節檔的失利也並不能爲未來中國的遊戲改編電影定下任何基調，相反可以成爲該領域未來發展之路的有效鏡鑑
獨孤島主
上映12天，《你好，李煥英》和《唐人街探案3》的票房分別突破40億元，成爲2021年春節檔以來最受矚目的兩部電影作品。與此同時，幾乎所有的競逐選手都成了陪跑。《侍神令》上映至今，票房僅有2.4億元，不過是兩部頂流影片的零頭而已。這部改編自手遊《陰陽師》的影片可能選錯了檔期，因爲在春節檔，尤其是經歷了疫情之後的春節檔，進影院的觀衆所需要的很簡單：以歡樂爲載體的情緒釋放以及勾連起非常具體的集體情感或物質記憶的移情敘事——《侍神令》顯然並不具備以上兩點。
儘管影片邀請到了一對頗有回憶殺的CP周迅和陳坤擔綱主演，但仍未改變影片賣相相對傳統的玄幻類型本質。影片中身爲半人半妖的陰陽師晴明（陳坤飾），遭逢大難後離開肩負守護人界重任的陰陽寮，在世外桃源與一衆極通人性的小妖廝磨。但他並未能夠安享平靜的生活，在恐怖平衡的人妖兩界再次被亟待依憑實體重生的惡妖相柳侵擾時，他也面臨生死抉擇。從這樣的故事梗概不難看出，雖然是由遊戲改編，但《侍神令》顯然並未將重心着落在奇觀式的進階打怪上，而是通過正邪之戰，營建豐富的進退拉鋸與人性考驗。晴明最後被迫直面慘敗的境遇與相柳的誘惑，受到生死與名節的雙重考驗，這樣頗具莎翁筆下人性悲哀的情景，想必不是春節檔觀衆所願意看到或接受的。
拋開春節檔來談這部電影，從改編的角度來說，可算成功，亦可說是失敗。成功在於，導演李蔚然與編劇張家魯等幾乎以重建故事的方式，相當高效地建立起一個偏重於電影創作者的“陰陽師宇宙”，以晴明同陰陽寮掌案百旎（周迅飾）及與師兄慈沐（陳偉霆飾）之間的情感爲主線拉開，在正邪之鬥里加入了人族金吾衛袁柏雅（屈楚蕭飾）與神樂（沈月飾）的插科打諢經歷，以此引出身處人妖兩界夾縫中的各色小妖——這些小妖怪羣像，被認爲是最接近遊戲原作的部分。
另一方面，正是對遊戲敘事性的全面改造，令《侍神令》在繼承人物基本塑形的基礎上，形成了頗有“華誼出品”風格的電影化體驗。片中晴明與百旎的情感曲折、追求獨善其身與不得不回到紛爭漩渦的糾纏、選擇化身成魔抑或犧牲成仁的終極抉擇，都體現出編劇立足中國式恩義邏輯敷演出來的《侍神令》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情節劇，卻超越了情節劇的內在矛盾與衝突——只是這種矛盾被安置在一個雖乏實體，卻實際上足以成爲一種邪惡的理念/勢力實體（相柳及其附身的具體對象）步步蠶食人類空間的大情境之下。
在這樣的基礎上審視陳坤、周迅、陳偉霆等人的表演，就變得頗爲耐人尋味。一方面，在他們各自過往的表演經驗中，處理類型電影並不在話下；另一方面，作爲遊戲《陰陽師》以及日本原作所帶來的的跨媒介與跨國族文化移植，《侍神令》以“侍神”的情意結展開了頗似《水滸傳》的中國廟堂與江湖敘事，成功將遊戲精神改換成爲既有中國性，亦具全球化普適性的“捍衛家國與自由”的具體意象。在具體場景中，周迅與陳坤近乎“隱匿”的無痕表演模式令兩界大戰中的微情時刻都被處理得細膩、生動，可以說在視效大片的基調中呈現出了與觀衆想象中的極盡刺激體驗有所不同的表演場域。
春節檔失利不能爲中國遊戲改編電影定下基調
儘管在豆瓣上《侍神令》的評分並不算高，但的確比改編自小說原作的《晴雅集》要來得紮實。這也反映出在中國目下方興未艾的遊戲改編電影領域，不同的創作取向所產生的效果也不盡相同，有些未必能夠與目前中國主流觀影人羣的期待相符合。
縱觀全球，起碼近20年來，從pc端遊戲時代的《魔獸世界》《馬克思·佩恩》《生化危機》這樣的以動作幻想或冒險爲主基調的遊戲，往往更容易被工業體系成熟、類型生產力完善的好萊塢體制接納並以續集形式拍成系列影片。相對成功的《古墓麗影》《生化危機》都以非常傳統的冒險電影模式，結構成了具有經典IP的系列電影。而《馬克思·佩恩》則以頗有黑色電影氣質的敘事方法，顛覆了遊戲改編的外向性敘事，因此也被認爲前奏過於冗長，陷入了“反類型”窠臼。再如《極品飛車》之類主打特定運動競技的遊戲改編電影，往往吃力不討好，因爲在這些影片中，人物的功能退居二線，即類型電影中很重要的一環“明星”功能在某種程度上退化了，因而此類影片往往很難對觀衆構成明確的吸引力。
總體來說，拋開新冠疫情給全球電影業帶來的負面因素，遊戲改編電影還是被納入主流商業類型片的領域進行再創作的。跨媒介屬性似乎也並不能改變電影改編環節的IP趨向，當然IP這個字眼放在行業生態被深刻改變的今天是否還管用，是另一個話題了。
對中國電影而言，無論是參與合拍還是在既成作品下做本土化移植，遊戲改編電影的道路依然比較漫長。一方面，從pc端到手游到Switch載體，遊戲從過往的“玩物喪志”發展到今天“電競產業”的一部分，在中國有一番從地下到地上的過程。這個過程裡，對玩家個體的生命經驗、版權意識的發展以及非常時期（比如抗疫宅居）遊戲擔當日常生活部分功能等現象，電影改編多少會自覺不自覺地產生反哺或迴應。這種效應目前也許看不出來，但在將來，具備更豐富經驗與更開闊視野的創作者，必然會將遊戲內容與遊戲媒介本身置於一個相對客觀理性的視野中打量，從而生產出更能賦予觀衆新體驗的作品。在中國電影產業努力構建成熟工業體系的過程中，也一定會出現流水線作品與獨樹一幟的作者風格並存的局面，單純從票房規律出發並不能夠很好地總結問題。
因此，《侍神令》在春節檔的失利也並不能爲未來中國的遊戲改編電影定下任何基調，相反，這部電影在創作與宣發上的得失，恰恰可以成爲該領域未來發展之路的有效鏡鑑。畢竟目前類似的創作還處於”摸着石頭過河”的階段，而全球遊戲改編電影的成敗經驗，恰恰在今時今日的特殊語境下有失效之虞。
（作者爲戲劇與影視學博士、影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