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考卷：如何拯救美國塌陷的中產階級？
美國新一屆政府需要做的，即使不是完全埋葬新自由主義，也會對其做較大修正，他將選擇中左路線，用政策去引導全球化和金融化，使其有助於經濟的持續繁榮，和利益的合理分配
2020年11月7日，拜登在美國特拉華州威爾明頓與支持者一起慶祝。圖/法新
文 | 邵宇 陳達飛
2020年美國大選選情逐漸明朗，拜登當選美國第46任總統是確定性事件。其執政的精神內核是帶領所有美國人“重拾美國的靈魂”，重建美國世界燈塔的地位，其潛臺詞是：從特朗普手中拯救美國。特朗普做對了什麼，又錯了什麼？拜登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美國，其施政綱領落地的關鍵是什麼？考慮到拜登的年齡，民主黨能否贏得2024年大選？如果不能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又將是另一個浪費的四年。“中產階級”的訴求將在拜登政府政策中處於核心地位。本文即由此展開論述。
代際差異：一個典型的美國故事
佐伊是一名20多歲的女性，在丹佛郊外的一家酒店擔任前臺工作。已經五年了，但一直是兼職狀態。酒店主管對她很滿意，但從來不安排她每週工作超過29個小時，所以她沒有資格享受健康保險或其他全職員工享有的福利。每年的調薪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根本趕不上通貨膨脹。
要支付房租、汽車費用和購買醫療保險，佐伊還需要其他收入來源。她經常在線上平臺拍賣自己的園藝服務。這份工作每週大約需要10小時，平均每週能掙100美元左右。但是，這兩份收入加起來還不足保持盈餘。週五和週六晚上，她通常會去做UberX司機，負責接送年輕人往返於城市另一邊的酒吧。每晚4、5個小時，每週大約可以掙150美元。這還不是全部。在旅遊旺季，佐伊會在Airbnb上把自己的公寓租出去，賺點零用錢。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她還會打一兩份臨時工，通常是在當地醫院做點辦公室的雜活。由於酒店的時間安排並不固定，臨時工也需要看運氣，所以並不總是能夠無縫對接。佐伊想回到大學完成她的學位，但似乎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錢。此外，她有大學學歷的朋友和同事，過着和她相似的生活，不同之處僅在於，他們還揹負着數萬美元的學生債務。
佐伊的收入基本上只夠日常開銷。她沒有銀行存款，更不用說退休金了。她從未拖欠過房租，但離擁有自己的房子還很遙遠。有時候，當出現意外情況需要花錢時，就需要刷信用卡來支付食品雜貨、電費或煤氣費。還清欠款可能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經濟負擔自然會體現在精神層面。她成年後從未休過假，幾乎沒有時間約會，更不用說安頓下來組建自己的家庭了。她害怕汽車拋錨，因爲這會毀了她的經濟基礎。佐伊經常聽收音機裡說美國終於擺脫了大衰退，經濟開始復甦。但她知道，這跟她沒有關係。事實上，她覺得一年比一年窮。
佐伊的父母會盡可能幫助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但他們必須小心地作財務規劃。父親在酒廠工作了三十多年，積累了一些退休金，談不上可觀。母親是一家小律師事務所的辦公室經理，也計劃幾年後退休。他們幾年前就已經還清了抵押貸款，所以他們的住房開支將保持在最低水平。孩子們一離開家，兩位才能存下點支付退休後的開銷。再加上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基本能夠維持，不會很奢侈，但很安全。
佐伊這一代人和她的父輩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勞動力市場。佐伊的父母通過努力工作可以得到體面的報酬、更好的前景和舒適的退休生活。在那個時代，僱主普遍認爲他們有責任保護工人福利。終身僱傭制在美國也是主流，大多數美國人一生只服務於幾家企業。這是20世紀50-70年代的社會契約。這個時期，美國中產階級不斷壯大，也促進了美國經濟和社會的穩定。
對於佐伊這代人來說，這個社會契約已經不存在了。酒店把她的薪水視爲另一項需要管理和削減的運營費用，而UberX和Airbnb根本不把她視爲員工。佐伊的工作時間更長，但她沒有1.5倍的加班費，沒有病假或假期，沒有養老金或401(k)計劃。和佐伊一樣，兼職工作的勞動者被剝奪了失業和工人補償保險，而這些保險構成了過去一百年來我們社會安全網的最基本的一條線。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傳統的以工作爲基礎的福利制度不再具有普遍意義。以共享經濟爲代表的新經濟模式給許多勞動者第二選擇的機會，但如果沒有勞動者權利和福利的保障，它就無法給中產階級提供所需要的經濟利益、穩定和安全。因爲，定義中產階級的不止是收入，更是權利和收入以外的福利。在美國，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會擁有自己的房產，自己和孩子都會接受大學教育；參與社區活動；有部分錢花在休閒和非必需品上；有正的銀行儲蓄。他們有一定的經濟自由，可以做想做的事情，因爲他們有信心和資金——經濟保障——來規劃未來。所以，中產階級的關鍵詞是確定性。
財富轉移：勞動的式微與中產的下沉
二戰後，美國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狀況可分兩個階段進行觀察：第一階段，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是經濟高速增長和共同富裕的年代。平均工資和不同收入組勞動者的收入大致以相同的速度快速增長，與人均GDP和勞動生產率增速基本匹配（圖1），勞動者真實收入大約翻了一番。高收入階層和中低收入階層之間的差距雖然很大，但並未進一步拉大。第二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經濟增速和勞動工資增速開始放緩，工資增速明顯慢於勞動生產率和GDP增速，大多數勞動者的收入增長停滯或下降，收入差距逐漸擴大。據OECD統計，按2015年美元計算，美國年最低工資已經從1975年的19237美元下降到了2016年的14892美元，降幅達23%。
按收入高低將勞動者分爲5組，考察各組在不同經濟週期中的收入增幅，以人均GDP增幅作參照系，發現前三個週期不同收入組的收入漲幅與人均GDP增幅基本一致，中低收入組的收入增幅略高於高收入組。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情況出現了變化。除了2001年-2007年，其他所有周期，高收入組收入增幅都是最高的，大多情況均超過人均GDP增速，收入最低的80%基本滯後於平均水平。這一特徵延續到了後危機時代。
圖1：經濟週期與收入分配
數據來源：Price and Edwards，2020，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 & 博士後工作站
美國收入分配不均的狀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交叉驗證：第一，勞動在國民收入中的分配從峰值時的80%下降到了70%，企業利潤份額佔比提升。第二，收入最高的1%人羣所佔份額從1975年僅爲10%提高到了22%，與一個世紀前“咆哮的二十年代”的水平相當（圖2）。其中，前0.5%更是從5%提高到了17%，前10%與後90%平分秋色，各佔50%。第三，由於財富是收入的積累，財富——物質財富和金融資產的價值減去其債務的價值——的集中度要遠高於收入，大致是兩倍。到2019年底，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的財富份額超過了40%，比70年代的低位提高了約10個百分點。（Stone等，2020）。
圖2：美國收入分配狀況
數據來源：WID， Price and Edwards，2020，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 & 博士後工作站
所以說，美國夢只屬於最富有的10%的人，而對餘下的90%的人來說，則是一場噩夢。如果從全球範圍來考察，財富分配不均狀況更是令人瞠目結舌。樂施會（Oxfam）發佈的報告《99%民衆的經濟》顯示，2016年，全球排名前8位的男性富豪的財富總量相當於世界上最窮的一般人的財富總量。即使是對於最富的1%的人，財富的集中度也在提高。
與這種收入分配結構密切相關的是美國勞動力市場出現的一系列變化：（1）工作彈性增強，換工作越來越普遍，“組織人”契約消失；（2）兼職勞動者人數快速增長；（3）勞動參與率下降，高齡人羣勞動參與率上升；（4）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5）高技能（專家、工程師和管理）崗位數增加，中等技能（製造業、文書、行政和銷售等）就業崗位大量消失，低技能就業崗位（家政、清潔等）有增有減；（6）一方面，大學學歷越來越值錢，擁有學士或碩士學位的勞動者處於高層中產階級以上羣體的比例從37%上升到了59%（Rose，2020），而另一方面，“學歷冗餘”現象越來越普遍（Autor，2019），高學歷對就業穩定的保障作用下降，這具體體現爲大學學歷與高中學歷失業率的差距在縮小；（7）移民持續涌入，非白種人勞動力數量（移民+生育，拉美裔爲代表）快速增長；（8）工資、就業崗位和失業率等均呈現出顯著的種族差異，白人佔優，黑人仍是弱勢羣體；（9）工會權利受到限制，覆蓋率持續下降，罷工次數、參與人數和因罷工導致的工作日損失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下降，90年代初以來一直處於低位（Goodhart et al.2020）；（10）作爲結果，工資彈性和自然失業率持續下降；
數據來源：Rose，2020，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 & 博士後工作站
勞動市場的這些結構性變化，疊加以自動化爲代表的技術進步以及全球化帶來的產業轉移等因素的影響，勞動者議價能力的大幅下降，資本要素所有者的“抽租”能力顯著增強（Stiglitz，2012）。收入分配結構的變化對應的就是“消失的中產”。過去半個世紀，美國中產階級佔比下降了約10個百分點，其中一小部分向上流動，大部分向下流動。社會自下而上的垂直流動性下降——脫離貧困向上流動的比率從43%下降到35%，下一代收入超過上一代的比例降至歷史低位，自上而下的處置流動性提高——中層中產階級的向下流動增加了一倍，從5%到11%（Rose，2020）。收入分配不均的結果之一就是，家庭債務槓桿率整體上在不斷上升，且內部呈現出富人儲蓄和窮人負債的結構，即越貧窮，債務負擔越重。在收入最低的20%的人中，有27%的人負債累累——債務支付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大於40%，而收入最高的10%的人該比例僅爲1.8%。
近半個世紀，美國勞動者面臨着其他國家的勞動者、移民、技術和資本的替代而處於弱勢地位。然而，特朗普卻多將其歸因於全球化，寄希望於右傾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從經濟形態和勞動力市場結構等角度去解決問題，也並未切實關照中產羣體的訴求，如終止奧巴馬醫療方案就會損害中產的利益。社會各界一直呼籲聯邦政府推進社會保障體系改革和保護勞動者權利，政府也在呼籲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保障勞動者權利，但階層分化與中產階級塌陷的狀況並未好轉。這是拜登內閣需要解決的重要難題之一。他將選擇中左路線。
新經濟：垂直分工與“組織人”的終結
就業崗位與收入水平都是在企業組織中被決定的。所以，勞動市場微觀結構和勞動契約形式的變化是觀察美國貧富分化和階層漂移的重要視角，這又與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新經濟、新業態密切相關。關於技術進步導致貧富分化的結論性闡述較多，但從企業組織、勞動契約和管理層薪酬結構對此進行解釋的論述並不多見，而實際上，美國收入分配結構之所以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轉折，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此（拉讓尼克，2016）。拜登內閣呼籲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計劃按照一般收入對資本利得徵稅（稅率39.6%，收入100萬以上人羣）和限制股票回購等措施也是由此而引發的。
新興的半導體產業的組織形式與傳統產業迥異，這在融資結構、產業分工、勞動契約和薪酬結構上均有體現。在舊經濟中，從事管理和技術工作的白領是被終身僱傭的，而藍領工人則通過工會也獲得了事實上的終身僱傭制。這被稱爲“組織人”（拉讓尼克，2016），其典型特徵是：白人、盎格魯-薩克遜血統、新教徒、男性、高中畢業後即接受大學教育，在職業生涯早期進入一家大公司工作，收入不菲，一干就是三四十年，沿着公司的等級階梯擢升，在退休時獲得約定給付的養老金（defined-benefit pension）和可觀的醫保福利。員工很注重就業的穩定性，對跳槽很忌諱，即使是臨時工，也能通過工會集體談判機制獲得由公司提供的約定給付的養老金和全套醫療福利。企業管理層的工資取決於內部的薪酬結構，而非高管市場，CEO與一般僱員的收入倍數基本在30以內（圖3）。
新經濟企業模式於60、70年代開始興起，90年代因互聯網浪潮而加速擴散。英特爾、甲骨文、微軟等公司建立初期採用的就是新組織模式，舊經濟的代表IBM、朗訊、摩托羅拉等也從90年代開始轉型。新經濟的基本特徵是：第一，一般沒有工會，這股風潮也是從硅谷刮起來的。以英特爾的戈登•摩爾和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CEO查爾斯•斯波克（C. Sporck）爲代表，多數企業主認爲，工會的缺位有助於企業根據瞬息萬變的創新和競爭壓力聘用適合的人才。至2019年底，工會參與率已降至10.3%。當然，員工也很少打算在一家公司幹一輩子，因爲跳槽是實現待遇提升的重要途徑；所以，勞動力流動的增強是雙向選擇的結果，跳槽本身也成爲高技術工人議價能力的體現。
第二，約定提存（Defined-contribution）的401（k）養老金計劃逐漸取代僱主出資的約定給付的養老金計劃成爲企業首選，也是大多數企業的唯一選擇。養老金制度轉變也是適應新經濟組織形態的轉變而誕生的。約定提存養老金是可轉移的，設計上也更具彈性，更能匹配年輕員工的需求，但是，它無法提供約定給付養老金的安全性，養老金增值能力完全取決於基金管理人和資本市場的表現。1985年，約定提存養老金資產佔比僅爲20%，至2007年已經提高至82%；是否爲工會會員是享受哪種養老金的關鍵因素，一般而言，工會會員享受約定給付養老金福利的比例更高。
第三，新經濟部門還採用了與舊經濟不同的組織形式，前者是垂直專業化分工（即價值鏈分工），而後者則是全流程生產。垂直分工的常見形式是外包，不僅包括製造、組裝，還有服務，如測試、建檔、貨運等。它大致興起於70年代，先是在美國國內，而後擴展到全球，主要原因是來自國內外（如日本）的競爭。創新依然是獲取壟斷優勢的形式，但除此之外，形成產業聯盟、專利的交叉授權和制定行業標準變得尤爲重要。在這個過程中，大企業在基礎研究和專用技術開發上的投入開始下降，也更願意僱傭年輕的、具有其他企業工作經驗的員工。行業標準的形成和公司選址在地域上的集中爲勞動力的流動奠定了基礎。
70、80年代初開始，美國在汽車、消費電子、機牀、鋼鐵和半導體等領域越來越受到日韓等新興市場國家的挑戰，研究者和企業家開始反思終身僱傭制。以IBM爲例，它於80、90年代初開始轉型，通過將微處理器和操作系統分別外包給英特爾和微軟切入微電腦行業。90年代之前，“終身僱傭”、“零解僱”被IBM的管理層認爲是企業的社會責任，無論是管理人員還是一線工人，都提供全套福利。轉型之後，這一傳統被打破。
企業組織和勞動契約的轉變與美國政府的反壟斷政策和就業政策有很大關係。70年代的“滯脹”促使美國政策調控思路從凱恩斯式需求管理政策轉變爲拉弗式的供給側政策，減稅、養老金改革、金融去管制和增強勞動市場彈性等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案是勞動式微的重要推動力。二戰結束後，美國1946年《就業法》規定，政府有義務制定保障美國公民全面就業的經濟政策。1978年《充分就業與平衡增長法》的重心從單純的就業轉向同時兼顧生產率、通脹、聯邦預算收支的平衡和國際收支的平衡。2003年小布什時期的《就業和增長減稅調解法》與2017年特朗普的《增長與就業法案》都降低了資本利得或富裕階層的稅負。拜登政府需要做的，即使不是完全埋葬新自由主義，也會對其做較大修正。
如果說金融（或資本市場）是美式資本主義成功的標本，那它同時也是美國貧富分化與階級衝突的重要根源。時至今日，家庭、政府和公司均高度依賴資本市場，準確地說，是依賴股價的上漲。然而，不同階層從資本市場獲利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在家庭部門內部，也是富人收益，窮人受損。2004年的數據顯示，最富有的1%的家庭擁有美國公司37%的股權，前20%人羣擁有了80%股權（Allegretto，2006）。結合21世紀美股整體走勢來看，資本市場加劇了美國的財富分化。
如果說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那公司則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具體手段。擴招還是縮招員工、擴充還是縮減規模、外部融資還是內部融資等決定都企業管理層決定的。80、90年代，在委託-代理理論的指引下，“股東價值最大化”成爲公司治理的主流意識形態。該理論認爲，由於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市場在監督代理人行爲上存在盲區，代理人（企業管理者）利益最大化的行爲與委託人（股東）的利益可能不一致，而股票市場恰恰可以發揮“公司控制權市場”的職能，只要代理人將股東價值最大化作爲目標函數，資源配置就是有效的。又由於股東是“剩餘索取者”，股東價值最大化就是所有利益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直接結論就是，只要有助於擡升股價，經理人的行爲就是合理的。裁員、股票回購和慷慨的職業經理人的股票期權計劃都是情理之中的舉動。這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劇了貧富分化。
金融對創新和經濟發展有正向作用，但過度金融化的結果只能是財富轉移效應大於財富創造效應。具體可從三個維度來理解：風險投資與資本市場、股票期權和股票回購。
第一，風險投資與資本市場。美國新經濟的興起和發展壯大離不開直接融資——風險資本和資本市場，企業融資模式從傳統的依靠利潤留成轉變爲依靠風險投資等外部股權融資（或債務融資）。一、二級市場形成了正反饋效應。正是看中了二級市場的流動性和高估值，風險資本才願意承擔短期風險，這對於創新至關重要。
1957年成立的仙童半導體公司對於硅谷和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至1985年，硅谷半導體企業共125家，其中32家創始人中至少有一名曾就職於仙童（“仙童之子”），還有35家創始人出身於“仙童之子”。仙童公司的建立和成功與風險投資密不可分。美國風險資本雖然是源於洛克菲勒等傳統企業，但卻是伴隨着信息技術產業發展壯大的。風投企業與半導體企業的三波創業浪潮是同步的。1971年設立的納斯達克和70年代的養老金制度改革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股票市場是股權交易的場所，其流動性的提升會顯著提升估值倍數。通過內幕信息和股票回購，企業決策對股價波動有顯著影響，而管理層則是最大的受益者。
第二，股票期權。新經濟企業不再明確承諾就業保障、技能培訓和職業前景，不再靠工資和福利吸引人才，而是靠股票期權，這也是推動美國經濟金融化的強大動力。它不僅有助於規避懲罰性股息稅，還能快速提高每股收益（EPS）。由於高管薪酬往往與EPS直接掛鉤，在期權價值之外，又間接提高了管理層的收入，可謂“一箭雙鵰”。所以，上市公司管理層都偏愛於此。
20世紀30年代，股票期權的誕生主要是爲了避稅，從80年代開始，逐漸成爲創新企業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重要工具。由於傳統企業提供的是終身就業保障和可觀的退休福利，如果沒有足夠高的預期報酬，創新企業很難吸引到人才。所以，股票期權就成了“殺手鐗”，並逐漸成爲行業慣例。從90年代開始，在美國CEO薪酬結構中，期權和股票的價值就超過了薪水，這樣一來，經理人就有足夠的激勵去推動股價上漲，常用的方法包括裁員，削減研發或固定資本投資，增加分紅，用利潤回購股票，或者是低成本發行企業債回購股票等。關於標普500成分股公司CEO的調查表明，2000年峰值時，股票期權收入佔比爲49%。也因此，美國CEO與普通僱員的薪酬比例從80年代開始快速提升。1990年約70倍，互聯網泡沫時期超過了400，僅微軟就通過股票期權制造了上萬名百萬富翁（Harden，2003）。
圖4：美國CEO與普通僱員薪酬比（1965-2016）
數據：Mishel and Schieder (2017)，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 & 博士後工作站
第三，股票回購。從1984年開始，除了1991-1993年外，美國（境內）非金融企業股權淨融資額均爲負值，這說明，整體而言，非金融企業上市公司回購金額大於IPO（或增發）金額。以思科爲例，2002年至2007年，其用於回購股票的支出是研發支出（270億美元）的兩倍，是其稅收淨利潤的144%。這也被認爲是此間股價上漲的主要驅動力（拉讓尼克，2016，p.201）。再以標普500成分股爲例，在2007是回購峰值時，平均回購規模是派息規模的兩倍（11.94億美元和5.53億美元）。2003-2012年，股票回購金額是資本支出的8倍。同期，前10大回購絕對金額排名中，有7家回購和分紅支出大於其淨收入。其中，信息通信技術公司佔了5家：微軟、IBM、思科、惠普和英特爾。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該現象並未扭轉，回購仍然是增量資金的最重要來源，2015年以來一直高於5000億美元，2018和2019年達7000億。不同之處在於，回購資金來源不只是企業的利潤，還有債券融資。在量化寬鬆政策的驅動下，利率和風險溢價都降至低位。
美國經濟的金融化體現在方方面面，從資產管理規模、金融業利潤、從業人員數量上，都能看出金融行業的野蠻生長過程。與之相反，製造業卻在不斷收縮。如果說金融的生產屬性是支持實體經濟的融資，那美國的金融業已經脫離正軌。與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的投資率要低近50%。與研發支出相比，上市公司用於股票回購與分紅的資金更高。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集中體現在創造的“百萬富翁”數量上，但這只是財富轉移，而非財富創造，從而會加劇貧富分化。最新數據顯示，美國收入最高的0.01%的家庭（約15萬）從餘下家庭中轉移了10%的財富，這是1945至1980年的3倍。在這0.01%的家庭中，約四分之一來自華爾街（Bogle，2011）。
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經濟的金融化與金融去管制的政策密切相關。以股票期權爲例，50-60年代，工會對股票期權強烈不滿。肯尼迪總統任期內，國會於1964年立法施加了“資格限制”條款，將行權有效期從10年縮短至5年，禁售期從6個月延長至3年，且行權價必須等於市場價。1969年和1976年，國會進一步提高了資本利得稅，1976年《稅收改革法案》規定，尚未取得股票期權的員工此後不再享受優惠。里根當選總統後，在供給學派的指導下，拉開了金融自由化和減稅的浪潮。在全國風險投資協會等商業組織的推動下，國會於1981年恢復了股票期權資本利得稅優惠，並且放鬆了資格限制和行權條件。此後，股權激勵計劃成爲新經濟企業經理人員的標配，併成爲80年代以來美國收入和財富分化加劇的重要驅動因素。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學界和企業界都在反思“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理念。因爲它推動了代理人行爲的短期化，忽略了對研發、固定資產和人力資本這些有助於持續繁榮的長期要素的投入，還刺激了金融市場的投機和經濟的過度金融化，使經濟發展長期動能明顯不足。實踐中，它變成了“大股東價值最大化”，嚴重扭曲了代理人行爲和金融市場。通用電氣CEO傑克•韋爾奇曾經是該主張的旗手，但在2009年，卻譴責其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與之前的技術革命相比，信息技術革命在創造就業，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GDP增速上也明顯不足。“到處都看得到電腦就除了生產率統計數字外”（Solow，1987）。實際上，直到本世紀初，信息技術革命才被統計數據捕捉到（戈登，2018）。
與股東價值最大化主張相反的是“利益攸關集團價值最大化”。它看重的是管理層與員工之間、公司與社區之間的社會關係，強調的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和利益均沾的原則，這要求企業照顧到一般員工，而不僅僅是經理人福利，因爲“以犧牲其他利益攸關者爲代價，追求股東利益，最終會同時損害股東和利益攸關者利益”。正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與勞動（或金融與實體）的分配格局與農業社會並無不同——農民創造價值，但地主卻攫取了價值的絕大部分。資本市場越發達，收入分配效應就越明顯。如何讓資本市場迴歸理性繁榮，是美國政策當局必須解決的問題。
全球化：人才循環與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三重奏”
全球化與貧富分化有多種敘事，本節聚焦於勞動力的全球化及其對美國本土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這一新敘事與前文中所述的新經濟的垂直分工和“股東價值最大化”理念驅動下的資本全球化又密不可分，也是美國政策當局關注離岸外包（offshoring）的背景。
從建國開始，美國就面臨着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移民有效緩解了該矛盾。從1783年到2017年，美國累計合法移民數量已經達到1億人次，平均每年新增合法移民37萬，佔總人口的比例約0.4%（Bier，2018）。1842年，移民數量首次突破10萬，此後進入快車道。南北戰爭之後、淘金熱時期和第一次世界前夕都經歷了移民潮。19世紀末，紐約和芝加哥等北方城市的80%以上人口是移民（或移民後裔）。至一戰前夕，移民佔美國總人口的比重達到了15%。大蕭條至二戰期間，移民潮中斷，但二戰結束後，美國新增移民數量又不斷攀升。1990年前後達到180萬的峰值，本世紀初以來基本位於100-120萬區間，2019年爲103萬。由於移民大多屬於資本或知識密集型的，所以他們對於美國的技術進步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這一積極作用自工業革命以來就有所體現。斯萊特將紡紗機帶到了美國。貝爾在美國發明瞭電話，尼古拉•特斯拉發明了交流電技術……水力壓裂法的發明者、頁岩氣之父喬治•米歇爾和特斯拉的創始人埃隆•馬斯克都是移民後裔。
5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半導體產業進入高增長期，STEM專業背景的人才短缺一直是高新技術企業的難題。在行業協會的遊說下，1965年《美國移民和入籍法》廢除了移民限額，以幫助美國引進“特別有用”的人才。在1967年的4萬多名技術移民中，工程師佔比21%，是其中最大的類別。1990年《移民法》將勞工類移民簽證（含家屬）年度配額從5.4萬擴大到14萬。非移民工作簽證（H-1B和L-1）也爲美國輸送了大量技術工人，其中，H-1B是高技術工作簽證，基本上都是擁有學士學位以上的勞動者，專業分佈上以計算機相關專業爲主，其次是建築、工程、測量和教育類。1998年《美國競爭和勞動力改善法》，將1999和2000財年H-1B首次簽證的上限提高到19.5萬份。
與美國相反，從50年代開始，先是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後是印度和中國大陸，先後陷入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困境。1956-1972年，中國臺灣赴海外留學的3萬名大學畢業生中，只有2586名回到本土，佔比不足10%，未歸者中約60%是理工科背景。1953-1972年，韓國教育部接收到1萬多名留學申請，畢業回國的比例也不足10%。從1974年到1988年，在科學家和工程師隊伍中，移民的比例從5.8%提升到了10.5%。印度和中國大陸逐漸成爲主力軍。2000年，中國就已經是排名第一，之後被印度反超，2009年以來，中國始終排名第一，是排名第二的印度的兩倍。在學科背景上，中國與印度有較大差別，中國以工程學爲主，印度則是理工科。
移民的流入緩解了美國勞動力的短缺，但人才的迴流也削弱了美國企業的競爭力。留學生畢業後留在美國的原因是，只有美國能提供與其知識背景相匹配的就業崗位。人才流失國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並開始採取補救措施。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韓國。60年代初開始，韓國政府一方面積極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進口”高技術就業崗位，大力培育本土高新企業；另一方面，投資高等教育，聯合美國院校和科學家創辦實驗室，吸引留學生回國，培養本土人才。兩者形成正向反饋循環，推動韓國在半導體等信息技術產業上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並形成趕超之勢。80年代末開始，韓國人才流失的現象就已經逆轉。三星的故事就是韓國信息技術產業發展的縮影，從創辦自己的研發實驗室和開展反向工程，到引領前沿創新，美籍韓裔留學生和在美國工作的工程師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韓國的案例中，FDI、政府在教育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和本土公司的創新發展戰略奏響了一曲產業升級的“三重奏”。無論哪一方面，人才都是關鍵。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人才、資本和就業崗位的大循環在不斷的演進。60-80年代，人才從亞洲“四小虎”流向美國和美國的產業與就業機會流向“四小虎”並存，前者是求學和求職，後者看重的當地的廉價勞動力。80年代末以後，來自中國大陸和印度的留學生維持單方向流入美國的趨勢，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留學生開始雙向流動，前期留學人員歸國數量顯著提升。如今，韓國的故事正在中國大陸上演。
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學生開始前往美國留學，至2000年，在美華人留學生數量已經達到6萬。2007年之後，增速顯著加快，至2017年開始放緩。留學生一般首選留在美國工作，迴流率極低。至2001年，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5年後仍在美國工作的留學生比例高達98%，2009年以後才降到90%以下。
表1：持有科學與工程博士臨時簽證的外國學生拿到學位5年後仍留在美國的比例
中國政府也採取了吸引FDI和加大人才引進的方式扭轉人才流失的趨勢。90年代初，外商直接投資加速進入中國，跨國公司的絕大多數僱員都是中國人。1996年開始，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人才回國，但收效甚微。2007年召開黨的十七大之後，始於80、90年代的人才流失問題開始好轉，留學人才歸國數量明顯增加。當下，廉價勞動力已不再是中國製造的核心競爭力，也不是跨國公司本地化生產的首要條件，廉價並且高質量的勞動力、廣闊的本地消費市場、完整的產業鏈和完備的基礎設施都是競爭力源泉。中國本土培養和吸引海外人歸國的內生力量會越來越強。
如同發展中國家面臨着“人才流失”難題，美國不僅面臨着工作崗位的流逝，本土工作崗位還面臨着移民的競爭，同時，“人才迴流”也是一項潛在挑戰，不僅是研究與開發，更是產業層面的競爭。2000年是一個重要節點，互聯網泡沫的破裂並沒有終結互聯網時代，而是開啓了移動互聯網的新時代。以FAAMG爲代表的高科技企業利潤和股價屢創新高，但美國境內高新技術產業吸納就業的人數開始下降，真實工資先下降，而後陷入停滯狀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服務外包，也即勞動分工的全球化。（部分）勞動雖然不能引進來，但資本卻可以走出去。從2001年到2007年，IBM全球員工總數增加了21%，但其在美國的員工數卻下降了17%。同期，英特爾全球員工增加了2%，美國卻減少了15%；2002-2007年，惠普全球員工數增長了22%，但在美國卻下降了21%；微軟、思科等公司海外僱員隊伍擴張的速度也明顯高於美國境內，導致美國員工和產值佔比持續下降。
2003年底，英特爾CEO克雷格•貝瑞特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稱：“公司仍將在硅谷繼續出生並獲得全球競爭力。它們只是不會在硅谷繼續創造工作機會了。”這就是美國的困境，也是企業管理者的困境。如貝瑞特所說，作爲CEO，他是爲股東服務的，需要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爲目標，但作爲一個美國公民，他也爲工作的流逝感到擔憂，它正在使美國陷入困境。
這就是拜登拿到的一份“考卷”，如何在一個經濟、種族、文化等多種因素決定的階級極端分化的美國用一套中左的施政主張來凝聚美國，其關鍵在於扭轉兩極分化的趨勢，夯實中產階級基礎，提升社會向上的垂直流動性，這是美國民主政治的根基。美國階級分化始於半個世紀之前，全球化無疑是其中一個影響因素，但美國政府的政策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內因纔是主因。所以，拜登需要做的是扭轉主次方面。特朗普的極右路線部分緩和了美國的外部失衡，但卻加劇了內部失衡，拜登的中左路線將以緩解內部失衡爲主，並希望於內外失衡的調和。
70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涓滴經濟學”的引導下，美國政府實際上也是一種適應主義的思路，政策大體上是在適應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要求，以追求效率和效益最大化爲主。需要的改變是，用政策去引導全球化和金融化，使其有助於經濟的持續繁榮，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回想一戰前美國經歷的三十年“進步主義”運動，這一轉變不太可能一蹴而就，但拜登任期可能成爲美國政治頻譜從右向左調整的一個關鍵時期。美國《民主雜誌》評論說：“拜登正準備埋葬新自由主義”。
邵宇爲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總裁助理，陳達飛爲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 & 博士後工作站執行主管、宏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