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婦出軌快遞員"造謠者後悔：我已婚 傳出去多不好
（原標題：一次“社會性死亡”）
吳敏開始整夜整夜睡不着。她癱坐在牀上，目光呆滯地望向窗外，喝完咖啡就抽菸，一包接着一包。
吳敏（化名）覺得，她的人生在28歲這年被強制清零了。
伴隨着絕望而來的，還有一種無力感。在不到20平米的客廳裡，她經常無法自控地滿屋子跺來跺去，腳步一刻也不能停。實在走累了，就愣在沙發邊，倏地癱坐到地上，用男友的膝蓋頂着腦袋，一邊回憶，一邊痛哭。
今年3月，吳敏和男友離開北京，決定在杭州定居。四個月後，一段9秒的視頻和幾十張僞造的聊天記錄打破了兩人的平靜生活。
視頻偷拍於7月7日傍晚，畫面中的地點位於小區東門的快遞驛站，拍攝角度由下及上，直至吳敏完全入鏡。當天，她穿着一身淡紫色碎花連衣裙，站在堆滿快遞包裹的貨架旁，相貌清晰可見。拿着包裹、手機的三個男人在她面前走動，沒有人注意到，不遠處有人按下了錄像鍵。
被偷拍視頻部分畫面
偷拍者是驛站旁的超市老闆郎斌（化名）。隨後，他將視頻內容發到當地一個275人的車友羣裡，並與朋友何源（化名）分飾兩角，捏造了一段“富婆”與快遞員的露骨對話，謠言瘋狂地流散。
8月13日，杭州餘杭警方發佈通報，對誹謗他人的郎斌、何源行政拘留九日。
8月13日，餘杭警方發佈警情通報。
而吳敏還在黑洞中盤旋。她不得不推遲和男友原定的結婚計劃，在被原單位勸退後，她試過找新工作，但往往講述完自己的遭遇就“沒了下文”。
公開身份後，吳敏的微博成了一個“樹洞”，許多網友發來私信，傾訴他們正默默承受的“社會性死亡”。
“你被偷拍了”
8月7日凌晨，吳敏忙完工作剛要睡着，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
門外站着閨蜜劉穎和她的男朋友，在吳敏搬來杭州一個月後，兩人也追隨過來，決定共同打拼。
“出事了，你被偷拍了。”劉穎翻出一則視頻。吳敏急忙跑到臥室抓起手機，向身在北京的朋友詢問視頻來源。她直勾勾地盯着手機屏幕，大腦“一片空白”。
越往下翻越震驚：畫面是自己一個月前取快遞的場景，搭配的聊天截圖卻是她完全陌生的——她被塑造成帶着孩子的寂寞女人，與快遞員的聊天中多次主動引誘，甚至還發送酒店地址，邀請對方前來相會。
站在一旁的男朋友林峰（化名）很快發現了截圖的破綻。他事後回憶，將視頻與僞造的聊天記錄放在一起，人們自然而然會將視頻中的吳敏認定爲出軌女子，堪稱“教科書級的誹謗”。
憤怒之餘，他一邊安撫女友，一邊思考如何應對。
兩人一夜無眠。吳敏陷入未知與無助的恐懼，她不知道這段內容擴散到了哪裡。
當天上午十點，吳敏正準備報警，微信羣的信息一波波地涌過來：同小區和周邊小區的業主羣都在談論這件事，公司的微信羣裡也有人在議論。
沒一會，幾位同事也發來私信提醒：“注意安全”，她猛地意識到，失控了。
報案後，吳敏和朋友來到快遞驛站，很快鎖定了偷拍者郎斌，他們委託驛站老闆勸他自首。一小時後，得到拒絕自首的答覆，四人衝進了郎斌的超市。
第一眼見到郎斌，劉穎有些意外，“看起來像個小孩，也應該接受過高等教育，不像是能做出這種事的人”。
一番交涉後，郎斌同意自首，並很快交代了參與制作虛假內容的何源與打包傳播的陶力。
事後，郎斌對澎湃新聞說，偷拍是當時有人問他在哪，“我就這樣拍了一下”。
對於那些聊天記錄，他稱是何源看到視頻後想要耍耍羣友，就用微信小號，找他一起“開了個玩笑”。何源特地換了一位女生的頭像，取名“ELIAUK”。
圍觀者
回想起來，男友林峰常會陷入自責：他要是能早點回家，或許拿快遞的人就不會是吳敏，“這件事也就不會發生”。
偷拍事件一個月後，林峰被原工作單位以無法出差等理由勸退。案子如今是他最大的事，“處理不好會是一輩子的心結”。
幾個月來，因爲熬夜，他的免疫力持續下降，腎臟出了毛病，大腿浮腫，體重增加了二十多斤，醫生建議他“立刻住院”。從前的日子也遠去了：那時，他們會約着幾位好友看書聚會，再去遠一點的地方爬山，日程排得滿滿當當。他和吳敏的合影貼滿了冰箱，都是喜樂。
吳敏熱情善良，路上遇到流浪貓，都會抱回家悉心照顧，給它取一個亮堂堂的名字，“璀璨”。她還是中華骨髓庫和遺體捐獻的志願者。
林峰想不通，這麼一個姑娘爲什麼要承受這樣的謠言。
爲了避開小區的閒言碎語，吳敏把散步的時間推遲到了深夜十一二點，8月悶熱，她也戴着口罩，裹得嚴嚴實實，只露出一雙眼。
熱得喘不上氣，汗水也順着臉淌下來。她儘量不與人對視，“怕被人認出來” 。僅有的幾次外出，是去律所。途中遇到路人拍照，明知對方沒有惡意，她也會條件反射般躲開，避免入鏡。
有次路過一對夫妻，走開了四五十米，林峰聽到身後傳來議論，“剛那女的是不是被造謠的那個？”兩人不由地加快了腳步。
8月7日報警前，小區居民在業主羣裡的話，更是口無遮攔。吳敏難以釋懷，那些圍觀者“吃瓜”的表情。
在她的原單位，一位8月1日入職的新同事偷拍了她，把三秒的視頻發給了打包傳播的第三人陶力。吳敏報案後，這位同事還私信她，“那個男的呢？你們發生關係了嗎？”
那幾天，她收到太多這樣的信息了。就連遠在國外的人也發來短信問：“聽說你和快遞員發生關係了。”那些以關心爲名的打探讓她很不舒服，她開始頻繁地刪除聯繫人。
消息在公司傳開後，原單位以“其身體、精神狀態十分疲弱，已對公司業務開展造成嚴重影響，且短期內無法復工履職，同時對公司聲譽產生一定負面影響”爲由，勸退了她。
勸不動女友時，林峰也會蜷曲在沙發上，這是他最難受的時刻。他會靜靜的安撫吳敏，直到她緩過這股勁。
到了深夜，吳敏會猛地身體抽搐，發出“啊”地尖叫。驚醒後，她止不住地念叨在夢裡被人追殺的場景。這讓林峰感覺，“太反常了”。
9月8日上午10點，吳敏和男友林峰來到醫院，當她掏出一疊厚厚的檢測報告遞給醫生時，醫生溫柔地對她說了句，“這件事對你的傷害這麼大，他們這麼做的原因只是好玩嗎？”
她瞬間繃不住了，眼淚順着眼角掉了下來。這一天，她被確診爲抑鬱狀態。
吳敏的抑鬱症診斷報告。
和解
吳敏和林峰一度想過和解。
郎斌拘留期間，他的妻子主動添加林峰的微信表達歉意。在微信頭像上，他們看到了郎斌的孩子，“可能就兩三歲”。
吳敏覺得，孩子太可憐了，如果郎斌被判刑，那孩子也許要揹負父親的污點。而她，也想通過和解，了結這件事，早日迴歸正常生活。
在和解方案中，吳敏希望對方發佈一個道歉視頻，完整陳述事情經過，她甚至主動提到，他們可以戴口罩和墨鏡錄製視頻。
但郎斌和何源進一步要求，視頻要打碼。
這激怒了吳敏。她想起，郎斌當時偷拍她時，哪怕打個碼，事情也不至於如此糟糕。她越想越憤怒，雙手不自覺地發抖，連微信都發不出去了。
不久後，何源又私下找過一次吳敏。
那次在咖啡廳的見面，何源對她說了聲“對不起”。事情過了這麼久，這是她聽到的第一聲道歉。
她有些被打動了，但後來她覺得，“其實是被自己感動了”，何源此行是希望減少賠償。
吳敏曾要求每人賠償五萬八千兩百元的費用，包含吳敏6個月的工資、林峰3個月的工資、律師費、公證費及處理此事產生的交通費用等。
對此，郎斌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他的確有錯在先，“也給對方造成了一定的傷害，但該做的已經做了”。
郎斌稱，他已按要求錄製道歉視頻，但吳敏方卻遲遲不肯公佈，並聲稱道歉毫無誠意。“她提的賠償金額還有一些內容不太合理，我要求是看明細流水之類的，但是她也都沒有做，後面就沒有聯繫了。”
對此，林峰迴應稱，郎斌自始至終沒有在任何場合問他要過流水。
最終，雙方未能達成和解。
造謠女子出軌快遞員迴應：很後悔，我是結過婚的，傳出去多不好（來源：~）
10月26日，吳敏向杭州市餘杭區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要求以誹謗罪追究郎、何兩人的刑責。
吳敏來到餘杭區人民法院遞交自訴材料。
讓代理律師鄭晶晶印象深刻的是，吳敏看上去有些疲憊，但她內心十分執着。
8月12日，吳敏在微博發佈動態：“大家如果看到傳播的誹謗信息，請截圖發我！拜託各位了！”她會一條條點開網友的微博私信，保存有效證據，並逐條答謝。
她也開始在業主羣裡發聲，表明自己受害人的身份，並呼籲鄰居們通過截圖或錄屏轉給她相關信息。
有人發來安慰、道歉，也有人幫她收集證據。這些支撐讓她逐漸找回力量，壓在心裡的一塊石頭好像移除了，她“抱着手機委屈地哭了好一會兒” 。
鄭晶晶理解吳敏對拘留九天的結果“無法接受”，她提出了兩種方案：
其一是刑事自訴。但調查取證的難度較大，沒有警方的偵查權，哪怕是律師，調查取證的權限也十分狹窄，普通人更不夠，證據固定存在障礙。
第二種方案是走名譽權侵權的民事訴訟。就目前的證據而言，鄭晶晶認爲該方案的勝訴機率更大，賠禮道歉及賠償損失的訴訟請求都沒有問題，而且這個方案可以主張精神損失賠償金。
但吳敏當即決定，選第一種，“只要有一絲立案的可能，我們就選擇刑事自訴”。
她想過可能立案，也可能被駁回。如果駁回的話，也許會難過，接受也需要時間，但終究不會因爲沒有追責而後悔，“即便有波動，也是無憾的波動”。
“我不是一個人”
決定站出來後，吳敏陸續收到陌生人的大段私信。
一位獨居女孩告訴她，自己晚上睡覺會感到害怕，所以一宿不關燈，這被同小區的人拍了下來，發到了業主羣裡。
“你是不是在接客？”“你是不是不良行業的從業者。”
謠言在小區裡迅疾傳播，女孩感到周圍人不加掩飾的厭惡目光。
吳敏用自己的經歷鼓勵她，也談到自己的維權經驗。但回覆就像沉入大海，女孩再沒了消息。直到半個月後，對方發來一則信息，說她患上了抑鬱症，正在住院治療。
這件事深刻觸動吳敏，讓她感到不是爲自己一個人“要公道”。
在她的微博樹洞裡訴說的受害人，年齡都很小，有的可能還沒畢業，或者剛步入社會。她們自身“沒有那份力量”，面對謠言和網絡暴力，“最先展現的是恐懼、退縮和不知所措”。
吳敏想到自己也曾經歷這些，可能因此錯失收集證據的機會，最後往往是維權失敗，“當壞人沒有受到懲罰的時候，她們只會懲罰自己” 。
12月14日，吳敏收到了“今年以來的最好消息”：杭州市餘杭區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她的刑事自訴。
餘杭法院立案受理吳敏（化名）的刑事自訴。
“立案了，我這個坎就過去了”，她對澎湃新聞說，“立案說明這件事情是違法行爲，不是開玩笑” 。
採訪間隙，吳敏走到陽臺，點燃一根菸，緩緩吐出菸圈，她微微閉上眼養神，這是難得的片刻寧靜。
她還沒來得及打算未來，有人勸過她離開這裡，她毫不猶豫地反問：
“做錯事的是他們，我們爲什麼要躲？”
此前報道：
吳思思依然會收到來自網友的辱罵。
作爲杭州“少婦出軌快遞小哥”事件的受害者，她終於走出網絡暴力帶來的“社會性死亡”陰影，並可以無視一些男性網友的不友好評論，但一些女網友“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的言論，還是會讓她感到寒心。
這也讓她更加明白，追責之餘有必要做些什麼。
（事情發生後，吳思思的煙癮變得很大，她常坐在陽臺上抽菸，收養的流浪貓璀璨陪着她。）
在用法律對造謠者進行追責的同時，吳思思正嘗試把自己變成一座橋，橋的這邊是同她一樣正在遭遇和已經遭遇誹謗侵害的女性，橋的那邊是媒體從業者、法務工作者和心理諮詢師等所有能集結起來的力量。吳思思越來越相信，她是在爲和她有相似遭遇的“她們”維權。
受害者吳思思走到了臺前，造謠者郎滔、何愷卻努力地與事件進行切割。
在被行政拘留9天后，郎滔的變化不僅是減掉的7斤體重，他從朋友口中的“阿郎”，變成了警方案件通報裡的“郎某”。
他的手機裡滿滿都是陌生網友的謾罵，他在受訪時依然堅持造謠是因爲“閒得難受，開個玩笑”。而原本明年準備結婚的何愷，則努力躲避着媒體的追訪。
造謠的出發點：閒得難受
郎滔坐在便利店裡，透過百葉窗看向窗外。
一位中年男性顧客走過來，郎滔起身、回頭，手伸向背後的香菸貨架，幾乎在顧客說出香菸品牌的同時將煙遞給了顧客。
“有時候他們還沒走進店，我看樣子就知道他們要什麼。”郎滔說話的時候，總是帶着一點玩世不恭的笑容。他今年27歲，中等偏上的個頭，穿襯衣搭配黑色工裝外套，長相和打扮都很年輕帥氣。
便利店的工作重複且枯燥，今年7月初，郎滔纔開了這家店。這是杭州良渚一小區旁邊最普通的便利店，除了賣一些生活用品，也賣一些關東煮、烤腸等小食品。顧客類型基本固定，周邊工地上的工人會過來買一包便宜的香菸，有些主婦直接穿着棉睡衣進來拿點油鹽醬醋等生活用品。偶爾會有附近路過的年輕人，在便利店裡買關東煮、烤腸等湊合一頓飯。大多數時候，郎滔和顧客之間的交流基本不會超過三句話。顧客詢問物品擺放的位置，郎滔回答，買單後交易結束。
郎滔已經記不清楚7月7日那天爲什麼要去隔壁的快遞驛站。也許是爲了取快遞，也許是去幫忙。當時便利店裡沒有顧客，百無聊賴的郎滔就把鏡頭對準了一個前來取快遞的漂亮女孩，隨手拍攝了一段長度9秒的視頻。
（郎滔在便利店裡，便利店的生活單一枯燥，經常要工作到凌晨2點）
入鏡的是他此前從不認識的女孩吳思思。在驛站門口等着取件的吳思思還不知道，隨着郎滔鏡頭的打開，一個巨大的輿論漩渦，已經向她露出猙獰的黑洞。
郎滔將拍攝的視頻發到了杭州良渚本地一個275人的車友羣。同在車友羣的何愷聯繫郎滔，提議編點劇情一起去“耍耍”羣友，倆人一拍即合。在倆人僞造的聊天中，吳思思是獨自在家帶孩子的“寂寞富婆”，和所謂的“快遞小哥”發生關係。
勁爆的“劇情”發到羣裡，羣友們或誇張、或驚奇的反應，都讓郎滔有了莫名的“滿足感”。和羣友的聯繫，是郎滔生活中打發時間的重要方式，也是他生活中的調味品。
沒有顧客的空閒時間，郎滔大多數時候就坐在收銀臺後的摺疊椅上玩手機，爲了將更多的空間留給貨架，收銀臺後的空間被壓縮到了最少，郎濤個子高，坐在裡面需要側着蜷縮身子。郎滔喜歡車，他加入的車友羣裡基本都是20多歲的男性，平時就是“吹吹牛”，一起“看看段子”。郎滔喜歡熱鬧，是羣裡非常活躍的人。
就在郎滔以爲這個拙劣的玩笑已經過去時，一個月後的8月4日，車友羣內一名姓陶的羣友將上述聊天記錄和吳思思取快遞的視頻，打包發送到另一個羣中，在 “有圖有真相”的視頻“佐證”下，“少婦出軌快遞小哥”的謠言開始擴散。
郎滔說，陶某轉發視頻和聊天記錄的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可真是挑了個好日子。”
一場關於流言的無妄之災
四個月前的8月6日晚，吳思思第一次看到了那段偷拍視頻與編造的聊天截圖。
“不可思議，我整個人都是懵的。回過神就覺得憤怒，特別的憤怒。”吳思思反覆觀看着那段視頻。那只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取快遞場景，自己穿着長度到小腿的連衣裙，也沒有任何輕浮的舉動，甚至都沒有和其他人進行多餘的交流。
輾轉難眠的一夜後，吳思思發現事情朝着她始料未及的方向發展。8月7日上午，視頻傳到她所在的同事羣、小區業主羣與超市團購羣。
謠言登上了杭州本地的熱搜榜，視頻造成的惡劣影響開始輻射到現實生活中。從吳思思所居住的小區居民，到吳思思的公司同事，以前北京的同事都在議論這段視頻和截圖，她甚至收到一位網友從國外發來的信息，只有一句，“你和快遞小哥上牀視頻我們全都看了。”
郎滔與何愷編造的聊天截圖裡，郎滔使用的是真實微信號，而何愷是註冊的小號。不少認識郎滔的朋友紛紛發視頻來向他打聽“是不是真的”，“你怎麼知道的”，“你們什麼關係”。
“我覺得這個事有點鬧大了，就在羣裡發了聲明，說我是鬧着玩的，我是編造的。”郎滔說，編造的謠言過了一個月了，還能被人翻出來轉發擴散，他覺得羣友陶某可能是“別有用心”，但現實中自己和陶某並不認識。“我不知道他的用意到底是什麼，我覺得可能純粹就是閒得難受。”
“閒得難受”也是郎滔對自己拍攝視頻出發點的解釋。因爲“閒得難受”，所以“開個玩笑”，郎滔解釋，他對吳思思並無惡意。“我壓根就不認識她。你想我如果要針對她，爲什麼要用我自己微信去僞造聊天？”
一直到此時，郎滔和何愷還是認爲，“這就是個玩笑”，充其量，也就是惡作劇的標準。
事情的發酵程度顯然早就超出了“開個玩笑”的範疇。在名譽和生活都受到嚴重損害後，8月8日凌晨4點多，吳思思決定報警。她在朋友圈對此事的經過進行公開說明，其中有一段寫道：“選擇站出來說這些不完全是爲了自證清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女性遭遇過、正在遭遇或許以後可能遭遇和我相同的境遇，只是希望不要退縮，勇於抗爭到底。”
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餘杭區公安分局對造謠者郎滔和何愷做出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二人“利用信息網絡公然侮辱、誹謗他人，屬於情節較重”，拘留9天。
接近“社會性死亡”
造謠者雖然被拘留，但惡毒的流言就像水蛭，追逐啃噬着吳思思。
爲了收集整理資料，也因爲狀態不好，吳思思請假一週。8月15日，她接到公司人力部門的電話，對她進行勸退，“人力告訴我，讓我在家好好休息，再找找工作。”因爲情緒極度不穩，擔心她在家出問題，男友徐建爲了照顧她，也離職了。
這是他們在杭州的第一份工作。在此之前，倆人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多年，因爲喜歡南方的環境和氣候，今年春天剛來到杭州。吳思思是出色的品牌設計師，今年是她工作的第八年。她還是公司的總經理助理，工資每個月可以拿到1.5萬。
在這個事情之前，不管是學習、生活、工作，一切的一切，都在吳思思提前設計好的生活軌道上進行。
“當時來杭州也是我的主意。我們對比了很多城市，覺得最喜歡杭州。”吳思思說話的時候，她養的肥貓“璀璨”會不斷地過來蹭蹭她的腿，或者跳上桌子用毛茸茸的腦袋去蹭她的手。吳思思笑着揉小貓的腦袋。這是她來了杭州後收養的流浪貓。吳思思喜歡一切柔軟的東西，她穿着粉紅色柔軟的家居服，客廳裡是毛茸茸的墊子，因爲早上沒有梳洗，長長的頭髮垂到胸前。
在面對謠言的時候，吳思思變得異常地冷靜、堅強。她冷靜地收集誹謗信息，一個一個地安排好媒體採訪的時間，在自證清白的同時留存證據。
不是沒有崩潰的時刻。在毫無預料之下遭到這樣令人崩潰的詆譭，她吃不下東西，煙癮變得很大。晚上整宿整宿地睡不着，有時候睡一會就被各種噩夢驚醒，醒了就抽菸，一天能抽掉一包香菸。
辱罵和流言像織了一個繭，把吳思思困在其中。她想要突破，想要重新找回生活的主動權。她投簡歷，尋找新工作，良好的從業背景讓她順利地進入到面試最後一關，但是當面試官提出“你爲什麼要從上一個公司離職”問題後，對話往往尷尬地終止。
吳思思自覺已經接近“社會性死亡”，在職場努力打拼8年，卻抵不過一場流言帶來的無妄之災。她覺得被社會拋棄了，她和世界之間，隔着一層有色眼鏡。9月8日，她在醫院被診斷爲抑鬱狀態。
吳思思曾經跟郎滔和何愷商量過賠償和道歉事宜。她相信兩人錄這個視頻的出發點是“開玩笑”，雖然存在惡意，但並不是針對誰，只是那天恰好被自己趕上了。
偷拍事件對她的傷害是切切實實地造成了。她把自己的各種工資、案件證據公證費用、律師諮詢費等單據整理好，男友徐建約了郎滔和何愷面談，提出每人58000元的賠償。此外，吳思思寫了一個說明，要求郎滔和何愷兩人錄製視頻道歉。
吳思思主動提出郎滔和何愷可以在視頻拍攝的時候戴墨鏡、口罩。“我自己經歷過網絡暴力了，雖然他們確實是犯了錯，但是我不想要讓我經受的網絡暴力轉移到他們身上。”吳思思說，郎滔已經結婚生子，有個四歲的兒子。之所以當初想息事寧人，是怕自己將來後悔，“我怕毀了他們，我怕我老了以後想起來，因爲我的原因，毀了兩個人，毀了兩個家。就算是他們罪有應得，但是我怕自己後悔。”
令吳思思意想不到的是，原本自認“退步”的和解，變成了一場談判“拉鋸戰”。
吳思思發去的道歉聲明版本，對方改了兩遍，最終拍攝出來的版本，又有改動。
不僅如此，吳思思告訴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對賠償金額，何愷一直在討價還價，希望賠償降到3萬元。“我覺得他道歉的目的是講價，這不是一個認錯的態度，這個道歉我沒辦法認。”
郎滔同樣認爲賠償金額過高。他表示，“吳女士這個錢要的太高了，她應該提供月工資流水，我們按照流水給她賠償。對於她男友的失業造成損失，我們憑什麼要賠償？”
和解不了了之。“他們沒有一個承擔錯事的態度，我放棄了與他們和解，決定打官司維權。”吳思思說，“截至12月，我的損失超過了20萬。但是我不接受道歉，賠償也可以一分不要。”她已經提起刑事自訴，只希望偷拍誹謗者可以承擔刑事責任。
至於視頻傳播者陶某，警察認定陶某爲不知情傳播。陶某在羣裡發佈了公開道歉後，主動找到吳思思的代理律師，達成了和解。
拘留9天，瘦了7斤
作爲這場誹謗風暴的另一個核心，在便利店裡，聊起被拘留的9天，郎滔說，“就進去了唄”。
“在拘留所裡就是看電視，吃飯，睡覺，每天也會學習。”說起被拘留的9天，郎滔表現得輕描淡寫，彷彿被拘留只是出了一趟家門一樣“輕鬆”。
他的手機號被人泄露後，每天都會收到陌生人的辱罵信息。郎滔的對應方法是不聽、不看，不回；來自全國各地的媒體記者不斷給他打電話，他看到陌生號碼乾脆不接。
他也會用調侃的語氣說起遭受的網絡謾罵，現實卻讓他無法完全像鴕鳥一樣——郎滔的手機上，密密麻麻全是未讀信息的紅色標點。在受訪時，郎滔隨便點開當天上午剛收到的信息，一連三條全是陌生網友發來的侮辱和謾罵。
與他表現出來的輕描淡寫不同，實際上，拘留的9天對郎滔而言也絕對不可能輕鬆。無意之中，郎滔說起拘留前後的體重變化：“拘留了9天，我出來後瘦了7斤。”
因爲“身上有了污點”，因此他和朋友一起合夥的一家房產中介公司被迫更換法人。同樣作爲“被全網譴責的對象”，何愷直接清空了微博抖音等社交信息，把自己從互聯網的一切痕跡都盡力抹去。
從“阿郎”變成“郎某”
郎滔不認可吳思思說的“社會性死亡”。
27年的生活中，他幾乎沒有離開過良渚。在他的認知中，“社會性死亡”是個僞命題，“你別告訴別人你是視頻裡的人不就行了嗎？誰會知道呢？”
他讀書一直都在杭州，職專和大學都是學的烹飪專業，大學期間他還代表江蘇省到北京參加廚師大賽，還曾在人民大會堂領獎。這也是他記憶里人生的高光時刻。
在造謠被拘留前的人生中，郎滔經歷了一個普通青年所經歷的日常。普通又辛苦的工作，按部就班地戀愛結婚。普通的生活中，郎滔有一點“愛炫”的小虛榮：他把飯店關閉後和朋友合夥加盟的房屋中介公司稱作“搞地產”。因爲喜歡車，喜歡動靜，他改裝了自己的凱迪拉克，“炸街”的時候，車聲一響，真個小區都能聽見。
他的“社會性”都在良渚。他把網上的“郎某”和線下的“郎滔”割裂開。迴歸到線下，他會認真地保護自己。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哪怕是一個看不清的側臉，他都會親自看着記者刪除照片。
親戚朋友還是知道了這件事。對於自己這邊的親戚朋友，郎滔不擔心會造成形象的危害，因爲“他們都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我就是開個玩笑。”
但是面對妻子家的親戚，郎滔還是會覺得難堪。一些親友不方便問郎滔，就追問他妻子具體的事情經過。有時候被問急了，妻子只能說：“我也沒有辦法，我都已經嫁給他了。”
因爲派出所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上稱郎滔爲“郎某”。郎滔說，以前朋友都喊他“阿郎”，現在自己出門，朋友們都喊他“郎某”。他給記者看了一段視頻，視頻中一羣人在推杯換盞，有人一邊拍視頻一邊大聲喊：“我跟全網最火的郎某吃飯啦！大家來看看他什麼樣！”
這羣線下的朋友基本都跟郎滔有着差不多的家庭環境和成長經歷。在這羣朋友中，郎滔盡力地維持着他的形象和聲譽。在他看來，“偷拍造謠”不會對他在朋友中的聲譽造成多大的損害，但是“不講義氣”的危害，可能更大。
正因爲如此，事情發酵以來，相對於何愷習慣躲避媒體，他願意把面對媒體的事情擔下來，言語中頗講義氣：“他（何愷）心比較小吧，受不了這些，面對這些他整晚都睡不着覺。而且他明年就結婚了，別因爲這個事黃了。”
對於視頻傳播者陶某，郎滔也不想去追究，“大家都是在這個圈子（良渚）裡混的。”
不過，即便如此，郎滔還是覺得自己有點冤。“整個事我覺得我就是個‘打配合的’，也不是我提出來的要編瞎話，也不是我對外轉發的，但是我也做錯了，拍視頻就不對。”
“那你覺得自己到底哪裡錯了呢？”記者問。
“我……不尊重女性吧。”郎滔說，自己也看了一些評論，說他不尊重女性。“其實我們家基本都是我來做飯的，我這兩天感冒就是因爲洗衣機壞了，我老婆讓我用手洗衣服凍感冒了。”
面對網上一些說郎滔是“開豪車的富二代”的評論，郎滔並不認可。“你見過什麼富二代會開便利店？這麼累，比我當時開飯店還累。我要從中午11點就上班一直到凌晨2點多才下班，一天要在這裡工作十五六個小時。”
“那你後悔了嗎？”記者問。
“後悔啊，我每天都後悔。但是後悔有什麼用啊，我做都已經做過了。”
爲“我們”維權
經歷了一次次的崩潰和心理重建後，吳思思正在重新找回對生活的控制權。
“‘社會性死亡’最令我恐懼的地方，是我不知道社會什麼時候才能接納我。”吳思思說，她不清楚這種狀態要持續多長時間，這種“未知”最令其恐怖。她努力地走出恐懼，因爲她相信曾經的努力和自己的能力，不會因爲社會一時間的不接納而清零，“既然這個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了，那我就要讓這段時間也變得有意義。”
令她感到欣慰的是，男友及雙方的家人一直溫和而堅定地站在她的身邊。
在和父母打電話的時候，父母會小心翼翼地觀察她的狀態，會照顧到她的情緒。所有這些她愛的人和愛她的人，在面對流言蜚語的時候，堅定地、溫和地站在了她的身邊，和她一起去抵擋風雨。
吳思思有時甚至會感到慶幸。她慶幸自己今年28歲，而不是18歲。“如果是我剛步入社會的時候遇到這種事情，我恐怕會堅持不下來，我會首先找我自己的缺點，我會否認我自己。但現在我不會了，我知道自己沒有做錯什麼。也許未來我會離開杭州，那是因爲我不想在這座城市生活了，絕對不是因爲我陷入誹謗而離開。”
自吳思思在微博上公開遭遇以來，陸續有和她相同遭遇的女性來留言。她們大多20歲出頭，剛步入社會，甚至還有18歲的學生。謠言在她們所處的社區或是學校內流傳，“基本上就兩種類型，一種是說你出軌，另一種說你是性工作者。”這些圍繞在女性身上的“蕩婦羞辱”，困擾着這些素未謀面的女孩子們。
一個獨居的年輕女孩告訴她，因爲害怕黑夜，自己每晚開燈睡覺，“被鄰居造謠她是不良職業者，時常有人路過她的窗邊，說些難聽的話。”她鼓勵道，“你別害怕，把證據先錄音或拍下來。”
吳思思理解她們，也爲她們感到擔憂，“在她們這樣的年紀，別說是諮詢律師，可能連如何報案都不知道。”
吳思思的微博上每天都會有幾萬條的留言。有很多男性網友發來辱罵信息，吳思思不理他們。讓她不理解且覺得比較難受的是，一些女性網友發來的辱罵信息，其中“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一個巴掌拍不響”這樣的措辭讓她感到氣憤。
如此種種，讓吳思思堅定了一定要追責到底的決心。
“一旦我妥協，一些女生看到我先是勇敢地站出來，最後還是退縮了，那我們還要不要站出來爲自己維權，這是會帶來直接影響的。”
她說，她想成爲一座橋樑。橋樑的這邊是一些正在遭遇和已經遭遇誹謗侵害的受害者們，橋樑的這邊是媒體從業者、法務工作者和心理諮詢師，這是她最近一直在思索的東西，“能不能把這些力量集結起來，這些女孩她們很多都不懂，一點外界的幫助，就可以給她們很多力量。”
吳思思說，她希望能夠變成可以幫助這些女孩的“力量”。
“我現在一點也不恨誹謗者，他們從來沒有真正的走進社會，他們只是年齡增長了，但是心智卻從未長大。他們對女性的力量一無所知。女性不是他們想象中的弱者。與其說我現在是要對他們追責，不如說是對他們這種人追責。”吳思思說，這條路很難，很長，鮮有人走過，但是她已經準備好了。
“到那時，我不再是一個負面新聞的受害者，而是以一個正能量的形象出現，我不是爲了我自己維權，是爲了很多像我一樣的‘我們’。”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