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學者：不要像日本社會那樣 對年輕人過度消耗
（原標題：人口學者黃文政：老齡化背景下需統籌考慮生育、延遲退休問題）
“應該通過醫療保障給老年人更多的安全感，而在收入分配上要對年輕人更友善。”
隨着“實施”將至，延遲退休成爲熱議的話題。
11月，《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規劃《建議》）提出，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
爲何要實施延遲退休？近日出版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學習輔導百問》（以下簡稱《百問》）中提出，這是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充分利用人力資源、促進社會保險制度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需要。
在現行制度框架下，全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預計到2029年當期將出現收不抵支，到2036年左右累計結餘將告耗盡；企業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預計在2024年出現累計赤字。如不實施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政策，養老保險撫養比將從2019年的2.65:1下降到2050年的1.03:1。
爲何我國老齡化發展如此迅速？老年撫養比的快速下降意味着什麼？在延遲退休的框架下，如何更好的利用老年人的人力資源？
爲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人口學者黃文政，解讀上述問題。黃文政指出，延遲退休與少子化關係密切，需要統籌考慮生育、老齡化、延遲退休等問題。
撫養比壓力提升
《21世紀》：如何評價我國老齡化的水平，爲何發展如此迅速？
黃文政：2019年末，我國60週歲及以上人口25388萬人，佔總人口的18.1%。如果對比人均GDP排名和老齡化排名，可以看到我國的老齡化水平遠遠超過同等人均GDP國家：我國人均GDP排名70名左右，但老齡化排名非常靠前，而且佔比在快速增長。
造成這一局面的有兩個重要因素：首先是人均壽命越來越長，另外一個因素就是年輕人口太少。我國現在的人口結構是一個“橄欖型”，這是由於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初出生了較多的人口，因此我國目前的人口結構是中間大兩頭小，處於中間年齡段的人口較多，但是隨着生育率的下跌，未來老齡化的發展會越來越迅速。
《21世紀》：規劃《建議》輔導讀本文章預計，2053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4.87億的峰值，這一老齡人口的數據意味着什麼，如何影響國家人口安全和國際競爭力？
黃文政：4.87億的峰值是人數上的峰值，不是佔比上的峰值，因此並不意味着到了2053年老齡化會開始緩解。如果生育率繼續下跌，老齡人口占比會持續提升。新出生的孩子很少，並不會立刻導致老齡化，而是會有一個延遲的效應。
老齡化的持續發展，對我們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競爭力會帶來衝擊：首先，老齡化意味着整個社會的活力開始衰減，其次是整個養老體系的負擔越來越重，因爲往裡面交錢的人少了，領錢的人多了。
具體來看，年輕人佔比的減少，意味着購房、購車等消費需求的減少。另一方面，老年人的創新能力和創業能力，很難與年輕人相比。我國的經濟目前發展良好，是由於現在有人口紅利，但是隨着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減少，需求也在萎縮，因此從人口上考慮，這種發展不可持續。
《21世紀》：你剛纔談到了養老體系的負擔，能否從家庭和社會的角度談一下關於撫養比的問題？
黃文政：隨着老齡化的上升，社會撫養比也在下降，社會撫養比的意思是勞動力比上需要撫養老人的數量。如果老年人口上升，但年輕人的數量也在往上增長的話，這其實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是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在往下跌。如果年輕人在減少，老年人口又在增加，對整個社會和家庭的撫養比，是不是會產生一個特別大的壓力？
我們現在典型的家庭是“421”，也就是4位老人，兩個年輕的父母和一個孩子，那麼年輕人的壓力當然很大，老年撫養比當然很低。有一些老年人說，我不需要孩子撫養，我有退休金，但其實這背後的意思是一樣的。退休金的意思，並不是說一位老年人在年輕的時候，在工作賺到錢之後，把錢存下來給自己老年的時候使用，而是意味着有一個記錄的“功勞本”：你年輕的時候做了這麼多貢獻，老年的時候獲得收益。但實際上，老年人的商品和購買力，最終還是工作人口來創造的，退休金還是年輕人口去負擔的。因此無論是家庭還是社會養老，本質上沒有區別，都需要年輕的工作人口去贍養，年輕人越少，撫養比自然越低。
老齡化背景下的就業
《21世紀》：因此需要實施延遲退休，主要是爲了應對撫養比的持續降低？
黃文政：目前，我國老齡化較爲嚴重，尤其是隨着老齡化的發展，未來退休年齡會越來越大，這是一個無法避免，而且會持續的過程。
但我們需要面對一個現實，那就是除了少數工作外，大部分老年人在年齡提升之後，工作效率、反應速度、體力等都比不上年輕人。現在，不少企業招聘都提出一定的年齡限制要求，需要考慮如何更好的利用老年人的勞動力。
《21世紀》：你覺得有什麼辦法更好的發揮老年人的勞動力？
黃文政：我認爲，還是要和目前少子化的現狀聯繫起來。現在的一個情況是，在很多老年人50、60歲退休之後，其實會幫忙家裡的年輕人帶孩子，這也是某種意義上鼓勵生育，爲解決少子化做貢獻。但如果延遲退休，那麼其實這一塊對家庭的付出就是負面的影響。因此我認爲，幫忙家裡帶小孩，其實也相當於工作。
換句話來說，在延遲退休之下，一位老年人可以選擇繼續工作而獲得工資，但也可以選擇在家裡帶小孩，讓年輕人出去工作，這是否可以通過某種形式獲得補償？
另外一塊是，中國社會很缺乏3歲以下的托育服務，這導致中國父母，尤其是職業女性很難去生育一個以上的孩子。但現在不少老年人是比較有空閒時間的，比如很多城市一到下午4點、5點，很多老年人在跳廣場舞，但其實可以引導他們對社會發揮更正面一些的作用。20、30年前，其實我們有很多年齡較大的阿姨幫忙帶小孩，但是現在隨着少子化，很多家庭對孩子的健康安全非常重視，如果鼓勵舉辦托育所，能不能讓家長放心。現在這個矛盾其實還是看不到什麼太大的解決辦法。
《21世紀》：延遲退休也是降低年輕人養老壓力的一環，如何更好的平衡老年人和年輕人的收入分配？
黃文政：現在真正在工作的年輕人其實非常辛苦，一些老年人的退休金甚至比年輕人的工資多，這導致不少中國家庭出現“啃老”的現象。在收入分配中，我認爲還是要照顧年輕人，因爲年輕人需要買車，需要買房，需要養小孩。
對老年人來說，關鍵的問題是養老效率的問題，也就是有很多醫療康養上的需求。因此我認爲應該通過醫療保障給老年人更多的安全感，而在收入分配上要對年輕人更友善。不要像日本社會那樣，對年輕人過度消耗，而要讓他們釋放出更多的生育和消費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