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的前世今生

洪宇

科舉制度中國可以說是影響至深,直到現在中國的各種考試也延續着古代科舉制度中的一些習慣,比如北宋太宗時期制定的糊名考校法,蓋上考生姓名讓主考官不知試卷爲何人所寫,以期達到公平公正的效果,這種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日。科舉制的誕生取決於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在經過魏晉南北朝漫長的混亂後,原來確保士族階級利益九品中正制已經成爲時代發展的阻力,動盪與少數民族政權隨之帶來的是士族壟斷的瓦解。

京都學派的代表人物宮崎市定的《科舉史》,將中國的科舉制度自興至亡的全過程進行了梳理和分析。此書成書於1946年,當時正值二戰末期,日本國內局勢動盪,宮崎市定在接受東亞研究所所託,研究清朝官制官吏任用制度時,撰寫了一部以科舉爲中心的清朝官吏制度的研究著作。在宮崎市定被應召入伍前,他將這部被視作自己“遺稿”的作品寄給了出版社,確保自己的研究不會隨着戰火消失。戰爭的結束,讓宮崎市定和他的書稿躲過了一劫。然而1946年這本書出版後,卻幾乎沒有銷量,隨之在市面上絕版。直到隨着日本從戰後緩和過來,經濟開始騰飛後,這部著作才重新被大衆所重視,成爲日本人研究中國科舉制度的必看書目

宮崎市定在1946年版本上增訂修改過後,全書共分爲四章。第一章概括總覽整個古代中國的科舉史,以明清時期爲界限,分別介紹了科舉制度發展前期與後期的不同階段與歷史意義。第二章則以他最早的研究爲基礎,以清朝爲例,詳細講述了科舉制度的全貌,從各個角度描述了科舉的全過程。第三章從更高的視野看待科舉制度與中國社會的各方關係,階級的變化、官僚階級的生活與朋黨組織、科舉與中國古代學術發展的關係等等。最後一章則是介紹了科舉制度的崩潰以及它的歷史意義。

除了書中詳細介紹科舉制度的各項細節外,我們還能瞭解到科舉制的誕生與古代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相結合。在科舉制以前,九品中正製取代漢代的孝廉制度,成爲國家選拔官僚的唯一制度,初衷本爲了網羅全社會的人才,卻沒想到成爲地方勢力世家大族權力壟斷的助力。這導致了皇權的繼續衰落,以至於出現了像東晉那樣“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因此普通寒門的力量逐漸被皇權所重視,在當時的權力對比中寒門處於絕對弱勢,但皇權也非處於絕對強勢的地位,士族大家卻成爲皇權的極大威脅。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皇權與寒門的結合就成了必然,他們都有消除士族,成就自我的意願,在歷史的發展中,在這種大趨勢下,逐漸演化成爲制度,就變成科舉制。

有人說,科舉制度源於漢,興於隋,盛於唐,成於宋。在唐代科舉制度雖然是王朝選拔官員標準,但當時科舉考試製度並不成熟完善。在百年間,通過皇權的發展、官僚集團革新,科舉成功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建立了一個對於皇權有着高度認同的官僚團體。這是皇帝願意見到的局面,但是一旦這個局面形成,這套制度也就固化落後了,因爲目的已經達到,之後的所有變革都是在不斷地加強這種理念而非突破。

科舉制得以留存最大的優勢在於它的開放和公平。科舉制所提倡的理念,天下大同、人人平等,通過自己的努力爭取實現階層魚躍。但科舉到後來逐漸僵化,甚至成爲阻擋階層流動的巨石。在書中宮崎市定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科舉制的目的並非培養民衆的知識素養而是在於選拔。古代中國並不重視基礎教育,只管選拔人才,而不投入人才培養的成本,因此教育的成本始終都由民間應考者本人承擔,自然導致了教育水平的下降。

民間的私立教育機構基於現實考量,也都紛紛轉變爲只爲科舉考試而生的預備學校。基礎教育成本的提高,也會導致看似公平開放的政策制度,逐漸由家世好、經濟條件好的階層所壟斷,他們有更多的資本可以投入到對孩子的教育中,地方勢力與朝廷官員逐漸結合成利益羣體,積極培養選拔自己家鄉或與自己有關係的人進入官場,成爲自己的勢力。選拔權在朝廷,然而培養官吏的權力卻在民間,如果要求官吏成爲肱骨、爲國家盡忠效力,不結黨營私,自然有些力不從心。只能通過科舉這一制度,緩解朝廷對於人才的失控,不斷增加考試,更改考試方式,讓科舉制度越來越複雜。這樣才能讓朝廷將對官僚集團的把控權牢牢地抓在手裡,但這無益於對民間人才的培養,反而打擊了一部分人的積極性。

和平年代,政局穩定仕途波動較小,朝廷能夠提供的官職越來越少,有些優秀的人才甚至要在閒職上候補多年才能等到機會。而參加科舉的人則越來越多,從而導致選拔標準越來越嚴,選拔的方式也越來越奇怪,尤其到了清朝中後期,圍繞着八股文出題人和做題人都是絞盡腦汁。儼然到了此時,基於政治的需求,科舉制度已經從選拔人才變爲了把多餘的人才淘汰掉。可以說當我們聚焦於科舉制度的異化時,也需要看出埋藏在科舉制度背後公共資源的緊缺。

縱觀整個科舉史,我們看到了它誕生的必然,也看到了它的消亡,這一制度伴隨着封建集權制度,並且參與到其中。科舉制雖然在1905年被廢除,但廢除的只是科舉政治方面的影響,而科舉的道德觀念和內在的理想一直流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