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有光：可用“娥妮”作爲衡量國家成功與否的指標
本站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樂
你快樂嗎？如何才能做一個快樂的人？金錢和快樂一定成正比嗎？快樂的影響因素有哪些？本站研究局邀請長期從事快樂研究的全球知名華裔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解讀快樂的秘密。
我們在以前的一些文章，討論了爲何經濟發展，而人們的快樂並沒有顯著增加，爲何日本經濟停滯，人民快樂反而增加。這些情形，讓我們懷疑，用GDP爲主要的國家成功指標，是否是過時了呢？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2019）也強調，“GDP不是衡量福祉的好指標”。應該用什麼另外的指標來取代呢？大家大概會知道，我會要把快樂的因素包括在國家的成功指標內。
鄧小平說過，最終要根據三點：人民利益、生產力、綜合國力。這和快樂有沒有衝突呢？我認爲沒有衝突。既然人民最終追求的是快樂，則最終而言，人民利益就是人民的快樂。如果我們爲了增加人民現在的快樂，而犧牲長期的生產力與綜合國力，就會減少將來人民的快樂。因此，要講生產力與綜合國力沒有錯，但最終爲的也是人民的長期快樂。只要有考慮他者（不說他人，因爲不排除動物的快樂）以及將來的快樂，快樂應該是人們以及所有公共政策的唯一最終目的，因爲終極而言，只有快樂有內在價值。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有複雜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太重視GDP，而沒有足夠重視其他對快樂同樣（比起GDP）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因素，例如環保。這問題在其它國家，包括西方國家，也存在，雖然可能各國的情形與程度都不同。
不同的快樂與類快樂指數
那麼，我們應該重視什麼樣的指標呢？快樂指數應該是其中的一種。
比如英國萊斯特大學一名社會心理學家Adrian White在2006年發表的“世界快樂指數地圖”顯示，全球最快樂的十國當中，西方國家佔了七個。2020年的世界快樂報告中，更是全部最快樂的十二個國家，都是西方國家。
但2006年七月中，英國新經濟基金所發表的“快樂星球指數”（Marks 2006），剛好形成對比。新加坡聯合早報2006年7月31日社論指出，同樣是以178個國家和地區爲對象的“快樂星球指數”，排在前五名的都是發展中國家，西方發達國家反而落在後頭。其中，作爲全球唯一超級強國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居於第150名，還落在排名第131的新加坡之後。他們說，“可是，新加坡人竟然是亞洲國家和地區中最不快樂的一羣……這說明，就‘快樂’這個主觀意識而展開的調查和評比，不可能會有客觀的標準”。
這結論是對“快樂星球指數”的誤會。所謂“快樂星球指數”（HappyPlanet Index）並不是單單指快樂，而是快樂與生態足跡的比例，反映各國取得快樂的生態效率，能夠不嚴重地破壞生態，而取得較大的（人均）快樂水平，就有較高的“快樂星球指數”。美國雖然有相當高的快樂水平，卻造成大量的（人均）生態足跡/破壞，所以排名很後。
既然“世界快樂指數”與“快樂星球指數”是很不同的概念，當然可能會有很不同的排名。我們必須注意，才能避免誤指快樂指數不可靠。不過，“快樂星球指數”的計算法，也有不少問題。還有，一般的快樂指數與快樂的衡量也有不少問題，我們以後會進一步討論。
娥妮：環保負責的快樂國家指數
我們以前說過，研究快樂的心理、社會與經濟學者們近幾十年的研究的一個相當一致的結論是，在溫飽與小康之後，更高的消費並不能顯著地增加快樂，尤其是在全社會的範圍而言。（個人可能可以通過相對地位的提高而增加快樂。）這發現顯然指明，至少在小康之後，不應該再用GDP或GNP（國內與國民總產量）爲主要的成功指標。因此，類似小國不丹的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等基於快樂的指標的提出，非常必要！以GNH替代GNP，是以快樂替代產量，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以GNH來打第一炮，是很好的。
然而，作爲比較精確的指標，GNH是不完善的。GNH是總國民快樂。然而，我們應該極大化的不是總快樂，而應該是淨快樂。其次，一個國家如果極大化當年的GNH，可能會對其他國家以及將來的人們造成危害，例如通過對全球環境的破壞。因此，我提出比較可以接受的（尤其是每年度的）國家成功指標——環保負責的快樂國家指數（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縮寫爲ERHNI,“娥妮”。詳見Ng2008, Chen等2016）。
“娥妮”主要爲音譯，但也取娥妮（美麗女孩）的美好意義，因爲ERHNI是美好東西的指數。
只是一天快樂，馬上死去，肯定不好。因此，長期研究快樂的知名學者Veenhoven（1996）論述“快樂年數”（happy life years）的概念。一個人的快樂年數 = 平均快樂×生命年數。如果平均快樂（滿分爲1）等於0.7，生命年數爲80，則快樂年數等於56。
然而，一個人如果評價自己的快樂指數是0到1中的0.5，通常只是勉強及格，總快樂量與總痛苦量大致相等，淨快樂約等於零。簡單起見，不考慮對他者與對將來的影響。與其有情況A：0.4的平均快樂指數（淨快樂等於負的），而長命200歲（很長的受苦生命），得到等於80的快樂年數，不如有情況B：只活80歲，而有等於0.8的平均快樂，雖然快樂年數只有64。因此，這種計算法的快樂年數有誤導性。
我認爲應該以淨快樂取代快樂，只算0.5以上的快樂量。根據這修正了的淨快樂年數，上述情況A的淨快樂年數是負20 【（0.4-0.5）x 200】，而情況B的淨快樂年數是正24【（0.8-0.5）x 80】。
爲了考慮對他國與對將來的影響，從每個國家的平均淨快樂年數中，必須扣除這國家的人均環保（對他國與將來的）危害，才得出該國當年的環保負責的快樂國家指數。因此，環保負責的快樂國家指數（娥妮）＝平均淨快樂年數－人均環保危害。
由於必須使用相互可比的數據（包括快樂與危害之間），因此上述指數的計算並不簡單。不過，娥妮是可以計算的（Ng 2008， Chen等2016）。
如果用娥妮取代（至少是補充）GDP，就能夠使人們與各國政府比較注重真正有利於提高人民的長期快樂的東西。例如，政府就應該更加重視避免“高速公路變成停車場，然後又變成垃圾場”（大城市長假經常出現的情形），而不只是重視汽車的產量。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重要問題，例如環保、平等、食品安全、和諧、清廉、道德等。
對世界各國而言，提出以用娥妮取代GDP，大致是正確的。但從一個國家本身的觀點，鄧小平強調的綜合國力，也是重要的。雖然快樂會促進和諧而增加國力，但GDP也有相當大的貢獻。因此，在還沒有達到或接近世界大同時，不能夠單單看當前的快樂，還要維持與增加綜合國力。因此，對於本國而言，娥妮還只能用於補充而還不能完全取代GDP。
讀者們，你們有沒有自己認爲更恰當的國家成功的指標呢？
文獻
CHEN,Enjiao; NG, Yew-Kwang; TAN, Yu Fen; TOH, Jesselyn Shi Ying (2016).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 Refinements and 2015 ranking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doi:10.1007/s11205-016-1422-2.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205-016-1422-2.
MARKS,N., et al. (2006), The Happy Planet Index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London).Available at http:// www.happyplanetindex.org.
NG,Yew-Kwang (2008).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 SocialIndicators Research,85: 425–446.
STIGLITZ,Joseph約瑟夫·施蒂格利茨(2019). 在國內生產總值之外,《聯合早報》，2019年1月30日.
VEENHOVEN,Ruut (1996). Happy life-expectancy: a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quality-of-lifein Nation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9, 1–58.
AdrianWhite Map of World Happiness，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L1pf1OLws.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0 https://worldhappiness.report/.
黃有光簡介：
Monash大學榮休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諮詢委員。
194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66年獲新加坡南洋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經濟學學士學位，1971年獲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亞Monash大學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講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後成爲終身榮譽教授（Emeritus Professor）。於1980年被選爲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於1986年被選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亞學者與全球十名華裔學者之一, 於2007年獲得澳大利亞經濟學會最高榮譽—傑出學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請於2018年到牛津大學作第一屆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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