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樓》：暴走的媽媽與不可僭越的秩序
李豔麗
頂樓，仰望。
100層的赫拉宮殿是韓國首屈一指的富人住宅，而最高層的入住者即代表了這一階層的最高權位者。人人都覬覦這一位置，但是，並非人人都有資格。於是，在這裡上演了一幕幕華麗大戲，外表天堂，內幕地獄。
這就是近期引起了較高話題度的韓國電視劇《頂樓》。
劇名的指涉非常直白，而宣傳海報上衆人仰望頂樓的場面亦將每個人內心的慾望充分表露。以《妻子的誘惑》《皇后的品格》等作品爲大衆熟悉的金順玉編劇，集結了一衆實力派演員，利用了幾乎所有的韓劇關鍵詞——復仇、階層、暴力、怪物、媽媽，在屏幕上展現了一場圍繞教育、財產、婚姻拉開的混戰。
早在十多年前，韓國業界相關評審委員會就給編劇金順玉下了定論：“該作者的作品毫無思想性和藝術性可言。”但是這一次，“毫無思想性和藝術性可言”的《頂樓》卻在某種程度上折射了韓國的殘酷現實，這也是韓國觀衆一邊吐槽其劇情狗血一邊又追得“停不下來”的主要原因。其非理性化帶給觀衆的“爽感”，恰恰寄託了觀衆在現實中不能實現而想要寄託的情結。
毫無邏輯可言的劇情走向考驗觀衆耐心
《頂樓》大反派、也是主角“朱丹泰”與創作了《神曲》的但丁在韓語中發音相同。更巧合的是，希臘神話中衆神的統治者是宙斯，又名朱庇特。宙斯的妻子是赫拉，朱丹泰費盡心血創造並統治的公寓就是赫拉宮殿。
金碧輝煌的赫拉宮殿實在是太張揚了，實際上大樓的外觀是CG特效，內景則是在1200平方米的攝影棚內製作的。與現實中的韓國人的住宅、居住條件相比，《頂樓》無疑畫出了一幅天堂畫卷。而居住於其中的孩子們就讀於韓國頂級私立音樂學校，學習高雅的聲樂，目標是進入首爾大學音樂系。
這一連串與古典經典吻合的細節，搭配着精美的華服、精英階層、貴族學校，塑造出一個高大上的“樂園”。而這一切對於韓國大衆來說，與赫拉宮殿一樣，都是脫節的非日常性生活。因新冠疫情被封鎖、被圍困的人們，在情勢有所緩解的情況下，或許迫不及待地想要衝出“秩序”，於是編劇就給出了它的極端——無序、釋放、爲所欲爲。
全劇以一個女子在電梯內目睹少女被高空推下墜亡的震撼場面開幕。少女的離奇之死揭開了頂樓內外的恩怨情仇。原罪，一切皆有源頭。各種人際關係錯綜纏繞，最後的指向是二十多年前兩個音樂高中女生爲爭奪桂冠而發生的流血衝突事件。這一意外，改寫了其後的人生軌跡，不可不謂造化弄人。最終因爲下一代在音樂領域內的競爭而還原了當年的一幕，包括兇殺。
似乎是中規中矩的劇情，但之後的走向從懸疑走向了“狗血”，邏輯不通、漏洞百出。第一季的劇情尚可以勉強自圓，第二季就直接放飛。比如，朱丹泰的密室不僅是虐待孩子、存放貴重資料的場所，更安裝了直達地下車庫的電梯。要知道這可是100層的豪宅，竟然無一處監控器。比如裴羅娜被刺傷了腦袋成爲了植物人，又被朱丹泰拔去了氧氣管，但一個素人就可以輕鬆地救活，當然在韓國頂級私立高中裡也沒有監控器。更荒唐的是，在幾起兇殺案的調查中，警察是連採集指紋、調取監控都不會的廢物。沈秀蓮與羅愛喬沒有血緣關係，卻長得比雙胞胎還要相似。恩星注射了尚在臨牀試驗中的藥物，便可以定位清除某一段記憶……更不用說還將暴力、強權、謀殺、不倫、虐待一鍋亂燉。
人之初，性本惡。一百年多前以暴露社會與人性醜陋聞名的自然主義，似乎在今天又一次唱響。波德萊爾在《惡之花》的清樣稿上註明“病態的花”，本意指“這些花可能是悅目誘人的，然而它們是有病的，因爲他們藉以生存的土地有病，滋養它們的水和空氣有病，它們開放的環境有病——總而言之，社會有病，人有病。”此前另一部大熱韓劇《惡之花》直接套用了該名，而在《頂樓》中則是富貴者肆無忌憚地施展惡行，在第二季更演化成一場政黨高官與財閥勾結的地產大戰，黑幕重重。
赫拉宮殿的業主中有暴發戶、高級律師、國會議員、聲樂家、企業家、醫生，這些機會主義者、優越主義者言傳身教地爲子女做出了榜樣，以至於孩子在校園內上演了集團霸凌。可是，偏偏被他們霸凌的是一個不服氣、恃才自傲的寒門女生，她從未理解自己所處的環境與原生家庭狀態，只任性地想入住高級的赫拉公寓，進入頂級的清雅藝高；而她的媽媽正是出身貧寒，擁有音樂天賦卻被赫拉公寓裡的上流階層驅逐的平民女性。女兒的激勵喚醒了媽媽沉睡多年的夢（野）想（心），貿然從一個無證上崗的中介搖身一變爲擅長英文、靈機應變地發揮“間諜”才能的卑劣小人。母女二人以如此身份想要進入樂園，無疑打破了儼然有序的階層。爲了維護自己的階層利益，精英們無所不用其極。
“媽媽”是一個充滿了光輝而給人以能量、包容、愛情的詞語，女性敘事是文學藝術永遠的母題。但是《頂樓》最大化地描述了女性之間的緊張對立關係，使得媽媽們好似脫了繮的野馬一般歇斯底里。在她們堂而皇之“爲了孩子”的藉口之下，熾烈地展開了教育大戰、婚姻大戰、財產大戰。吳允熙“爲了孩子”能夠進入清雅藝高，在醉酒的狀態下，將藝考排名第一的女孩推下了高樓，這起兇殺案開啓了第一季。其後的行爲就一發不可控制了，包括與朱丹泰調情甚至聯手、與對手千瑞真的前夫舊情復燃。千瑞真“爲了孩子”能夠進入清雅藝高，不惜舞弊獲取名額。她嚴格訓練女兒，不顧女兒精神憂鬱與分裂，哪裡是怕輸給裴羅娜，而是怕輸給羅娜的媽媽吳允熙。女兒爭氣了，她的父親纔會歡喜，她自己才能獲得理事長的職位。以至於父親突發腦溢血，她也可以見死不救。她與朱丹泰的婚姻更是財團的聯合，哪裡顧得上前夫與女兒父女情深。而朱丹泰“爲了孩子”進清雅藝高、進首爾大學音樂系，煞費周折，卻又動輒鞭打虐待。校園霸凌令人髮指，老師和家長卻無一人知曉，這是有多麼不關心啊。口口聲聲爲了孩子啥都能做的，簡直是“媽媽失格”。
“反派問卷調查”與其折射的現實
大人們陷入了各種慾望的漩渦不能自拔，孩子們三觀不正、心理問題嚴重，財閥、官僚、司法機構彼此勾結……《頂樓》中全員惡人的設定，從藝術性思想性上來說確實算不上高明，但卻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了韓國的殘酷現實。
《頂樓》第一季結束後，韓國SBS Catch（首爾廣播公司）進行了問卷調查，對於第一問“誰是第一反派人物？”有30萬讀者參與了回答，第一名毫無異議地給了朱丹泰，而第二名則是吳允熙。這個從小被剝奪了榮耀而窮困自立的女人，委屈嗎？——觀衆說：“感覺自己周圍真的有這樣的人。”
在韓國，“如何獲得上升”和“如何進行流動”是青年們關心的話題。但是，難以撼動的階層秩序、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更是深刻的現狀。韓國自1960年代起走上經濟發展的道路，最盛期被稱爲“亞洲四小龍”之一。但在2000年之後，韓國社會的勞資衝突進一步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分化，導致了畸形的家族式財閥經濟和政商關係。
這一現實反映在韓劇中，就是多財閥，當其與政府、法律界、媒體、企業家族聯姻，便形成了一個以婚姻、血緣爲紐帶的封閉的特權階層。《頂樓》中的媽媽們之所以暴走，主要不是爲了婚姻愛情，而是爲了讓孩子能上首爾大學音樂系，幾大特權階層爲了實現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結盟。在韓國現實中，特權階層的存在更導致了國民收入增長緩慢、消費萎縮、就業低迷的惡性循環。韓國人普遍認爲教育是實現階層上升的有效途徑，可是1997年金融危機後，激烈的教育競爭導致私立教育氾濫，這對韓國社會分層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在文化資本累積的過程中，經濟資本的重要性變得越來越大，原本被認爲是實行階層上升有效途徑的教育，現在正逐漸向階層世襲的途徑轉變。”換言之，收入水平越低，實現階層流動的可能性就越小，這就是“階層固化”。
《頂樓》中的情節正是對這一現實的折射。“媽媽羣”中既有含着“金勺子”出生的千瑞珍、沈秀蓮，也有“銀勺子”的高尚雅、“土勺子”的吳允熙。“勺子階級論”即根據父母擁有的資本來劃分階層的韓國階級論，而個人能力對改變階層影響甚微。這便是吳允熙及其女兒的悲劇由來。
（作者爲文學博士、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