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機關報剖析詹順舟：燒香拜佛愛好玉石麻將 千里運鈔藏匿贓款
2020年，《中國紀檢監察報》7版警鐘剖析的落馬乾部貪腐案件中，不乏亦官亦商、爲官欲商者。如福建省詔安縣委原書記何德發，對他來說，“工作是副業，做生意、搞收藏成了主業”；山東省東營市投資促進局原黨組書記、局長霰景亮利用職權創造自己“房地產投資界的神話”；鄂爾多斯市公安局原黨委委員、副局長劉傑靠影響力“做買賣”，念起了發財致富的生意經……今日，《中國紀檢監察報》7版刊文剖析甘肅省酒泉市委原常委、敦煌市委原書記詹順舟“信仰迷失 彷徨於官商兩道”。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微信公衆號消息，詹順舟，1966年9月出生，1990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90年6月參加工作。曾任甘肅省玉門市（縣級市）市長，酒泉市政府黨組成員、市政府秘書長，酒泉市副市長、玉門市委書記，酒泉市副市長、敦煌市委書記，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書記兼省文化博覽局副局長。
2019年2月21日，經甘肅省委批准，省紀委監委對詹順舟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並對其採取留置措施。8月13日，經甘肅省委批准，決定給予詹順舟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
29歲被破格提拔爲副縣級領導幹部，36歲被任命爲酒泉玉門市市長，成爲當時全省最年輕的市縣長。一個本應有着大好前途的領導幹部，何以步步沉淪至此？
爲什麼入黨？爲什麼從政？這是每個黨員幹部從一開始就應該思考並時時自省的問題。回顧詹順舟的從政經歷，他曾經也做了一些工作，但與其他黨員領導幹部不同的是，他努力奮鬥的初衷和動機更多是爲了自己的名和利，而不是黨的事業和羣衆的利益，立志做大官而不是做大事。
1990年，從蘭州大學畢業的詹順舟順利參加了工作，在蘭州十年，從蘭州市到省直部門，基本都是從事文字材料工作。寫材料是苦差事，但能鍛鍊人。詹順舟認爲，機關工作要想出人頭地，被領導賞識，只有幹別人不願乾和幹不好的事纔有希望。
在詹順舟的努力下，1994年他被提拔爲省經濟協作辦公室副主任科員，併兼任下屬協通公司董事長。後因單位沒人寫材料又被調回省經協機關，並於1996年4月被破格提拔爲副處長。
2000年，詹順舟不甘心在省直機關“爬格子”，希望有更大的平臺，便爭取到酒泉掛職。剛到酒泉一年，他主導引進落地企業幾十家，爭取國家和省級資金幾千萬元，得到酒泉市縣兩級領導幹部的賞識和肯定，並動員他留下。
留任的詹順舟很快於2002年9月當選爲玉門市市長，成爲當時全省最年輕的市縣長。2006年詹順舟調任酒泉市政府黨組成員、秘書長。2009年，他再次回到玉門，任市委書記。詹順舟對自己在玉門的政績很認可：“我在玉門兩進兩出，當了一回市長，當了一回書記。當市長搬了一座城，新建了一座城市。當書記建了100萬千瓦的風力發電廠，給玉門市的發展還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的。”
2012年12月，詹順舟擔任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書記。隨着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敦煌國際文化旅遊名城等建設的推進，敦煌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組織把這樣一副重擔交給他，對其抱有極大的信任和期待。
然而隨着職務晉升，本應心懷對黨、對組織的感恩之情，踏踏實實、乾乾淨淨幹事創業的詹順舟，卻放鬆了政治學習和黨性修養。在“兩學一做”等學習教育中，其交流文章、黨課講義、學習筆記、心得體會多爲他人代筆，黨性分析報告蜻蜓點水、浮光掠影，剖析問題遮遮掩掩不觸及思想靈魂。隨着地位提升、權力增大，特別是擔任酒泉市政府秘書長之後，他不再思考當官爲什麼、幹什麼，而是想着官還能當多大、當多久。在與辦案人員的談話中，詹順舟直言不諱：“我所有的人生積累，所有的準備，所有的學習和努力，都是爲了做官。”
理想信念的領地嚴重“拋荒”，內心空虛的詹順舟開始在封建迷信等腐朽思想中尋求精神寄託。在擔任敦煌市委書記期間，每年除夕，詹順舟都以“檢查安保工作”爲由，到敦煌雷音寺“燒頭香”；正月十五，會雷打不動地再次到雷音寺燒香、拜佛、許願。
2015年之後他自認爲“仕途不順”，工作壓力大，加之有人舉報，省紀委兩次找他函詢，關鍵時刻不信組織信鬼神，詹順舟問計於研究周易八卦的同學，同學說他“犯小人”，指點他隨身攜帶“五帝錢”，佩戴觀音吊墜，就能“消災避禍”。荒謬的是，詹順舟就是帶着這兩樣東西進的留置點。
彷徨於官商兩道的市委書記（來源：視頻綜合）
立場搖擺，爲官欲商
面對一次挫敗和一句批評便心灰意冷，想辭官經商
在詹順舟的蛻變過程中，有兩個重要節點不能不提。第一個是在2006年。那年5月，詹順舟由玉門市長調任酒泉市政府黨組成員、秘書長，3個月後，酒泉市舉行市委常委換屆，詹順舟滿心以爲自己肯定能選上常委，結果卻未能如願。想要仕途上更進一步的詹順舟對此意志消沉，怨氣滿腹。有朋友趁機勸他下海經商，他有些心動，但又心有不甘。於是一有時間就與私企老闆接觸，吃喝玩樂，燈紅酒綠，就像換了個人，全然忘記了紀律規矩。
第二個節點是在2016年4月，作爲敦煌市委書記的詹順舟在籌備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時，受到省領導批評。於是他又故態復萌，想到下海經商，準備辦完文博會就申請調回蘭州，辦病退。自認爲仕途無望的他自此開始瘋狂斂財，以前不收的錢收了，過去不拿的錢也拿了，徹底“破罐子破摔”，他的鉅額賄賂近一半都是在此後收受的。
詹順舟何以對經商念念不忘？其背後也有兩段經歷。
16歲那年，考上重點中學的詹順舟迫於家中經濟困窘，棄學經商，開始販蝦賣魚，當時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掙大錢，買條動力船在長江上跑運輸，當“船老大”。沒想到剛攢了兩萬多元，販運一批甲魚到外省時就慘遭打劫。“經商夢”破滅的他只好投奔遠房親戚，寄人籬下，讀高中考大學。
1994年，在省經協辦下屬公司兼任董事長的詹順舟，給單位創造了不錯的效益，省經協辦一次性獎給詹順舟6.6萬元，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對兩段經商經歷念念不忘、自視有經商頭腦的詹順舟，長期在爲官從政和下海經商之間搖擺不定，面對一次升遷未能如願和省領導個人一句批評便意志消沉，拋初心、棄使命，利用手中權力斂財，爲經商當老闆做準備，毫無政治定力、政治立場可言。
詹順舟自我剖析道：“青少年時期經歷的磨難，造就了我危機心理重，凡事決策前都要做最壞的打算；兩段經商的經歷，在我此後仕途不順或工作壓力大的情況下，下海經商的念頭就會佔上風。”
詹順舟收受的賄賂中，很大一部分是幫老闆賺錢分得的“利潤”。他坦言：“幫老闆賺錢讓我有一種成就感，自己沒當成老闆麼，人啊，有時候把理想變成現實，就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爲了滿足這種“成就感”，詹順舟把商品交換原則帶入黨內政治生活，把手中的權力當成瘋狂斂財的工具，奉行“辦事就收錢，收錢就辦事”的原則。
底線失守，享樂奢靡
被商人老闆“溫水煮青蛙式”圍獵，貪圖享樂、玩物喪志，逐步蛻化變質
剛工作時，即便是一張購物卡詹順舟也要推辭、思量半天，事後還要想着以何種方式再償還人家。然而，隨着權力越來越大，圍在身邊的商人老闆越來越多，在這些人的吹捧和鼓動下，詹順舟開始走向享樂奢靡的道路。當其認爲“仕途不順”後，更進一步沉淪於物慾和貪念中尋求安慰。
“從農村一路走來，經歷那麼多的艱難困苦，等過上了好日子，自己掌權了，就把那些忘了，慢慢地自己就變了，變化於無形之中。”詹順舟懺悔道，到後來，幾十萬、上百萬乃至幾百萬的鉅額賄賂他都欣然接受。尤其令人震驚的是，黨的十八大後他仍不收斂、不知止，反而變本加厲，共收受30人賄賂3600餘萬元，其中2016年6月一次受賄數額即達800萬元。
詹順舟收受的部分現金。
甘於被圍獵後，詹順舟心中開始有了“一杆秤”，不過這個“秤”不是稱自己的職責，而是用來稱自己的經濟收益。他會按照不同工程項目的獲利比例，心中盤算定下收錢的數目，如果哪個老闆送的少了，他會以不同方式進行暗示，或者乾脆當時推託不收，事後再找機會索要，直至達到心中預期爲止。 某老闆在詹順舟的幫助下，承攬了敦煌市數個工程，獲利頗豐。他連續幾次給詹順舟送去幾十萬元，詹順舟都以“你先放着”“以後再說”等藉口推辭了，過了一年多，詹順舟以買房缺錢爲由，一次向他索要230萬元。
詹順舟有兩大愛好。一好玉石，經過多年的“把玩”，詹順舟自詡是懂玉的行家，商人老闆和幹部送來的玉他先自己鑑定，認爲好的才收，不好的就當場退回去，讓對方重新購買，或者明示到他指定的店鋪去買，當然最後的結果是，購玉的錢輾轉騰挪進了他的口袋。二好打麻將，對此老闆們自然“心領神會”，爭相陪着打牌，變相輸送利益，詹順舟則“只贏不輸”，欣然接受。爲了提高效率，他有時會一晚上安排兩個甚至幾個麻將場，把這個桌子上的錢掃光後，趕到另一個場子接着“撈金”。
詹順舟收受的部分玉石。
談及這些愛好，詹順舟說：“我一開始是沒有什麼愛好的，都是老闆培養起來的，一開始人家跟你一塊玩，給你送點小東西，玩着玩着就上癮了，和商人老闆也成了朋友，最後越套越深，就像‘溫水煮青蛙’。”
成由勤儉敗由奢。詹順舟兒時家境貧寒，在他的記憶中，童年和少年時期都是在撿糞挖野菜、餵豬養鴨、到縣城賣菜中度過的。剛走上工作崗位以及剛結婚那些年，詹順舟生活節儉、平淡，一斤六元的水果嫌貴只稱四兩，婚後兩年妻子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買過。
隨着職務的升遷、地位的提高，詹順舟的生活標準和要求也越來越高。特別是在2006年“提拔失敗”後，他和一些商人老闆混到一起，耳濡目染下，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特權思想滋生蔓延。他熱衷穿高檔服裝、戴名貴手錶，將一名房地產老闆送的兩套房子打通居住，面積近350平方米，裝修十分豪華。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後，仍多次乘坐飛機頭等艙，配備超標準公務用車，超面積使用辦公用房，多次接受私企老闆安排的旅遊、宴請等。
正所謂“玩物喪志”，詹順舟不再把主要心思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在擔任敦煌市委書記的後期，除了有重要會議、重要活動或出差，他日常的工作狀態是上午睡到十點左右起牀，下午約老闆打牌吃飯，晚上十點以後纔開始批閱文件、安排工作，一些工作抓得鬆鬆垮垮、敷衍了事。 在掃黑除惡專項行動中，敦煌被查出的胡鑫黑社會性質組織案，是公安部掛牌督辦的全國22起重大涉黑案件之一，其中有4名副縣級幹部充當“保護傘”，該案正是發生在詹順舟主政敦煌期間。
心存僥倖，背棄忠誠
認爲反腐的“雨點”落不到自己頭上，爲逃避監督指使他人千里運鈔藏匿贓款
詹順舟之所以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仍不收斂不收手，除了仕途失意、自我放逐以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心存僥倖，認爲反腐的“雨點”落不到自己頭上，自己會成爲“漏網之魚”；認爲反腐的力度會減弱，節奏會放緩，“風頭”會過去，“大環境”會越來越寬鬆。
僥倖心和敬畏心是一對矛盾體，僥倖心理越大越強，敬畏之心就會越小越弱，就越容易破規逾矩，詹順舟就是實例。
爲逃避監督，在隱匿非法所得、對抗組織審查調查上，詹順舟可以說是挖空心思，費盡心機。早在2007年，他就在一名浙江籍老闆的勸說下爲妻子辦了假身份證，藉此來存儲、轉移贓款。他還將收受的非法所得存放在發小、妻子朋友、岳母、特定關係人等名下，或投資到股市、典當行、小額貸款公司、私營企業等“以錢生錢”，甚至將庫房鑰匙和房產、借貸、投資憑證等也存放在朋友家的保險櫃裡。
身在杭州的詹順舟發小，是幫助其隱匿贓款的重要人物，2014年至2016年，其向發小轉移財物達3200多萬元。出於“安全”考慮，除少量資金通過銀行轉賬方式處理，詹順舟先後4次安排自己的司機或行賄老闆開車，每次拉着500萬元到800萬元不等的現金，送到數千公里之外的杭州交於發小，共計2700萬元。爲了做得隱秘不留痕跡，每次都是他與司機、老闆、發小單線聯繫，指定交錢、收錢地點，頻繁更換行車路線和接頭地點，上演現實版的“諜戰劇”。
2014年1月至2017年2月，省紀委3次就信訪反映詹順舟違規提拔使用幹部、收受他人好處費、爲他人在承攬工程方面提供幫助等問題進行函詢，但詹順舟每次都隱瞞事實、避重就輕，尋找理由、推卸責任，意圖矇混過關，最終放棄了組織給予的挽救機會。
在後來的談話中，詹順舟悔恨地說：“我一直存在一種僥倖心理，開始的時候想着找組織去自首，但是一想，只要自首這一切奮鬥就歸零了，不甘心，萬一組織上查不着呢？後來就想着給自己脫罪，能少說點就少說點，現在想想真後悔，組織給了我那麼多機會，我都沒有珍惜。”
世上沒有後悔藥，人生沒有回頭路。直到審查調查後期，詹順舟才徹底醒悟，但爲時已晚。在被留置期間，他一遍又一遍認真學習黨章，一遍又一遍對照黨章深刻反思反省，並把總綱部分背誦、默寫了下來，以表達自己痛徹心扉的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