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狠了！攝像頭違章收入 遠超上市公司盈利
來源 | 公衆號“功夫財經”
最近，國務院督查組在地方檢查發現，河北、山東、河南許多省市在國省幹線違規限高設卡，已影響到貨車通行和道路安全。貨車司機爲應對飄忽不定的限行限高，找黃牛繞路躲限高，硬着頭皮闖限行。一被抓到，罰款讓人叫苦不迭。
督查組發現，這些地方大抓貨車違規，是追求“局部利益和考覈指標”。很快一紙通知下達，要求對違法違規的卡點進行拆除。
何謂“局部利益和考覈指標”？
受疫情影響，許多地方經濟困難，財政難以正常維繫，“罰款經濟”興起。交通部門有罰款指標，執法比以往嚴，罰款比以往重，爲完成此標，一些執法部門不惜違法也要創收。這算是經濟承壓之下，日子不好過的現象吧。
“罰款經濟”由來已久，最常出現在交通執法。開車的人很多有經驗，在一些路況良好的道路會莫名其妙地區間限速，司機一不小心就超速被拍；有的岔道突如其來畫實線，司機動輒壓線；很多指示牌不清楚，引得司機稀裡糊塗走錯路。
曾有媒體報道，瀋海高速3374公里處攝像頭，每年拍攝交通違章超過12萬起，年創收2500萬，盈利能力超過許多上市公司。
全國高速交通違章有多大比重是超速呢？沒有確切統計。可以肯定的是，數量一定不少。許多地方政府將違章罰款當成薅羊毛，高速一再限速。2019年交通運輸部回覆政協委員提案時承認，“斷崖式降速”和“忽高忽低式限速”確實存在，要改進處理。
今年《公路限速標誌設計規範》發佈，不規範標誌和“隱蔽拍攝”設施將被拆除。公安部交管局發佈新的超速違章處理意見，對違反超速規定且未造成後果的，予以警告，不再扣分罰款。
這些都是對地方“罰款經濟”的限制。地方政府爲一己私利，雁過拔毛，盤剝車輛，損害全國道路暢通的便利性，確實到了該制止的地步。
“罰款經濟”的根源
中央出面制止地方違法罰款，這是治標；若想根除“罰款經濟”，就得對它的機制徹底改革。要使執法者真正依法辦事，必須杜絕他們執法謀利的可能性。
很多人可能會反駁：制度問題不存在呀。《道路交通安全法》清楚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依法實施罰款的行政處罰，應當收繳分離；罰款和依法沒收的違法所得，全部上繳國庫。看起來法律規定非常完備。
問題在“國庫”二字。一般人以爲“國庫”是“國家金庫”，實際上按照法律規定，縣級以上各級政府都有建立國庫，庫款的支配權屬於本級財政部門。一個縣城的交通違章罰款上繳，與其說是“上繳國庫”，還不如說是“上繳縣庫”。上繳款項如何分配，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基本是當地財政部門說了算。
2004年，財政部下發《關於加強政府非稅收入管理的通知》規範“非稅收入”使用。政府的非稅收入分成比例，“應當按照所有權、事權以及相應的管理成本等因素確定”。也就是說，交管部門可以從違章罰款“分成”，並不是子虛烏有的謠言，而是有切實的法律依據。
“分成”機制的合法性，使地方政府在管理上達到非常細化的程度。交管部門可以分成，執法人員也考覈業績。
2016年，河南南陽兩名警察“搶活兒”就上了新聞熱搜。一個警員只認地盤界限，其他人不能“撬活”，另一警員說“你開你的，我開我的，誰能攔住是誰的本事，誰也不影響誰，都把任務完成了。”視頻曝光，輿論譁然。
其實，即便沒有“分成”機制，只要罰款收入歸“縣庫”，執法謀利的可能性就存在。很多地方都曝出，每到年底交管部門會有“罰款指標”，輔警壓力很大（2015年安康市輔警“罰款任務”事件）。工商執法比平時嚴苛，罰款也有指標（2014年河南工商年底衝刺）。
這些表明，只要罰款收入歸“縣庫”，財政一緊張，壓力就傳到一線，讓執法動作變形。
首先追求公正，而不是高效
有些人會說，執法者出於利益嚴格執法，這沒有什麼問題吧？要讓馬兒跑，也要讓馬兒吃草，得發揮他們的積極性。至於普通民衆，只要不違法，還怕管得嚴？
我在網上看此類新聞時，經常會收到類似評論，並且贊成者極多。持此觀點的人忽略了一個問題：執法過程的雙方表面地位對等，依法行事，實際上執法者的地位和話語權遠超被執法者。
地位不對等給了執法者操弄空間，他們可以選擇嚴苛，也可以寬鬆無視。他們解釋法條，決定處罰輕重，被執法者要想申訴，成本大到令人生畏。寬嚴輕重之間都是利益，執法者就很難確保公正。當法治從源頭被污染，人們對法律的信心被動搖，危害太大了。
“攝像頭賺錢”不只中國存在，歐美國家也常見。2010年，英國倫敦一處道路監控被曝出，由於交通指示信息混亂，一個攝像頭成了“印鈔機”，三個月時間創收200萬英鎊，司機大罵交通部門無恥。
2014年，美國密蘇里州一小鎮發生騷亂，很重要的原因是：當地“罰單經濟”肆虐，兩萬多人小鎮，年罰單將近1.2萬，且罰款極高。
黑人年輕人交不起罰單，只得變賣家產，最後憤而打砸。最後密蘇里州通過法律，將以創收爲目的的罰單視爲侵權，並對當地交通罰款作上限規定，超額部分由州政府支配發放。通過這些改革，“交通惡政”這才解決。
如何破除“罰款經濟”
除了交通罰款，其他領域也有“罰款經濟”的跡象。
最近，湖南省慈利縣一名辦案民警被舉報，此人在辦案時被錄音“開始我的初衷是搞個千把萬兩千萬就行了”，“實際上我辦這個案子的初衷就是想搞點錢的”……引起軒然大波。
該民警辯稱，“搞錢”指的是上繳違法所得“罰金”。先不管其是否惡警，按照他的辯解，警察能從辦案罰金中獲得分成，豈非更加惡劣？司法領域的“罰款經濟”，後果將比交通領域嚴重得多，不能不引起重視。
解決“罰款經濟”問題，可以多項並舉：監察部門要傾聽民意，媒體可以監督報道，民衆的舉報申訴途徑也要暢通。
但這些舉措只是外力，想從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得消弭公務員的謀利機會，不妨考慮以下幾項措施：
1、罰款不能爲罰而罰，政府應從以罰款優先賠償/補償受害者。這對受害者來說才公平，利於平復傷痛，化解矛盾，使社會恢復如常。倘若受害者不能首先獲得撫慰，其他人藉着他人傷痛反而獲利，談何公道呢？
2、罰款應當獨立設置，用於解決問題。比如交通違章罰款基金，在維護好因交通事故的傷害同時，可以用於改善道路狀況，減少事故發生；也可以用於公益目的，比如撫慰交通傷殘人士，用於道路安全教育，等等。
3、罰款不應籠統納入當地“縣庫”，而應專款專放，專門審計，第三方管理。此項基金每一筆來源，都應清清楚楚，有據可查。基金豐儉情況和執法者業績無關，和當地經濟狀況無關，不能挪作他用。執法者收入應由稅金給付，而不是自己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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