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中國銀行業利潤畸高 可向實體讓利近萬億元
（原標題：社科院：中國銀行業利潤畸高，可向實體讓利近萬億元）
通過消除高盈利背後的不合理成分，銀行可以向實體經濟部門讓利近萬億，同時能夠緩解地方債務壓力和降低銀行不良貸款風險
中國金融行業是 “高盈利、高薪酬、高納稅”三高行業，高薪酬和高納稅的支撐是高盈利。金融業的高盈利主要來自銀行，銀行的高盈利背後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不合理成分主要是住房抵押貸款利率缺乏競爭，以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過度依賴銀行信貸。
通過消除高盈利背後的不合理成分，銀行可以向實體經濟部門讓利近萬億，同時能夠緩解地方債務壓力和降低銀行不良貸款風險，金融行業的效率也會改善。爲防止改革對金融業短期帶來的衝擊，可以考慮分階段、分領域逐步放開利率管制和推進改革，爲改革留下時間窗口期，給銀行預留充足的時間做內部調整和準備。
中國的金融服務“太貴”
金融業作爲一箇中間服務業部門，金融業增加值佔比越高說明其他部門爲金融服務支付的成本越高。國際比較表明，中國金融業“過於昂貴”。2017年－2019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在GDP中佔比的均值7.8％，不僅超出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也超出了金融業更加成熟的發達國家平均水平5.1％，說明中國的非金融部門向金融部門支付了昂貴的費用。
這種貴進一步體現爲金融業的“三高”特徵——高利潤、高工資和高稅收。利潤方面，根據OECD可比數據，中國金融業營業盈餘在全部企業營業盈餘的佔比達到13.7％，不僅遠遠超出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也超過了高收入水平國家和地區的平均水平5.3％。工資方面，我們用銀行業人均薪酬/人均GDP反映該國銀行業從業人員的相對薪酬水平，中國銀行業從業人員的相對薪酬平均約爲5.0，遠高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2.3。如果按照發達國家平均標準，中國銀行從業人員的工資要下降一半。稅收方面，中國金融業納稅在全部稅收中的佔比處於中等偏上水平，高於大部分同等收入水平國家。
金融業內部來看，銀行部門佔據主導地位，因此金融讓利主要就是銀行讓利。2018年至今，銀行佔全部金融業資產的比重超過90％。銀行部門獲得高增加值的基礎是銀行部門的高額盈利。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國銀行業的ROA和ROE與國際同行相比並不算高，尤其是ROA水平偏低。這說明效率本身無法解釋銀行的高額盈利水平。
對於銀行業高額盈利的一種解釋是中國是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因此銀行部門獲得了高額盈利。這是事實，但是與同爲銀行在金融業佔據主導地位的日本、德國相比，其金融業增加值在GDP中的佔比4.18％、3.76％，遠低於中國7.8％。日本和德國銀行業的人均薪酬與人均GDP之比爲1.8和2.2，遠低於中國。這個解釋不能回答爲什麼銀行業增加值在GDP的佔比如此之高，不能回答銀行獲得相對其他行業更高的利潤和工資水平。
中國銀行業相對其他行業獲得了更高的盈利和單位勞動力平均薪酬，這其中有合理的成分也有其不合理成分。銀行業的高利潤和高工資可能部分來自宏觀經濟環境、銀行業相對其他行業更高的人力資本投入、更快的效率提升等，這些是合理成分；高利潤和高工資也可能來自各種政策扭曲或者市場失靈，這是不合理成分。因此，金融讓利的關鍵在於找準讓利對象和方式，降低不合理成分。
推動銀行讓利，關鍵是要搞清楚銀行都是從誰身上賺到的錢。這一點可以從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中找到答案。
首先看非金融企業部門。
在銀行對非金融企業的貸款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流向了製造業和批發零售業。這兩個行業的貸款以短期流動性貸款爲主，且貸款利率市場化程度較高，銀行可以根據具體企業的狀況調整貸款利率。這兩個行業是民營中小企業比較集中的行業，同時也是不良貸款率最高的行業。2010年至今，製造業和批發零售業的不良貸款率在上升。2017年，不良貸款率最高的行業是製造業和批發零售業，在4％－5％左右。總體來看，雖然銀行可以適度上浮貸款利率水平，但是考慮到較高的不良率以後銀行難以從這些行業中獲得明顯盈利。
除此之外，銀行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主導的基礎設施貸款大概也佔了三分之一。這部分貸款期限結構長、收益率穩定且不良率極低，是目前銀行對企業貸款中最重要的盈利來源。銀行對建築和房地產、租賃和商業服務業的貸款佔比接近三分之一。這部分貸款雖然不良率稍高，但顯著低於製造業和批發零售業，同樣是銀行重要盈利來源。
然後是居民部門。
近年來，居民部門在銀行貸款中的地位越來越高，是銀行擴張規模的主要領域。銀行對居民貸款佔比在持續增加，2019年達到了36％。增量上，2016年以來新增居民貸款與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的貸款增量基本一致。
居民貸款分爲住房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兩類。中國居民的住房抵押貸款不良率極低，只有0.3％，收益率較高且非常穩定，這是銀行業當前最重要的盈利來源之一。與此同時，對居民的消費貸款也日漸成爲銀行的重要盈利來源。這部分貸款的不良率雖然偏高，在1％－2％之間，但貸款利率也較高（根據不同抵押條件和貸款人資質，集中在5％-15％區間），爲銀行貢獻了不菲的利潤。
綜上可知，目前中國銀行的主要盈利來自居民貸款、基建貸款和房地產相關貸款三個部分。其中，居民貸款和基建貸款都是特定政策環境下帶來的政策紅利，這爲銀行提供了鉅額的超額利潤。
一方面，居民住房抵押貸款利率受到嚴格管制，相對利率顯著高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目前，個人住房貸款利率與LPR利率完全掛鉤，二套房的上浮標準也受調控政策限制，銀行在住房抵押貸款利率方面幾乎沒有價格手段競爭。在缺乏競爭的環境下，中國銀行業從住房抵押貸款中獲得了超額盈利。我們選取了主要經濟體的住房抵押貸款利率，然後計算住房抵押貸款利率與同期限國債收益率（以此大致反映銀行的融資成本）的利差。2015年以來，中國住房抵押貸款利率與國債收益率的差顯著高於大部分經濟體。中國比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利差均值高出了大概50個－100個基點。如果只考慮美國、日本和德國三個經濟體，中國比它們的房貸利差高出了接近100個基點，日本和德國同樣是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獲得了大量的銀行貸款，這種融資方式顯著高於地方債和專項債融資成本，是銀行超額利潤的重要來源。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規模巨大，其中包括了超過半數的基建投資具有公共物品或者準公共物品性質，這些投資獲得的現金流收益很有限。來自公共財政預算、地方政府一般債和專項債的資金遠不足以滿足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資的需要。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大量通過商業銀行貸款的方式融資用於基礎設施建設，迄今爲止貸款規模大約在20萬億元人民幣。根據估算，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從商業銀行融資的成本在5％－6％之間，遠高於地方政府一般債或者專項債3.5％左右利率水平。
這種大量依賴銀行貸款從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方式形成了地方政府和商業銀行之間的“雙贏遊戲”，地方政府獲得了大量資金，商業銀行獲得了高額利潤。如果隱形債務部分對應基建項目能夠產生持續的現金流來維持債務水平，這類貸款對銀行來說是一種可選資產。現實中超過半數規模的基建投資以水利和公共設施維護爲主，具有公共產品或者準公共產品性質。這類基建投資普遍缺乏現金流支撐，對應的債務可持續性較差，只能依靠借新錢還舊賬才能維持。所謂“雙贏遊戲”潛藏了巨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長期來看無論是形成銀行壞賬還是地方政府從其他地方想辦法，損失最終還是政府負擔。
釋放改革紅利，推動金融讓利實體經濟
我們可以大致估算出放鬆房貸利率和優化基建融資結構帶來的金融讓利規模。
引入住房抵押貸款利率的充分競爭大致可以降低居民部門5500億元的利息支出，推動銀行讓利於民。按照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住房抵押貸款利率大概要高於同期國債利率1.5％左右。同樣是銀行爲主要的金融體系，德國和日本的住房抵押貸款利率與同期國債收益率的利差只有1.15％左右。
目前，中國住房抵押貸款利率是按照5年的LPR利率爲基準，2020年二季度個人住房貸款平均利率是5.42％，二季度5年期國債到期收益率均值是2.2％，二者利差3.2％。個人住房貸款規模是32.5萬億元。參照發達國家1.5％的平均利差水平，二季度房貸利率下降1.7個百分點，居民房貸利息支出減少5500億元。
通過政府債券置換銀行貸款，大概會降低銀行盈利3400億－5300億元，並實質性緩解地方債務壓力和銀行的壞賬風險。平均而言，政府通過銀行貸款融資比政府直接發債融資成本高出2％-2.5％。如果將所有銀行貸款都置換爲政府債券，對銀行部門而言，假定銀行從過去持有對融資平臺的貸款轉而持有地方政府一般債或者專項債，利息損失大約爲4200-5300億元。如果將重點放在公益或準公益等將缺少現金流支撐的貸款，那麼按照利息保障倍數低於3的標準，對應的地方融資平臺企業有1034家，貸款總額約17萬億元。將這部分貸款轉爲一般債或者專項債並由銀行持有，銀行利息損失大約爲3400－4300億元。
引入住房抵押貸款利率的市場化改革給銀行帶來壓力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競爭工具，會倒逼行業內壓低成本、提升效率，提高整體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推進政府投資的融資機制改革，更大範圍地使用債券融資替代銀行貸款，對銀行來說雖然喪失了一部分盈利來源，也降低了銀行未來的不良資產率，對銀行業的整體經營是拆除炸藥包。
改革後的銀行業仍能保持相對高的盈利水平和相對薪酬水平。我們上述的估算表明推進上述改革會帶來銀行對其他部門讓利接近1萬億元，2019年商業銀行的整體淨利潤接近2萬億元，讓利部分會分攤到銀行盈利、薪酬和稅收多個方面，銀行業仍能保持相當水平的盈利。與國際同行相比，讓利後的銀行業利潤在全社會企業利潤中的佔比、銀行業從業人員相對薪酬仍處於高位。
推進改革過程中可能會遇到部分銀行財務難以爲繼或者其他形式的風險集中釋放。可以避免同時推進多種改革舉措，轉而採取在某些區域、某些領域局部試點的方式推進改革，可以爲改革留下時間窗口期，給銀行留充足的時間做內部調整和準備。
（作者張斌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資深研究員；朱鶴來自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