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校矛盾：怕"撕票"的家長，被挑戰的教師

（原標題：家校矛盾愈演愈烈：怕“撕票”的家長，被挑戰的教師）

本刊記者/徐天

“她是我的噩夢！”北京家長張靜這樣形容兒子豆豆在小學低年級時的班主任。一週至少有三天，她會被溫老師叫去學校。理由多樣，豆豆沒帶作業本、上課注意力不集中、跟同學打鬧等。每天，全班家長都會收到溫老師羣發的20多條信息，對當天表現不好的孩子一一點名，並要求家長到校溝通。最誇張的一次，早上7點20分，張靜送豆豆去學校，臨時被溫老師攔下，要求她留下陪讀，因爲豆豆課堂紀律不好。直到中午，她才被“赦免”離開。

兩年的時間裡，張靜幾乎不工作，對溫老師的召喚隨時待命。她的喜怒哀樂似被控制了，負面情緒佔據了生活。親子關係、夫妻關係肉眼可見地滑向冰點。她與先生吵架到凌晨，自責怎麼就教育不好孩子，又互相指責爲什麼不對孩子多付出一點。

她也開始反思，從不給正向反饋的溫老師，教學方法對嗎？一次溝通時，她說：“溫老師，咱倆商量商量，是不是去看個醫生，到底是我有心理問題，還是您有心理問題？”她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不再參加家委會，也不再去學校與老師當面溝通。張靜清楚地知道，因爲孩子，自己與溫老師存在難解的矛盾。

張靜不是孤例。兩方衝撞產生出的家校矛盾，已是不可忽略的、極具廣泛性的問題。11月，江蘇一位家長因不滿老師要求家長批改作業，在自己發佈的短視頻中怒懟：“我就退出家長羣怎麼了”；河北滄州，因爲不滿兒子班主任再三地向自己暗示“索賄”，河北滄州的家長汪文月向教育局實名舉報；遼寧瀋陽，第127中學一位學生家長，因舉報教師金某有償補課遭到金某丈夫毆打。

北京師範大學兒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邊玉芳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個問題極具中國特色。家長產生民主化訴求，但家校關係不僅僅與家校雙方有關，還被教育評價體系、人才評價體系以及內卷帶來的普遍焦慮所影響。想要解決家校矛盾問題，需要多管齊下，且道路漫長。

模糊的邊界

大女兒的一年級，在杭州家長方棋看來，唯有“很痛苦”這三字可以形容。

她和先生從沒有給女兒報名過幼小銜接課程。入學第一天，差距就出現了，老師上課教拼音，其他孩子有基礎，只有女兒跟不上。別說在規定時間內拼讀了，女兒就連正確拼讀都成問題。爲了完成家庭作業，方棋夫婦每天晚上輪流給女兒補課，一小時起步。他們理解不了，一貫聰明乖巧的女兒怎麼連拼音都學不會。補課逐漸變得歇斯底里，夫妻倆都對女兒吼過，也互相指責過。同住的爺爺奶奶心疼孫女，與兒子大吵，一家人雞飛狗跳的日子直到女兒上了三年級才慢慢好轉。

還沒緩上幾年，小兒子也入學了，方棋特意給他報了幼小銜接。沒想到，她每晚依然要花至少一個小時在兒子的家庭作業上。作業花樣繁多，每天閱讀30分鐘圖書，聽15分鐘英語材料，並跳繩15分鐘。方棋需要對不同作業形式拍照、錄視頻，並上傳打卡。

除此之外，學校還有家長網上課堂，每週一個主題，比如如何表揚和批評孩子，方棋需在課後提交100字感想給老師，一週一篇，雷打不動。她還要隔一段時間就去學校站崗，幫忙維護上下學秩序。她贊同家校協同，但也覺得，有些事情不應該由家長來承擔。

這是學界近幾年在探討家校關係時的重要議題，家校權責分界。江西省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吳重涵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時代的變化使得許多社會角色處在動態調整之中，學校與家長也是如此。邊界模糊，定義重組，權責正在重新劃分。雙方對彼此的認知既有傳統的認知，也有新的理念在其中，這種情況下，衝突的產生是必然的。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NNPS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科學家愛普斯坦就此提出了一個理論，交疊影響域。吳重涵指出，家校雙方的權責會在某片區域交叉重疊，需釐清雙方各自的定位。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專家孫雲曉指出，家庭教育本質上說是生活教育，而學校教育則是系統的知識教育。孫雲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家庭教育不應承擔輔導孩子學習、批改作業等任務，應警惕家庭教育的學校化、知識化傾向，尤其是學校不斷給家長增加任務，將家長變爲助教。

批改作業的變體很多，大部分學校都不會將這種要求擺在明面上。對包括方棋在內的許多家長來說，當助教的時間是他們自願付出的，是爲了孩子必須付出的。在家校權責邊界上，還有更多的重疊區域。在學校眼中，家長可以承擔多重角色——開學前打掃衛生的小時工、大型活動的免費勞動力、更多社會資源及社會關係的中間人。

上海一所著名的小學，每年會有主題活動。校方提出，希望家長拿家中的閒置物品來佈置教室。通常，校方會給各班提供兩三千元的經費，家長們憑票據報銷。但家長若希望佈置地符合期待，這些經費和家中閒置物品都遠遠不夠，不少家長選擇自己出錢。有一個孩子平時比較調皮，家長覺得給學校添了麻煩，主動承包了年級走廊的設計和佈置。一個班級以意大利美食作爲主題，班上幾名家長自費嚐遍上海排名前20的意大利餐廳，並請到大家一致好評的餐廳主廚，在活動當日給學生們做意餐。

在一二線城市的優質中小學，家長自發自願“爲學校做貢獻”的情況並不罕見。吳重涵發現，有階層優勢的家長在參與中具有優勢，而弱勢地位的家長則處於“雪上加霜”的不利地位。但總體而言，家長所承擔的小時工、免費勞動力等角色，通常是被學校要求“扮演”的，家校矛盾由此產生。

吳重涵曾在江西省內做過大量走訪調研。他發現，同樣是請家長到學校幫忙監考，兩所學校的態度不同，最終結果大相徑庭。一所省內重點學校，要求家長提前來校報到，給他們分配好監考考場、講清監考準則。考試當天，與監考家長再無溝通，也沒有老師現身。一位大學教授作爲家長參與了監考後說，“這樣的事情，我絕對不會再做第二次”。

而在一所偏遠的縣城中學，一位農村背景的家長也被要求參加監考。家長此前認爲，教師工作是鐵飯碗，一週只上幾節課，還能拿幾千塊錢，工作真是舒服透了。監考時，老師始終在場，且與家長有諸多溝通。後來，這位家長告訴吳重涵，原來老師帶班多，光是上課備課、批改講評作業的任務量就很大，與自己想的不一樣。

“同樣的事情，是單純將家長當勞動力來使喚，還是着眼於建立信任關係，其結果截然不同。”吳重涵指出，在當前交疊影響域確實存在的前提下，如果非要對這一區域分割清楚，並一一劃定權責是歸屬學校還是家庭教育，這種思路並不正確。他認爲，大家更應關注，在交疊影響域中，家校應如何建立信任、開展合作。

家長挑戰教師專業主義

開學了，浙江金華的十幾名家長圍堵了校長四天。孩子所在班級剛剛邁入五年級，要經歷第三次班主任調換。家長們得知消息，立刻炸了，“五年換三個班主任，這也太頻繁了。而且這次還是一個剛畢業的年輕老師，怎麼能帶好孩子？”家長們要求換一個有經驗的班主任。

這所學校是金華有名的小學，家長們衝着教育資源而來。校長也有自己的考量：第一任班主任是老教師，教完一年就退休了；第二任班主任是年輕教師，但教完四年級就離職了。他向家長解釋，這些都是客觀原因所致，新教師是學校管理層多次討論後確定的，不可能家長一鬧就換人。博弈到第四天下午，雙方相互妥協：讓新班主任先帶班一個月，如果家長還是有意見，學校再考慮是否更換。

類似現象也非常有代表性：家長們都普遍擁有一定的教育背景，他們插手學校教育、與校方進行博弈。最典型的，就是新中產家庭在其中的角色。

上海市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楊雄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上一代家長的學歷普遍都不高，通常在出生地讀書、工作，且工作包分配，沒有經歷過激烈競爭。而70後、80後的中產家長則不同，他們通過高考從全國各地邁入一二線城市，實現了階層流動、完成了財富積累。他們也清醒地意識到，雖然大學已向普通人敞開大門，但優質的高校資源仍然不多。當前，社會內卷嚴重，就業形勢一年比一年艱難，不少大企業的招聘都標明，要求雙一流畢業生、海外知名高校畢業生等。爲了不使下一代階層滑落，中產家長熱切地關注教育，期待其帶來的高回報率。

圍繞着考試、排名，是雙方衝突最激烈的戰場。華中師範大學碩士畢業生鄧冰清在調研時瞭解到一個案例，一所重點初中的初三班主任郝老師認爲不能把學生逼成考試工具，在一次升學模擬考試後，決定不公佈成績排名，只是讓學生熟悉題型。幾位家長得知後，與郝老師產生衝突。家長反問，現在哪是減壓的時候？

在習慣“雞娃”的中產家長眼中，分數、排名至關重要。不過，另一派則截然不同，隨着越來越多的家長有過留學經歷，對西方教育理念有所瞭解，有一批中產家長對學校提出了“快樂教育”理念。

語文老師鍾溪在一所高校的附屬小學任教。今年9月，新生入校，鍾溪發現，有個孩子的控筆能力極弱，恐怕在讀小學前從未拿過筆。鍾溪找孩子家長談話，得知孩子在國外讀的幼兒園，沒有學過寫字。鍾溪建議，可以給孩子報繪畫興趣班，增強控筆能力。家長婉拒了，理由是國內的繪畫興趣班要求孩子照着範本畫，壓抑創作天性。

這不是鍾溪碰到的第一個要求“快樂教育、釋放天性”的家長。她向《中國新聞週刊》回憶，曾有一名家長，每到期末複習期間，都要給女兒請假，帶她出去玩，“因爲備考氛圍太緊張，接受不了這種壓力”。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孩子在小學階段轉學了三四次。鍾溪所在的小學不允許公佈考試排名，鍾溪在進入高年級後，會告訴家長，每次考試95分以上的學生人數。一位家長來找她，覺得自己孩子壓力很大，希望她不要再公佈這一數字。

浙江省的小學語文老師範琳也曾碰到過類似的家長。無論她佈置什麼家庭作業，有一個孩子總是完不成，甚至有時候是家長代筆的。她去家訪溝通情況，家長表示，做作業讓孩子不快樂，不如讓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多家長不懂教育，要求千奇百怪。”範琳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通常情況下，她都不會採納家長要求插手教學的意見。

西南地區一家民辦教育集團的部門負責人姜延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相比課外輔導機構的一對一教學，學校提供的更像是團購服務，學校不可能因爲個別家長的要求而妥協。如果今天滿足了家長“希望學校不要管理這麼嚴格”的要求，明天面臨的可能就是“某個教室牆顏色不好看”的意見，“家長插手學校工作的界限在哪裡？”

鄧冰清在論文中總結，家長賦權增能意識的覺醒，衝擊了教師專業主義。家校衝突，某種程度上說，是二者的權力博弈。孫雲曉也指出，隨着家校權責邊界的模糊，家長的權利在增加。家長對辦學有知情權、監督權、建議權，但不能剝奪學校的辦學自主權。

懲戒還是“撕票”？

小學畢業後，豆豆與張靜多次覆盤在溫老師管理下的校園生活。他們都用了一個詞：冷暴力。

豆豆調皮，溫老師罰他坐在最後一排的角落裡，兩年內沒有調換過座位。如果豆豆做錯了事，溫老師會讓全班同學集體指正他，哪裡做錯了、大家應該怎麼做。懲罰時間內，豆豆無論上下課都必須在座位上坐着，不準去其他地方，班裡的同學也不許跟他玩，放學了不能和他結伴回家。

一段時間裡，張靜害怕去接豆豆。她怕老師突如其來的告狀，也怕豆豆的同學衝她喊今天豆豆哪裡沒做好。豆豆也同樣低落，甚至抗拒去學校。而奇怪的是，溫老師帶班的三年裡，她雖然罰過豆豆無數回，卻從來沒有跟豆豆深談過哪怕一次。

最近頻頻上熱搜的河北滄州家長汪文月的孩子顧明，也遭遇了類似的冷暴力。在汪文月拒絕了班主任曹老師的索賄後，顧明雖然每科成績第一，其他各方面表現也都好，但從未被評上過模範生。在被撤掉班幹部職銜後，顧明問媽媽，曹老師是不是故意針對自己？汪文月明知答案，但還是對他說，曹老師想讓你有更多進步的空間。顧明突然情緒爆發，他大哭：“媽媽，我受了這麼多的委屈，你爲什麼還是向着曹老師說話？”

對許多家長來說，家校矛盾不到不得不爆發的點，他們通常選擇沉默。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用“人質理論”也許能解釋這種心態，家長把孩子送到老師手裡，就像壓了個人質，家長怕被“撕票”。

不過，如何定義“撕票”，老師是在行使教育懲戒權還是在“撕票”，再次繞回了難以界定的老問題上。

鍾溪記得，學校曾發生過一個著名的案例。小學生的奶奶向學校舉報，說親眼看見體育老師打了她的孫女。學校立刻展開調查，但無論是體育老師本人還是同班同學，都說這個孩子沒有被打。後來，家長陸續又向學校舉報了幾次。比如，老師在課上批評了孩子，家長認爲批評過重，孩子受到了傷害；彩排運動會走隊列時，孩子原本站在最靠近主席臺一側，因她走的不太好，老師將她調換進了中間隊列，家長認爲，此舉給孩子造成了心靈創傷。四年級之後，因爲家校雙方對“傷害”問題始終沒有達成共識，孩子幾乎就不再來上學。其他學校對這一情況也有所耳聞，孩子沒能成功轉學。雙方爭執不下，但受傷害的是孩子。

懲戒問題是當下校園裡最爲敏感的問題，也是家校矛盾中最難以調和的問題。2019年末，教育部公佈了《中小學教師實施教育懲戒規則（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規則》），規定了教師可以採取三個層級的懲戒方式，包括一般懲戒、較重懲戒、嚴重懲戒。一般懲戒包括點名批評、增加適當運動、面壁罰站等，較重懲戒則包括隔離反省、要求家長到校陪讀等，嚴重懲戒則包括不超過一週的停課停學、專業矯治、轉學等。

有人認爲，這是教育部爲老師授權，讓老師敢管學生，也有人指出，這一《規則》如果使用不當，將引發更復雜的家校矛盾。人大附中翠微學校副校長趙志勤當時接受媒體採訪時，以一般懲戒中“適當增加運動要求”舉例：這一問題很難把握，因爲每個孩子的身體狀況不一樣，到底怎麼樣纔是“適當”很難界定。北京教科院副研究員趙瀾波也對媒體表示，對於什麼情況下采取懲戒措施，衡量標準不夠清晰，不好判斷也不好執行。有的措施如果被濫用，後果嚴重。

林小英指出，儘管要從制度和法律上規範教師的懲戒權，但當前恐怕不會有家長放心地把孩子交給老師來懲戒。面對懲戒，家長和老師通常都是“各懷心思”。當家長爲了某個意見分歧點去找老師談話時，家長心裡的聲音在說，我如果直接告訴他，他可能不會相信我的誠意，也許會給孩子穿小鞋。老師的心裡也有一個聲音，他的目的是什麼？我能對他和盤托出嗎？他會不會去校長那裡甚至教育局告我？

林小英對《中國新聞週刊》感慨：“我們所有人都投鼠忌器，很難做到真誠和信任，而教育這件事情最需要的就是真誠和信任。”

矛盾“複雜化”

在兒子顧明大哭一場後，汪文月又嘗試與曹老師溝通，未果，她決定去教育局舉報。

一開始，舉報是順利的，教育局認定了曹老師索賄。但很快，汪文月的舉報信息被學校和其他家長得知，一批家長聯合起來聲討她，放言如果她不撤銷舉報，班上的所有孩子都不去上學。學校讓汪文月前去溝通解決問題，在辦公室裡，一名家長準備了一盆熱水，趁汪文月不備，從她背後兜頭澆下。

同樣是家長，他們站在了汪文月的對立面。林小英分析，在權力強弱勢的顯著對比之下，其他家長大概不相信個人反抗可以掰倒曹老師，擔心自己的孩子也會被冷暴力，更擔心自己此前的種種賄賂、示好會成爲沉沒成本。

幾天下來，汪文月與校方以及其他家長的矛盾並無緩和的趨勢。她的母親聽到，校長給轄區派出所打電話，希望派出所把汪文月拘起來。隔了幾天，汪文月被拘留。她向《中國新聞週刊》回憶，看守所所長問她，你做了什麼事，居然要被拘留20天？她痛哭，說自己是被冤枉的，什麼錯事都沒做。

林小英說，現在的學校是個多孔的組織，在開放辦學的理念指引下，打開了很多空間以供評價和檢驗，就像一張潰爛的皮膚，容易招來蒼蠅。在家校雙方之外，許多社會力量都想對學校事務插一腳。

上級教育主管部門的介入，也有可能讓矛盾更難以化解。姜延所在的民辦教育集團，今年就被家長向教育主管部門舉報過。集團管理的幼兒園在疫情期間推出了許多線上課程，都是老師自己錄製，不強制學習、不要求打卡，每天由班主任發在微信羣中。幾天後，一名家長去教育主管部門舉報，理由是自己沒時間帶孩子上網課，孩子吃虧了，希望幼兒園的網課全部停止。教育主管部門對此的處理結果是，集團下屬的其他幼兒園照常在微信羣發送線上課程，而舉報者所在的幼兒園微信羣不再更新網課。家長如果感興趣，可以去集團公衆號上下載。

姜延說，教育主管部門往往會在接到舉報後選擇息事寧人。林小英也指出，現實的許多案例表明，家校雙方遇到矛盾時，迅速引入第三方或上級介入矛盾也不見得就是化解問題：主管部門的心態是求穩，最有可能的結果是犧牲自己權限所及的人，首當其衝的就是體制內的教師。這樣的案例向家長釋放了一個信號，在擺事實講道理之外，可以投訴、告密。

林小英認爲，家校矛盾已經越來越複雜，不過學校至少可以做兩件事，一是在校內建立表達不滿的途徑與機制，讓事情能在校內得到解決；二是學校要習慣走下表彰臺，不要總想着去教訓或教育家長，有時候也需承認自己會失敗、會犯錯。

邊玉芳和孫雲曉都指出，家校衝突不僅僅是教育內部的事，還與當前的人才評價體系相關。高考毛入學率相較過去已有大幅度增加，大學已不是精英教育，家長的焦慮還來自就業率的倒逼。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如果徹底改革教育評價問題，家校矛盾的60%或許可以迎刃而解。

邊玉芳指出，想要解決多重原因導致的家校矛盾，需要多管齊下，制度建設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最近，越來越激烈的家校矛盾被媒體曝光，教育部、各省市開始重視其中的問題，出臺了一系列規章制度予以規範。從2018年至今，山東、陝西、浙江等十餘個省份教育部門出臺相關文件，嚴禁家長批改作業。今年12月，教育部直接明確表態，對於要求家長完成或批改作業的，將“發現一起，嚴處一起”。

對爭議不斷的“班級微信羣”，一些地市也開始探索管理方法。杭州市濱江區教育局推出《學校班級微信羣公約（試行稿）》，明確規定教師的信息發佈應控制在晚上9點前，如無十萬火急的事務，家長在當晚9點半至次日7點前的休息時間內也不應該再打擾老師。渭南澄城縣教育局甚至作出規定，班級羣除班主任外全員禁言。

不過，儲朝暉認爲，這些規章制度都只能解決枝枝節節的問題，很多問題變體很多，有時候家校共謀，規範難以執行。家校關係中尚有諸多問題沒被釐清，需要立法規範，但還不具備立法的條件。而可能更無解的問題是，家長本身的素質千差萬別，當國家出臺規章制度規範教師的行爲，又有誰來規範家長呢？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張靜、方棋、鍾溪、範琳、姜延、汪文月、顧明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