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晉陽宮》與大唐開國真相

吳鵬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1年01月05日 10 版)

編者按

中國是詩的國度,唐朝是詩的盛世。289年的唐朝歷史,留下2000多位詩人的5萬餘首唐詩

唐詩緊扣時代脈搏,折射歷史變遷。從大唐開國到貞觀之治,從廢王立武到武周革命,從開元、天寶盛世到安史之亂,從元和中興到甘露之變,從大中之治到晚唐衰亡,唐朝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不但“有史爲證”,更“有詩爲證”。

今起開“唐詩與唐史”專欄,以人們耳熟能詳的唐詩爲線索,講述平仄韻律中波瀾壯闊的王朝興衰,解讀細膩筆觸下深沉的家國情懷,觀照歷史大勢裡欲說還休的人生悲歡。

“唐詩與唐史”,一首唐詩的溫故之行,一次唐史的知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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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開元二十年(732年)十一月初二,唐玄宗李隆基巡幸北都。唐朝北都即晉陽(今山西省太原一帶),是李唐王朝起家之地。開國皇帝高祖李淵,正是在晉陽誓師起兵,揭開289年大唐的序幕。

打造出開元盛世的玄宗在晉陽宮城流連徘徊,遙想當年高祖、太宗艱難創業,撫今追昔,遂寫下《過晉陽宮》一詩:

緬想封唐處,實惟建國初。

俯察伊晉野仰觀乃參虛。

井邑龍斯躍城池鳳翔餘。

林塘猶沛澤臺榭宛舊居。

運革祚中否,時遷命茲符。

顧循承丕構,怵惕多憂虞。

尚恐威不逮,復慮化未孚

豈徒勞轍跡,所期訓戎車。

習俗問黎人,親巡慰里閭

言念成功,頌德康衢

長懷經綸日,嘆息履庭隅。

艱難安可忘,欲去良踟躕。

晉陽宮史

晉陽宮始建於東魏孝靜帝武定三年(545年),由當時權臣即後來篡奪東魏建立北齊的高歡所建。東魏定都鄴城(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一帶),高歡卻在晉陽遙控朝局。晉陽作爲高歡的政治軍事大本營,本已建有豪華的相府和恢弘的大明城,但奢靡的高歡仍不滿足,還要另建新宮用來享樂。

當年正月中旬,高歡上疏孝靜帝,“幷州,軍器所聚,動須女功,請置宮以處配沒之口”,以需要大量女子爲駐守軍事重地幷州的軍士縫補軍衣、擦洗軍械的名義,請旨在幷州治所晉陽修建行宮,供罰沒官府充當奴婢的女子居住。當月二十八,孝靜帝批准高歡奏疏,下詔營建晉陽宮。

晉陽宮修建得極其富麗堂皇,據《新唐書·地理志》,晉陽宮“宮城週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高約14.69米,周長約3276米,而北京故宮周長也不過3420米左右。依當時工程技術和東魏的國力條件而言,晉陽宮顯然是一個相當奢華的宮殿建築。當然,宮裡填充的定然不是罪婦,而是高歡的貴婦。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32年後,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崇尚奢靡的高歡建立的北齊被北周所滅。武帝宇文邕認爲“並、鄴二所,華侈過度”,下詔“諸堂殿壯麗,並宜除蕩,甍宇雜物,分賜窮民”,將晉陽宮等建築拆毀,以警醒後人節儉持國,愛惜民力。

30年後,晉陽宮迎來新生。隋大業三年(607年)八月二十六,隋煬帝楊廣“至太原(即晉陽)”巡視,“詔營晉陽宮”。楊廣定然不會料到,他重修晉陽宮的決定,會給楊隋王朝培養出一個掘墓人。此人正是楊廣的表哥,後來被任命爲晉陽宮負責人即宮監的李淵。

李淵來路

在唐朝的官修史書中,李淵被塑造成一個沉湎酒色、胸無大志的昏聵無能之輩,從起兵創業到化家爲國,一切都是被李家二公子李世民推着往前走。而在真實的歷史裡,李淵卻是唐朝建國大業的真正操盤手。而這一切,又和晉陽有着不解之緣,正如李隆基《過晉陽宮》詩中所言,“緬想封唐處”,位於上古唐國封域內的晉陽,“實惟建國初”。

李淵出生於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是唐國公李昞和隋文帝楊堅獨孤皇后四姐之子。建德二年(573年),李昞去世,7歲的李淵繼承唐國公爵位,李唐國號“唐”即由此而來。李淵幼年喪父,孤苦伶仃,姨父隋文帝和姨媽獨孤皇后對他“特見親愛”。成年後,李淵“倜儻豁達,任性真率”,善於交遊,“寬仁容衆,無貴賤鹹得其歡心”,與人“一面相遇,十數年不忘”。在隋文帝和獨孤皇后的悉心培養下,李淵先在中央禁軍任高級武官千牛備身,後外放地方刺史歷練。

隋文帝還在位時,李淵就已經抱負遠大,“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江湖術士史世良曾給他看相,“公骨法非常,必爲人主,願自愛,勿忘鄙言”,李淵聽後“頗以自負”。隋煬帝登基後,因當時“十八子(三字合寫爲李)得天下”的讖言,加上李淵“高顏面皺”形成“阿婆面”奇異相貌,煬帝對他頗爲猜忌,就將他調回朝廷嚴密控制。

李淵龍困淺灘,無法動彈,卻也不忘密切觀察形勢,以圖進取。大業八年(612年)左右,李淵曾與好友宇文士及“夜中密論時事”“言天下事”。大業十二年(616年)七月,煬帝前往江都(今江蘇省揚州市一帶)避亂後,大將夏侯端曾向李淵表白心跡,“天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李淵“深然其言”,但手中無人無地,只能暫且忍耐,以待時機。

隨着隋末農民起義成燎原之勢,北方草原上的突厥也開始大規模向中原進攻。煬帝甚至曾被突厥十萬鐵騎包圍在雁門關,險些喪命。在內憂外患同時爆發的形勢下,煬帝一時無人可用,只得於大業十二年(616年),派時任右驍衛將軍的李淵,到山西前線與突厥作戰。

赴任山西不久,李淵在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一帶)大破突厥。煬帝於大業十三年(617年)初,就地任命李淵擔任太原最高長官留守,併兼任晉陽宮宮監;同時還任命親信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君雅爲太原副留守,以牽制監視李淵。

在古人天界星區與地理區域相互對應的天文地理學概念中,太原屬於天上參星之虛、地下晉中分野,唐玄宗《過晉陽宮》中“俯察伊晉野,仰觀乃參虛”,即是指此。太原地理位置險要,“控帶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爲河東之根本,誠古今必爭之地”,故唐玄宗在詩中盛讚太原“井邑龍斯躍,城池鳳翔餘;林塘猶沛澤,臺榭宛舊居”,林木池塘都猶如當年漢高祖劉邦藏身的沛縣大澤一樣,籠罩着天子之氣。而能被玄宗比作漢高祖劉邦的,只能是唐高祖李淵。

李淵獲任太原這一戰略重地,如龍歸江海,開始積極爲反隋做準備。剛到太原,李淵就與隨他一起赴任的李世民談心,“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爲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認爲擁有唐國公身份的他,來到古唐國所在地太原任職,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要李世民做好改天換地的思想準備。

李淵既有此意,前來歸附的人絡繹不絕。如《過晉陽宮》詩中所言,“運革祚中否,時遷命茲符”,隋朝氣數將盡,各方勢力紛紛將重建統治秩序的希望寄託在李淵身上。鷹揚府司馬許世緒鼓動李淵“首建義旗,爲天下唱,此帝王業也”,李淵聽後與他“親顧日厚”。武則天的父親大商人武士彠,“陰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及符瑞”,李淵讚賞他“深識雅意”,表示以後“當同富貴”,任命其爲留守府行軍司鎧,掌管軍械事務。李淵老友戎州刺史(今四川省宜賓市一帶)唐鑑的兒子唐儉,不但認定李淵是天選之子,“明公日角龍庭,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在今朝”,而且提出具體行動方案,“開府庫,南嘯豪傑,北收戎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內之權,指麾可取”,李淵表示“吾將思之”,不久任命唐儉爲記室參軍,掌管機要文書。

隨着人心日益凝聚,李淵着手準備起兵事宜,首先解除太原周邊威脅,率軍擊潰太原南面的歷山飛農民起義軍。正當李淵與歷山飛軍隊作戰的時候,突厥再次進攻馬邑。李淵派副留守高君雅前去抵抗,結果高君雅大敗而歸。煬帝聞訊,派人將李淵就地免職,擬押解江都御前處置。

煬帝再次對李淵動起殺心,李淵顯然不能坐以待斃,就交代李世民,“隋歷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表示在起兵一事上之所以慎之又慎,是因爲李建成、李元吉兄弟尚在河東,力量還未集結,投鼠忌器;如今“遭羑里之厄”,爲父如當年周文王淪爲商紂王階下囚一樣被隋煬帝捏在手中,萬一有所不測,你們兄弟“須會盟津之師”,仿效周武王招兵買馬迅速起兵,“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爲英雄所笑”。

李世民聽父親之語有訣別之意,驚慌失措,竟然“泣”,病急亂投醫地建議李淵“芒碭山澤,是處容人;請同漢祖,以觀時變”,仿效漢高祖上山跑路躲避風頭。李世民此議,等於提前與隋朝公然決裂,在兵馬未集的軍事態勢下,不啻於以卵擊石,甚至會將李家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李淵政治定力比李世民強得多,表示“天命有在,吾應會昌,未必不以此相啓”,自己天命在身,說不定能逢凶化吉。果不其然,數日後,“有詔使馳驛而至”,煬帝下詔赦免李淵,讓他“依舊檢校所部”。

李淵立馬加快起兵進程,通知李建成“於河東潛結英俊”,李世民“於晉陽密招豪友”。據晉陽起兵時溫大雅所著原始史料《大唐創業起居注》,李建成、李世民“俱稟聖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即使是“鬻繒博徒,監門廝養”,只要有“一技可稱,一藝可取”,便“與之抗禮,未嘗雲倦”,稱兄道弟,如此“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因拒絕出征高麗而被朝廷通緝的隋軍將領長孫順德、劉弘基等人,也來到太原歸附李淵。

以唐太宗李世民親自審定的唐朝官方史料爲依據修撰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不但抹殺了李建成在河東籌備起兵的功績,而且把李世民招攬英雄的行爲寫成是違背李淵意志的自主行動,即“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不但如此,李世民還“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等李世民完成起兵的所有準備工作,李淵在李世民反覆勸說下,才表示,“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讓李世民放手去做。

但歷史的真相併非如此。

大業十三年時,李淵51歲,李世民只有19歲。李淵歷任中央地方大員,現任太原最高軍政長官,更有唐國公爵位,擁有豐富的官場經驗、軍事歷練和強大的政治號召力;李世民除了李淵二公子的頭銜,身無長物。當時各路豪傑和地方豪強願意加入李家創業隊伍,看重的是李淵的政治實力和軍事能力,而非李世民的滿腔熱血。

因李建成遠在河東照顧李家老小,作爲唯一在太原陪伴李淵身邊的李世民,深度參與了晉陽起兵的謀劃,並作爲李淵的私人代表,做了很多李淵不方便出面的事情,但這一切都是在李淵旗號下進行。對晉陽起兵起決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李淵而非李世民。李淵老成持重,時機未到不會輕易出手;時間一到,他會痛下決心,決不拖泥帶水。正如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所言,李淵“慎之又慎”,對於“秦王(即李世民)之陰結豪傑”,李淵“非不知也”,只是“堅忍自持,姑且聽之以靜鎮之也”。《過晉陽宮》中“顧循承丕構,怵惕多憂虞”,亦有此意,要承受天下大業之重,不能不恐懼警惕,憂思深重。

李世民親自審定唐初的創業歷史,還創造出一個極其香豔的晉陽宮桃色故事,把李淵長期醞釀起兵反隋,書寫成是中了“仙人跳”圈套,逼上梁山,不得不反。

據《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鑑》,兼任晉陽宮宮監的李淵,與實際主持晉陽宮日常事務的副宮監裴寂既是上下級關係,又是舊時好友,二人“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李世民爲拖李淵下水,決定拉攏裴寂遊說。他“出私錢數百萬”,通過密友高斌廉,在賭桌上將數百萬錢全部輸給裴寂,“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感情到位後,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

在李世民的策劃下,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把晉陽宮內給隋煬帝準備的宮女,私相授受給李淵享用。玷污皇帝宮人,在古代是滿門抄斬的死罪。如此一來,李淵欲活命,只能一反了之。

晉陽宮事後不久,李淵與裴寂喝酒聊天。酒酣耳熱之際,裴寂從容地向李淵言道,你家“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因爲“寂以宮人侍公”,畏懼“事覺並誅,爲此急計耳”,現今各路英雄雲集,衆人摩拳擦掌,不知“公意如何”。李淵酒被嚇醒,只得表示,“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

因此事演繹成分頗多,且不見於原始史料《大唐創業起居注》,故當代史家大多不予採信。牛致功《唐高祖傳》和趙克堯、許道勳《唐太宗傳》等著作,均不提及此事。

李淵起兵的根本原因雖然不是晉陽宮桃色事件,但其最終發動正是在晉陽宮。

晉陽宮變

李淵父子通過結交各路豪傑,組建了起兵骨幹隊伍,但兵力仍然不足。而李淵身爲留守,沒有在和平時期合理合法招兵買馬的權力,起兵之事只能暫且緩緩圖之。

不久,山西北部的劉武周搶先一步造反,不僅拿下馬邑,還投靠突厥受封爲定楊天子,接連佔據隋煬帝行宮汾陽宮和數座城池,直接威脅太原。李淵召集王威、高君雅等將佐商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人“皆懼,再拜請計”,一切請李淵定奪。

李淵爲難地表示,只有得到皇帝詔命才能募兵,可如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江都距太原有三千里,劉武周距太原不到三百里,加上道路艱難,恐不能及時請示聖裁。而“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太原薄弱兵力定然無法抗拒劉武周虎狼之師,“進退維谷,何爲而可”。

王威、高君雅表示,“若俟奏報,豈及事機”,事不宜遲,只能見機行事,以李淵“地兼親賢,同國休慼”的皇親國戚地位,“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李淵很“爲難”地表示同意,趁勢要求“先當集兵”。在與王威、高君雅集體作出募兵抗敵的決定後,李淵命令“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太原周邊百姓“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

起兵形勢日益成熟,李淵秘密派人召長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從河東,女婿即女兒平陽公主李三娘夫婿柴紹長安赴太原,解除後顧之憂。一切準備就緒,當務之急就是拔除王威與高君雅兩個看門神。

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李淵又把軍隊交給長孫順德、劉弘基等朝廷要犯,開始懷疑李淵“有異志”。二人找武士彠商議,認爲長孫順德、劉弘基“背徵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身爲罪犯逃兵公然領兵,視朝廷法度如無物,“欲收按之”。武士彠不同意:長孫順德、劉弘基都是李淵的客人,若將二人抓捕法辦,等於公開製造內部矛盾。王威等“乃止”。主管兵士訓練的留守府司兵參軍田德平,打算建議王威、高君雅調查李淵徵兵內情,徵求武士彠意見;武士彠又反對:軍事事務由留守長官李淵統一負責,王威、高君雅無權干預,田德平“亦止”。

儘管武士彠屢屢阻止、見招拆招,但王威、高君雅對李淵的疑慮並未打消。尤其高君雅是煬帝心腹,“每與王威密伺帝(即李淵)隙”。大業十三年(617年)五月,王威、高君雅逐漸查明實情,決定趁李淵到晉祠祈雨時將其刺殺。

關鍵時刻,李淵與高君雅的共同好友劉龍,起到了關鍵作用。

劉龍又名劉世龍,是“晉陽之富人”,任晉陽某鄉鄉長。劉龍身份低微,本與位居留守長官的李淵沒有交情,只是與裴寂有過來往,後經裴寂引薦,與李淵相識。李淵不因劉龍地位低下而另眼相待,而是平起平坐,相交甚歡。而劉龍又和高君雅過從密切,他“感帝(即李淵)恩眄,竊知雅等密意,具以啓聞”,探知王威、高君雅密謀後,趕緊報知李淵。

李淵得到密報,告訴劉龍,王威、高君雅“下愚,暗於時事,同惡違衆”,不識時務,定會多行不義必自斃;感謝劉龍“卿能相報,深有至誠”,同時讓他“勿有多言,我爲之所”,當作不知此事,自己會妥善處置。

五月十四日夜,李淵命令李世民帶長孫順德、趙文恪率五百兵馬埋伏在晉陽宮外。第二天早晨,李淵召集王威、高君雅和文武僚佐到晉陽宮議事。衆人剛落座,晉陽縣令劉文靜就帶開陽府司馬劉政會“稱有密狀”,聲稱有要事上告。李淵示意王威去接訴狀。劉政會不給,表示所告之事關涉王威、高君雅,二人必須避嫌,只有李淵纔有資格閱覽。李淵假裝大吃一驚,“豈有是邪”,拆開訴狀,告的正是“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當然,劉文靜、劉政會所行之事,都是李淵事先安排。

王威、高君雅大呼冤枉,“此乃反者欲殺我耳”,大聲辱罵李淵是賊喊捉賊。此時李世民已經“布兵塞衢路”,控制太原城內各交通要道,劉文靜當即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

李淵雖設計將王威、高君雅拿下,卻不能輕易取其性命。二人都是朝廷命官,高君雅更是煬帝心腹,隨便給他們扣上勾結突厥背叛大隋的帽子,太原百姓不一定完全相信。沒有過硬證據就貿然殺人,無法服衆。

正當李淵等人苦思冥想如何坐實王威、高君雅罪名時,突厥送來神助攻。

兩天後,五月十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前鋒輕騎甚至攻入太原外城,從北門進,東門出,好似有內鬼接應配合。幸虧李淵實施空城計,下令“悉開諸城門”,打開城門,同時“命裴寂等勒兵爲備”,突厥“不能測,莫敢進”。

看着城外的突厥兵馬,太原百姓“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認定是王威、高君雅裡通突厥,才招來太原今日之禍。李淵順應民意,“斬威、君雅以徇”,清除重大隱患,完成起兵反隋前對內部的最後整頓。

開國大唐

斬殺王威、高君雅是李淵事先設計,但突厥攻打太原不是李淵提前安排,他只能硬着頭皮出戰。李淵先派驍將王康達率一千精銳伏擊突厥後勤部隊,意圖搶奪戰馬充作軍用,結果被突厥前後夾擊,幾乎全軍覆沒,“城中忷懼”。李淵只有再行疑兵之計,“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他道來,如援軍者”,派軍隊夜裡秘密出城,第二天又大張旗鼓從其他城門進城。連續幾天如此,好像增援部隊源源不斷到來。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六月初,李建成、李元吉和柴紹抵達太原,李淵不再投鼠忌器;又派劉文靜出使突厥,尋求合作,解除來自草原的後顧之憂。六月初五,李淵派李建成、李世民率軍拿下位於長安太原連接線上的西河郡(今山西省汾陽市一帶),打通南下長安的戰略通道,確立“入據關中,號令天下”的戰略規劃。

六月十四,李淵在太原成立大將軍府,自稱大將軍,任命裴寂爲大將軍府長史,劉文靜司馬,武士彠爲鎧曹,劉政會爲戶曹,長孫順德、劉弘基等爲左右統軍,“自余文武,隨才授任”。李淵將軍隊分爲左右兩路,封李建成爲隴西公,指揮左路軍;李世民爲敦煌公,指揮右路軍;李元吉留守太原。裴寂從晉陽宮中“進宮女五百人,並上米九萬斛,雜彩五萬段,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

六月十八,李淵在太原接見突厥使者,向突厥稱臣,簽署合作協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七月初五,李淵率三萬人從太原出發,向長安開去,宣佈尊奉隋煬帝爲太上皇,擁立煬帝孫子、留守長安的13歲代王楊侑爲新皇帝。

自秦漢以來,天下政治重心就在關中即京師長安地區。拿下關中,就取得了其他羣雄無法比擬的戰略優勢,進可以向東爭奪天下,退亦能依託關中平原自保。更重要的是,佔據長安,李淵就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可以名正言順地將楊侑扶上皇位,進而挾天子以令諸侯。

李淵剛起兵,楊侑就派隋末名將宋老生和屈突通分別駐守霍邑(今山西省霍縣一帶)和河東,進行堵截。八月初三,李淵義軍奪取霍邑,陣斬宋老生。河東城防堅固,一時不易拿下,李淵採取圍而不攻的戰略,只留部分軍隊監視屈突通以防背後遭襲,主力部隊迅速西渡黃河。黃河兩岸官員百姓主動帶着船隻運送義軍過河,隋朝人心盡失,改朝換代已是大勢所趨。

渡過黃河後,李淵一路收攏沿途農民起義軍,李三娘也帶着在關中地區組建的遊擊義軍前來會師。十月初四,義軍到達長安城下。李淵剛開始想用政治手段解決問題,和平進城,但楊侑死撐不開城門。政治善意釋放到位後,十月二十七,李淵下令攻城,李建成攻打東門南門,李世民進攻西門北門。十一月初九,李建成部隊率先攻破皇城東門景風門,隋朝守軍見大勢已去,作鳥獸散。李淵佔領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

十一月十五,李淵昭告天下,立代王楊侑爲皇帝,是爲隋恭帝,“遙尊煬帝爲太上皇”。十一月十七,李淵出任大丞相,“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鹹歸相府”,隨後進封唐王,相繼取得“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等歷代權臣篡位之前的標配政治待遇。

終於,第二年即公元618年三月十一,隋煬帝在江都被一丈白綾了卻性命。四月底,消息傳到長安,李淵“哭之慟”,表示“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五月十四,識趣的隋恭帝自覺把皇位禪讓給李淵。

李淵“固讓不受”,百官“上表勸進,至於再三”,裴寂上奏“勸進,又不答”。裴寂面見李淵,正式表態,“陛下不爲唐帝,臣當去官耳”,又“陳符命十餘事”。所有政治表演都演到位,李淵“乃從之”。

五月二十,李淵正式在太極殿登基稱帝,建立唐朝,改元武德,隨後立李建成爲太子,封李世民爲秦王、李元吉爲齊王。至此,從晉陽宮的密謀,到太原城的起兵,再到太極殿的即位,李淵初步完成了化家爲國的建國大業。

李淵登基後,不忘裴寂襄助之功,曾在大殿上指着御座對裴寂言,“使我至此,公之力也”,說罷任命裴寂爲尚書右僕射,主持國務。李淵“待裴寂特厚,羣臣無與爲比,賞賜服玩,不可勝”,經常命御膳房“以御膳賜寂”。李淵上朝,“必引與同坐”;李淵回宮,“則延之臥內”。對裴寂的上疏,李淵“言無不從”,甚至“稱爲裴監而不名”,還是用當年的裴監即晉陽宮副宮監職務稱呼裴寂,從不直呼其名。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語境中,這是皇帝對大臣聖眷優渥的重要體現。武德六年(623年)四月,李淵升遷裴寂爲尚書左僕射。裴寂意欲告老還鄉,李淵“泣下沾襟”,表示與裴寂“要相偕老耳。公爲臺司,我爲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

儘管裴寂後來政績平平,幾無可稱之處,甚至在劉文靜遭冤殺一事上負有重大責任,但李淵待裴寂如此深情厚誼,無疑與二人在晉陽宮宮監和副宮監任上的共同經歷密切相關。李淵對裴寂的隆恩厚愛,是對裴寂傾盡晉陽宮物資助力起兵的回報,也是對自己在晉陽宮內完成內部整合、下定反隋決心的歷史追憶。

李唐創業的起點在晉陽,而發軔點是晉陽宮。115年後,唐玄宗在晉陽宮的賦詩留念,正是對晉陽宮在李唐創業歷程中歷史原點地位的肯定,故而“長懷經綸日,嘆息履庭隅”,遙想高祖君臣謀劃起兵時的殫精竭慮,感嘆晉陽宮變中的步步驚心。面對祖宗功業,玄宗“尚恐威不逮,復慮化未孚”之情油然而生,惶恐威嚴不樹、風俗不淳、天下未化。而玄宗在晉陽“習俗問黎人,親巡慰里閭;永言念成功,頌德臨康衢”的訪舊尋根,亦是對跟隨高祖創業的三萬晉陽子弟歷史功績的追憶,以示“艱難安可忘,欲去良踟躕”,不忘昨日創業艱難,力求今朝再開新篇。

從晉陽起兵到開國建唐,李淵始終是李唐創業戰略的最高制定者和政治決心的最後決斷人。晉陽起兵由李淵主導,進軍長安由李淵統率。李家三公子中,李世民貢獻突出,李建成亦不遑多讓,但都是在李淵的領導下進行,是李淵在帶領李世民前進,而非李世民推着李淵前行。

李世民之所以煞費苦心地篡改唐初創業史料,抹殺李淵、李建成功業,與其上位的歷史真相有莫大關係,他需要用創業功績證明奪位的合法性。而李世民奪嫡時發動玄武門之變的歷史原罪,又成爲他登基後打造貞觀之治的內在驅動和心理壓力。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博士)

2021年01月05日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