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氣象與文化自信

辛丑牛年河南春晚上的舞蹈節目《唐宮夜宴》成功“出圈”、驚豔四方。該節目力求將盛唐的風采和少女的靈動搬上舞臺，再現盛唐時期的大國氣象和以“唐三彩”爲代表符號的唐韻之美，令億萬觀衆神往。大唐氣象，說到底是由文化自信鑄就的。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所謂文化自信，本質上就是對傳統文化、傳統思想價值體系的認同與尊崇，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外來文化的包容、對未來的信心。歷史表明，越開放越包容，越包容越自信，越自信越進取。這種文化自信，成爲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文化精神財富。

絢麗多姿、異彩紛呈的多元文化

唐朝是承續隋朝而建立的，唐朝的開國皇帝李淵的母親就是隋文帝獨孤皇后的姐姐（《新唐書》記：“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李淵襲封唐國公、太原留守。隋朝的建立結束了少數民族長期混亂中原的歷史和長達270年之久的國家分裂。統一給民衆帶來的心理變化是巨大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北方文化與南方文化經過大沖突、大碰撞、大交融,形成了爲大一統政權服務的新文化體系。其中心便是三教並行,多元、混合的意識形態。因此，在這一新生政權的面前,呈現的是絢麗多姿、異彩紛呈的多元文化。

隋朝存在的時間雖然很短暫，卻爲唐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隋文帝一面大力扶植和提倡佛教,改革佛教的管理,集政教於一身；一面從實用主義態度出發,要求儒學直接服務於社會,以快出人才，出可用之才。隋煬帝本身好學,又有文才,非常重視文化建設，尤其重視江南文化，爲南北文化融合作出了重要貢獻。唐朝建立之初，秉承隋代風氣的餘韻，在很短的時間內消除了各地武裝割據，重建統一秩序，恢復經濟，安定社會，帶來了民族大融合，營造出頗具生氣的帝國局面。唐都長安成爲世界最大城市，西域商人、日本遣唐史、朝鮮半島各國留學生雲集於此，據史家研究，前來朝覲、留學、進行學術交流和經濟貿易的國家和地區有300多個，真正是世界之中心。

大唐疆域廣泛、幅員遼闊，以開放的胸懷吸引各國來的人才，不少外國（族）人還在大唐做官，有的甚至成爲名將，如李楷洛、李光弼父子（契丹人），安祿山（康居國人），哥舒翰（安西龜茲人），高仙芝（高麗人）等，同樣，突厥貴族、新羅人在大唐做官也都備受優待。

李世民非常自信地總結了自己一生文武兼備、仁愛公信：“我提三尺劍，數年之間，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強梁，世爲紛更，今乃襲我衣冠、爲我臣吏，殊方異類，輻輳鴻臚，是朕文教所來也；突厥破滅，君臣爲俘，安養之情，同於赤子，是朕仁愛之道也；林邑貢能言鳥、新羅獻女樂，憫其離本，皆令反國，是朕敦本也。酧功錄效，必依賞格；懲惡罰罪，必據刑書。割親愛、舍嫌隙，以宏至公之遺，是朕崇信也。”（《唐會要》卷七）李世民“華夷一家”的自信，是對其武力與德惠兼施的治理方針的自許，昭示了以大唐爲中心的中華文化圈由此形成。

唐代承續隋代的制度和文化政策，思想上以儒家來維繫政治結構和社會組織，同時，唐代皇帝認親老子，追認其爲李氏的祖先，科舉考試中把《老子》一書列入其中，官員必須讀《老子》，道家享受到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地位；唐玄宗還將《老子》列入學官，有不少名臣就是通過“道舉考試”得以出仕。另外，唐代還承續了南朝時流行的佛教，並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天台宗、華嚴宗、淨土宗三大宗派。尤其是在初唐時期還發生了一起著名的佛教事件：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一位叫玄奘的和尚從長安出發，步行前往印度取經，歷時17年，經歷千辛萬苦，其故事感動了當時的中國。

文化上的兼容幷包政策，造就了唐朝士人的包容心態，許多士人自由出入儒道釋之間，他們的思想開放，精神富足。以詩歌爲例，初唐的詩歌創作，主要是以唐太宗李世民及其羣臣爲中心展開，儘管樑陳宮體詩仍然是初唐詩歌的主流，重辭采聲律，感情的纖弱、詩風的綺靡仍有很大影響，但是統一的新時代、新氣象，啓迪着詩人們尋找新的道路、新的表現方式來反映廣闊的社會生活。有的詩人有意識突破了宮廷詩的範圍，把視野打開，將詩歌題材和內容伸向諸如離別、懷鄉、邊塞、市井、自然山水、理想抱負等，有的詩人多述懷言志或詠史之作，內容剛健質樸。如王績、杜審言、宋之問等人的詩中出現一種質樸清新、寧靜淡泊的境界，積極進取的精神。“初唐四傑”駱賓王、王勃、楊炯、盧照鄰的詩，重視抒展一己之情懷，作不平之鳴，因此在詩中開始出現了一種昂揚壯大的情感氣勢，有一種慷慨悲涼的感人力量。現實意識、生命意識和宇宙意識，在陳子昂、張若虛等初唐詩人那裡得到了鮮明的體現，反映了初唐士人的精氣神，眼界和胸懷非前人可比，他們注重生命體驗，重視干預現實，開創了有唐一代的詩風，奠定了律詩的範型。這以後，詩歌更成爲科舉取士的重要內容。到了盛唐時期，各類詩人更是繁星閃耀，遍及社會各個層面，各顯才華，各競風流。

到中唐時期，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之稱的韓愈，又打起復古的旗號，引領了一場社會思想文化運動。韓愈認爲，儒家的道統自孟子以後中斷了，這實際上就是否定了漢儒以來的經學傳統。因而，他主張恢復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挽救世風和社會危機。以道統論爲新思想，以古文運動爲載體，以反對崇佛爲武器，以弘揚自我、張揚個性、追求自由，培育健康的精神生活爲號召，以治國平天下爲目的，實際上是一場“儒學+文藝”復興運動，展示出強烈的文化自信。

與世界的交流和國力的強盛提振了唐人的文化自信

唐朝人的文化自信離不開強大的國力特別是經濟的支撐。唐朝經濟實現了類似於今天的以內循環爲主、外循環爲輔兩相結合的雙循環模式。

內部，唐朝實行土地公有制，即授田制，歷史上叫均田制。隋朝末年因爲戰亂產生大量無主田地，使均田制得以施行，很大程度上穩定了農業的發展。政府依戶籍授田，區分公私兩區，公私折中。連和尚道士、尼姑女冠都有授田。土地買賣的限制也有所放寬。同時，唐朝還實行職分田、公廨田和公廨錢制度。職分田就是將一部分土地授給士兵和官員，士兵依靠種田取得軍費（府兵制），官員根據職分在職分田內領取俸祿。公廨田是爲保障地方官員的生活和幸福感，按官署等級劃出一片田地供官員租給農民耕種，以所收地租充作辦公經費。這種自給自足式的養兵養官模式雖然有弊端，但確保了政府財政收入和官員的需求，也有利於生產力的復甦。

財稅制度上則實行與授田制匹配的租庸調法。租庸調按丁徵收，政府爲民置產，因其產而繳稅，沒有重徵累民之弊，又防止兼併之風。同時，土地與戶籍掛鉤，開徵戶稅和地稅。地稅是按調交納粟、麥、稻二升，充實義倉；戶稅則根據戶內丁男多寡分成九等開徵。安史之亂後，土地兼併嚴重，逃戶增多，財政出現危機，唐肅宗時宰相劉晏實行賦稅制度改革；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將租庸調法改爲兩稅法，按田畝的多少收地稅，按戶等的高低抽戶稅，分夏秋兩季徵收。唐朝整體稅負較低，大約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二，相當部分財富集中在民間。

唐朝農業發展較快，糧食產量有了較大增長，天寶八載（749年），官倉存糧達9600萬石。長安洛陽米價最低時的唐玄宗開元十四年（726年），每鬥價僅十三文。飲茶的習俗，從南方傳到北方，逐漸普及，唐代中期建立茶稅，成爲重要的稅源。手工業有了官營和私營之分，唐代主要手工業有紡織業、陶瓷業和礦冶業。絲、麻爲主要紡織對象，白瓷、唐三彩等特色陶瓷業發展成熟。金銀器製造業汲取了西域的一些技術有了長足進步。

交通方面，陸路以長安爲中心，水運以洛陽爲中心，遍佈全國各地，運河貫通南北，驛站、邸店（相當於物流中心）成爲重要的配套設施。出現了城市商品經濟和長安、洛陽、蘇州、揚州、廣州、成都等商業中心。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雛形“飛錢”出現。尤其是江南經濟持續發展，開始超越黃河流域，一枝獨秀。即使是“安史之亂”後，華北殘破，但唐政府仍可以依賴江南經濟而持續其統治。

更引人注目的是旅遊成爲唐代人滿足精神文化生活的一種需要。官員宦遊，富商市遊，僧道玄遊，士人漫遊，平民郊遊，形式多樣。由於唐代社會氛圍相對寬容，節假日衆多，鼓勵休假遊樂，因而出現了許多旅遊達人，如唐玄宗、李白、劉禹錫等。特別是城市居民的節假日郊遊，成爲唐代一景。由於嚴格的戶籍管理，唐朝政府“斥遠遊，主近遊”，因此，城市的人文景觀，周邊的自然山水成爲人們郊遊的好去處，“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活躍了旅遊經濟。唐朝甚至還出現女性遊樂的風景，女性出遊之風遍佈了都市和鄉村，“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這是由於男女平等的風尚顯然激發了女性的自信。唐詩中不乏丈夫對妻子的關懷，女性爭取愛情的例子也並不鮮見。

對外，唐代海外貿易興盛。從廣州經由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抵達印度、錫蘭、再西入波斯灣、亞丁及紅海地區的航路，成爲主要運送絲綢的海上絲路。《新唐書·閻立德傳》記載：貞觀年間閻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船五百艘”。唐代海外交通所能抵達的範圍，已及於新大陸發現之前的世界大部分地區，猶太人、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等中東商人紛紛來唐經商。唐朝江海沿岸的廣州、泉州、明州（今寧波）、揚州等城市，因海外貿易的繁榮，快速興盛起來，成爲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政府特別設置“市舶使”，管理蕃船的進出以及徵稅事務，不僅尊重外籍商人的習俗和信仰，而且一些境外貨幣還可以在唐朝流通。有研究表明，直到唐末，在廣州從事貿易活動的外國人仍然有12萬人以上。陸上絲路在漢代基礎上繼續向南北擴展，唐代賈耽《皇華四達記》中記載有安東道、渤海道、大同雲中道、回鶻道、西域道、天竺道、吐蕃道等10餘條商路，直到“安史之亂”才被迫中斷。經濟“外循環”與“內循環”互相促進，擴大了唐朝與世界的交流和國力的強盛，提振了唐人的文化自信。

天生我材必有用，願得此身長報國

唐朝的建立最初是依靠關隴貴族勢力的支持，統一後，唐太宗爲鞏固政權，一面打擊關隴勢力，一面興科舉起用寒族士子。這樣，門閥制度的衰落，科舉制度的初興，迅速激發起士人上進之心。

雖然唐朝承續了秦漢以來的身份等級制，並且形成了嚴格的律、令、格、式的法律體系，但是，到唐朝中期，由於商業的發展，人口流動性大大增強，不服法令自動遷移者越來越多，成爲政府關注的一件大事，人稱爲“逃戶”。大曆元年（766年），唐政府不得不承認逃戶的合法性：“逃亡失業，萍泛無依，時宜招綏，使安鄉井。”因此，人們的人身依附關係減弱，造成“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社會對富人的容忍度大大提高，富民成爲新的權力中心，“士”主要就在富民階層中興起，地方精英、文官家族，大部分來自富民，士轉型成爲世家大族。新興士階層之崛起，出現新型倫理，舊思想與傳統秩序被打破，以新興進士取代士族門閥，“以庶族寒門而登第，庶幾可以無家族勢力之弊端”。士風也顯示出空前的活力。

科舉制度打開了人才的進路，使人才選拔的標準多樣化。以考儒家經典爲主的明經科入仕不再受重視，相反，不需要背古代儒家經典的進士科格外受青睞，這樣，由過去比拼儒家經典轉而比拼詩詞歌賦，士人對現世的關懷大大超過了對古代的關注，因此出現“天下崇文”現象。“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韞才毓行者鹹出於是。”（《通典·選舉三》）士子潛心於科舉之學，心懷功名利祿之想，對儒家倫理未必盡措於心。不少士子宗教情懷與世俗生活交織，功利之行與個人修養並重。隱逸出塵之思，仕途精進之念，矛盾地統一於他們身上。同時，社會上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處世態度，有的人嚮往林泉丘壑，沉潛山水，崇道修身，不拘傳統禮法；有的人爲顯親揚名，奮不顧命，行全志立，歿而猶生。孝悌行爲與出世情懷這兩種對立的人生態度和諧地並行不悖：一面張揚“孝行爲立身之本”，一面信奉“出忠而入孝，開物履祥，任道而安時，功成而退跡”。社會對他們的包容度很高。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科舉制改變了以往門閥地主爲政治中心的格局，極大地刺激了文人從政、書生報國的理想、抱負與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李白《將進酒》）；“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杜甫《後出塞其一》）”；“奮其智能，願爲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李白《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高適《別董大》）。一時間，書生濟世、寒士報國、揚名立萬，俠骨柔腸，形成激昂奮進的大唐精神，蓬勃進取的時代氣韻，剛毅雄渾的民族強音。

唐代科舉取士率低，落第者衆，而且即使及第，也未必能馬上入仕，這種情況下，強大的邊防需求，激發了文人投筆從戎、支邊求功的慾望，他們渴望建功立業，而邊塞將領可以自己用人，又爲文人入幕提供了制度條件。“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楊炯《從軍行》）”；“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城。豈學書生輩，窗間老一經（王維《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岑參《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李頎《送陳章甫》）；“願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戴叔倫《塞上曲其二》）。這樣也刺激了唐朝邊塞詩的發展，2000首邊塞詩相當於歷朝邊塞詩的總和。詩中，戰鼓、鐵馬、鳴鏑、熱血交匯出一曲曲雄渾的報國樂章。即使仕途坎坷，依然癡心不改；無論戰爭艱苦，仍然矢志不移；哪怕路途遙遙，只管一往無前。他們躊躇滿志，意氣風發，展示出無與倫比的文化自信。

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

安史之亂對唐王朝的打擊不言而喻，也被視爲唐朝中衰的轉折。傳統的觀點認爲，中唐後，中央皇權不振，宦官專權，地方藩鎮林立，割據自雄。總體上這一說法不錯，但是，安史之亂後幾代君主，並沒失去文化自信，而是在危機中育新機、變局中開新局，在重振中央皇權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史家認爲，是安史之亂造就了武將羣體的崛起，但事實上，從大唐開國以來，重文卻並不輕武，文人意氣風發，武將地位同樣顯赫。安史之亂後，絕大部分藩鎮但求權力父子相承，得到中樞認可，並無推翻朝廷或兼併擴大版圖之野心。很多節帥還自願解除權柄，親身入質長安，但求爲一富貴閒人。這緣於中央兩手抓的措施，一面對軍功進行獎勵，包括允許藩鎮節帥自行委任官吏，賦稅留於地方，以顯示對忠誠的回報；一面倡導以君臣大義爲核心的儒家禮法秩序，重塑中央權威。

以郭子儀爲例。郭子儀坐鎮汾州期間，曾向朝廷請求任命一縣官，引起手下不解，恰巧敕書遲遲不下，郭子儀不以爲惱反而高興地向他們宣言：“自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一屬官不下，不過是所請不當聖意。上恩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

郭子儀並非孤例，朝廷的大部分政令包括一些重大改革如兩稅法，同樣通行於各藩鎮。歷次科舉後中第者，也能順利在藩鎮就職。即使是此後唐朝的歷次對外戰爭，都得到各藩鎮的鼎力支持。安史之亂後，唐朝在面對回紇、吐蕃、南詔三重壓力下，正是依靠藩鎮的力量取得重大勝利。

如在漁陽之戰、殺胡山之戰中，依靠的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河東鎮麟州刺史石雄，將烏介可汗逼入末路，在內訌中被殺，傳首長安，統治漠北百年的回鶻汗國，至此滅亡。坐鎮劍南西川的名將韋皋，鎮守蜀地21年，撫卹士卒，修飭邊防，累積擊破吐蕃軍48萬；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歷次戰爭中得地4000餘里，戶口百萬之家。866年，吐蕃最後一任國相，被歸附唐朝的蕃將拓跋懷光所殺，首級同樣傳首長安，宣告了這個雪域高原的強大帝國徹底終結。晚唐名將高駢，先鎮靜海軍，克復交趾，後移鎮西川，前後俘斬南詔軍十萬餘人。“是時，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新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上》）如此規模的協調作戰是史上罕見的。歷經百年苦戰，唐朝仍能滅回紇、破吐蕃、敗南詔，將三大勁敵盡數剷除，收復河西、隴右大片疆土，依舊保持第一強國之勢，藩鎮功莫大焉。對內，以昭義鎮節度使劉從諫爲首的各地藩鎮的支持下，囚禁皇帝、大殺朝臣的宦官不得不收斂。最具獨立性的河朔三鎮，其地域民族認同感依然是漢而不是胡。

大唐是詩歌的江山、詩人的盛世。一生窮困潦倒，在安史之亂中顛沛流離的杜甫，他的詩歌卻一樣豪氣，哪怕是慨嘆自己遭遇，也充滿激越的氣勢：“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中唐以後，白居易、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孟郊、賈島、李賀、韋應物、張籍等詩人輩出，影響力不遜色於盛唐；即使是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晚唐詩人杜牧、李商隱、溫庭筠、韋莊等，他們的文化自信從未喪失，不似一個式微而亡的時代韻味。

如23歲的杜牧能寫下著名的《阿房宮賦》，他的諸多詩歌如“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赤壁》），“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題烏江亭》），詩中清拔高峻的格調，詩情豪宕風流蘊藉，清新流麗中見風骨。這風骨來自內心的文化自信。“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的李商隱，不乏蕩氣迴腸的詩歌，如“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無題》），“世界微塵裡，吾寧愛與憎！”（《北青蘿》）詩中不論是自我期許，還是借古諷今，音律圓美婉轉、語言綺麗工整，以至於北宋西昆體對李商隱的學習效仿簡直到了生吞活剝的地步。眼見李家王朝氣數已盡的唐末詩人鄭谷，其絕句風神綿邈、詞意婉約、清婉明白，“有唐三百年，風雅雄一代（葉涵雲語）”，“獨饒思致（紀曉嵐語）”，有“一代風騷主”（司空圖語）之譽。“詩旨未能忘救物”的杜荀鶴，其詩“樸實質明暢，清新秀逸”，語言清新通俗而爽健有力。同樣是詠史、懷古詩，晚唐詩人許渾不遜色於中唐劉禹錫：“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以至於金聖嘆在《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中連連點贊：“‘青山似洛中’，掉筆又寫王氣仍舊未終，妙妙。”只要青山還在，王氣終究未消。這種自信正是大唐文化自信的寫照。

總體說來，整個唐朝社會呈現出一種罕見的兼容幷包、積極進取的文化自信。歷史表明，越開放越包容，越包容越自信，越自信越進取。這種文化自信儘管經歷晚唐的衰敗和五代的戰亂，依然不減其勢，持續影響着宋以後的中國，成爲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文化精神財富，也是新時代增強我們文化自信的寶貴思想文化資源。

（作者：劉緒義，系國家稅務總局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