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情懷與國家想像
編者按《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開首之章即不斷從傳播研究的角度，強調社會分析的辯證性、複雜性、具體性和條件性，旨在聯繫個人關懷與公共議題，建立傳播研究的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並促進中國傳統形象思維、直覺智慧與西方社會科學的邏輯思維互通互證。作者李金銓企圖以小見大的學術生涯回顧，提供半世紀傳播研究歷史的個人見證，縷述學術興趣的發展、研究問題的思考，和治學方法的經驗。
梁啓超固然以言論啓迪民智，以胡適爲首的知識羣體（從《努力週報》到《新月》到《獨立評論》）、他的同輩論敵（陳獨秀、李大釗），乃至下一輩儲安平的《觀察》，還有圍繞着這些刊物的幾百名投稿人，幾乎都是著名學者兼政論翹楚。直到《申報》中期、《大公報》以及《世界日報》，雖然開始了報人職業化的勢頭，加強新聞採訪面，但言論始終是擺在第一位階，報人首先追求的還是言論上一言九鼎，主筆地位始終高於記者。
歷史學家帕辛（Herbert Passin）論斷，第三世界國家（包括經濟落後的文明古國）霍然驚醒於外在世界的存在，在帝國主義的欺凌與威脅下，產生了民族自覺，因此近代新聞業的興起可說幾乎完全是西方的影響。一百多年以來，中國報刊的主調是「救亡圖存」，其三部曲是啓蒙、革命和追求國家現代化。這是中國文人論政的報國情懷。帕辛說：在現代文化和民族發展初期，過去的還像現在那麼鮮活，新的（東西）卻在向還沒有彰顯的奧秘揮手，這時「文藝復興式的人物」就出現了。
主筆地位高於記者
帕辛想到康有爲、梁啓超、胡適和魯迅等承先啓後的例子。帕辛所依託的「現代化理論」一直遭受批評，但就中國近現代報業的軌跡而言，先受西方傳教士影響，又向日本和歐美取經，帕辛詩意般的比喻倒是符合史實的。
余英時教授說，自從1905年廢除科舉以後，中國的知識階層逐漸邊緣化，傳統士大夫轉型爲現代型的知識人，但他們「以天下爲己任」的情懷始終沒有稍減，於是透過報刊、大學和學會干預政治。中國文化傳統看重知識階層的角色與情懷，這一點連西化派領袖（如胡適、丁文江、傅斯年）也不例外。《報人報國》的「報人」是泛稱，而不僅限於特定的職業角色。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文士、學者、報人往往角色交叉混雜，文士、學者在報刊論政或兼職，報人在大學教書，都非常普遍，不像現代西方專業化報刊的角色那樣涇渭分明。梁啓超固然以言論啓迪民智，以胡適爲首的知識羣體（從《努力週報》到《新月》到《獨立評論》）、他的同輩論敵（陳獨秀、李大釗），乃至下一輩儲安平的《觀察》，還有圍繞着這些刊物的幾百名投稿人，幾乎都是著名學者兼政論翹楚。直到《申報》中期、《大公報》以及《世界日報》，雖然開始了報人職業化的勢頭，加強新聞採訪面，但言論始終是擺在第一位階，報人首先追求的還是言論上一言九鼎，主筆地位始終高於記者。
文人論政，報國情懷。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界定民族國家爲「想像共同體」。這篇導讀用「國家想像」爲題，倒不是要學某些時髦的「後現代主義者」特意強調國家的虛構面，從而企圖以邊緣的地域、族羣或身分去瓦解「中國性」。《報人報國》旨在考察報人到底「想像」有哪些方案、思想、辦法可以拯救一個貧窮落後、愚昧無知、內憂外患的文明古國。葛兆光有力地指出，中國自從秦漢以來，即使有分有合，版圖或大或小，但歷史是綿延不絕的；儘管邊緣隨着國力的消長而向內或向外移動，比較模糊，但中心一直是「秦漢故地」，清晰穩定，而且從宋代起就有接近「民族國家」的意味。因此，他反對硬套近代歐洲才形成的「民族國家」概念以解讀（解構）中國。事實上，近現代中國史一直隨着「救亡圖存」的主調旋轉，報人對亡國、亡天下有切膚之痛，也普遍認同以天下爲己任的理念。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皆以中國爲安身立命的「實在」共同體，絕不會把它當成一個抽象而縹緲的建構。根據李歐梵的研究，中國文人和一般知識人對於「現代化」的想像一直是相當實在的，不是虛無的遐想。這些救國方案從自由主義（包括杜威John Dewey∕胡適的實踐主義pragmatism）、無政府主義、到社會主義（包括從英國引進溫和的費邊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乃至激進的共產主義），不一而足。但中國思想界病急亂投醫，主義駁雜，問題混亂，各種勢力的滋長與鬥爭，更反射報人的熱情與無奈。
儒家自由知識人
在1949年以前，中國近代報刊大致有三個範式：一個是以《申報》、《新聞報》爲代表的商業報，第二個是國共兩方面的黨報，第三是以《大公報》爲代表的專業報。商業市場勃興是報紙專業化的原動力，這在美國報業發展史看得很清楚。《申報》、《新聞報》和《大公報》商業運作都相當成功，但《大公報》更受知識人尊敬。《大公報》自稱是文人論政、言論報國的工具，不惜高薪養士，希望辦成《泰晤士報》般的影響力；但它懷疑商業和金錢的腐蝕力量，因此極力維持儒家自由知識人「輕財重義」的作風，認爲言論獨立必須來自知識人的良心，高懸「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原則，是中國新聞界最高的專業和道德標竿。除此三類報刊，還有許嶽多多風花雪月、有聞必錄的獵奇「小報」，爲文人所唾棄，但近年來有學者爲它們洗冤，肯定它們的價值。當然，任何分類都不能絕對化而導致非白即黑，當時許多大報也以小報作風吸引讀者。
《報人報國》是《文人論政》的續篇。《文人論政》自從出版以來，引起臺海兩岸和香港跨領域學者不少深刻的迴響，使編者和作者深受鼓舞。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聯同傳播研究中心，再度邀請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以及日本、美國部分歷史、文學和傳播學者共濟一堂，繼續研討，促進華人學術圈跨學科的不斷對話，庶幾「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朱熹語）。《報人報國》是這次會議的成果。本文「報人情懷」與「國家想像」的聯繫，以便說明全書涵蓋的主題和討論的範圍。（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