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新舊文化──拿馬克思、列寧替代耶穌（五）

胡適當時不僅寫有日記，而且有5封書信公開發表。前3封寄給留美時期的老同學，北京大學同事張慰慈，張慰慈收信後轉給《晨報副鐫》編輯徐志摩。

徐志摩遊歐感受不同

一年前，徐志摩在歐洲途中也到莫斯科逗留過3天時間，他的所見所聞與胡適大不相同。時任《晨報副鐫》編輯的徐志摩，把胡適的3封來信連同自己的編後感想用《一個態度及案語》的標題公開發表。抵達歐洲的胡適讀到報紙後，直接給徐志摩寫了兩封后續來信，由《晨報副鐫》的另一位編輯瞿菊衣以《新自由主義》爲標題公開發表。這5封書信後來又以《歐遊道中寄書》爲標題，錄入《胡適文存》第3集。

胡適抵達英國後，於1926年10月17日登門拜訪了著名數理哲學家羅素，在當天日記裡記下了他與羅素的談話：奇怪的很，他說蘇俄的Dictatorship辦法是最適用於俄國和中國的。他說，這樣的農業國家之中，若採用民治，必鬧得稀糟，遠不如Dictatorship的法子。我說，那我們愛自由的人卻有點受不了。他說，那隻好要我們自己犧牲一點了。

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認爲不忠恕。

余英時在長篇論文《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中評論說，羅素1921年7月6日離開中國之前的告別演講《中國到自由之路》，明確認爲民主必須假定一般人民都能讀能寫，並且對政治事務具備一定程度的知識。中國在獲得「自由」之前，必須先經過一個類似俄國社會主義的「專政」（Dictatorship）階段。10天后的1921年7月16日，胡適以「一個哲學家」爲題「在津浦車中試作一詩」，其中第二節寫道：

他看中了一條到自由之路，

但他另給我們找一條路；

這條路他自己並不贊成，

但他說我們還不配到他的路上去。

胡適所說的「哲學家」就是羅素。余英時因此得出關於胡適的一個結論：「5年後他重聞此論，雖仍感到『奇怪的很』，但卻肯定『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認爲不忠恕』了。對同一論點，先後竟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應，這是他在1926年思想上發生了波動的明證。」

徐志摩一年前途徑蘇俄抵達英國時，也和羅素有一番對話。羅素告訴徐志摩說，他到俄國去的時候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一旦去了俄國便取消了紅色信仰。對於蘇俄那一套從來不予認可的徐志摩，當面「挖苦」了羅素：羅素批評了蘇維埃，我批評了羅素。……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帶些舊氣息，老家裡還有幾件東西總覺得有些捨不得─例如個人的自由。……假如這部分裡的個人自由有一天叫無形的國家權威取締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麼樣？

徐志摩是梁啓超的關門弟子，他當年對於蘇俄的認識要比梁啓超和胡適清醒許多。他在《一個態度及案語》中，針對胡適來信裡盲目樂觀的相關言論，尤其是胡適在莫斯科期間對於「革命博物館」和「第一監獄」的實地參觀加起來不會超過三四個小時，對於蘇俄教育現狀的瞭解僅僅限於一些紙面的統計而沒有實地參觀過一所學校，便開始「驚歎」所謂「實際的成績」，給予了一針見血的尖銳批評：就我所知道的，他們的教育幾乎完全是所謂「主義教育」；或是「黨化教育」；他們側重的，第一是宣傳的能力；第二是實用的科目。例如化學與工程，純粹科學與純粹文學幾乎佔不到一個地位；宗教是他們無條件排斥的，那也許是好事，但他們卻拿馬克思與列寧來替代耶穌，拿資本論一類書來替代聖經。……這也許是適之先生所謂世界最新教育學說的一部吧。

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

徐志摩眼中的黨化教育，是一種「劃一人生觀」的強制訓練，「不容你辯難，不容你疑問」，「你只能依，不能異」。他擔心「不容時期」再度到來，因爲你儘管可以有這樣那樣的自由，就如在中世紀一樣，但是，「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

1926年8月27日，到巴黎閒住的胡適給徐志摩寫了一封信，其中自我檢討說：「究竟我回國九年來，幹了一些什麼？成績在何處？眼看見國家政治一天糟似一天，心裡着實難過。……我們種的新因卻在何處？滿地是『新文藝』的定期刊，滿地是淺薄無聊的文藝與政談，這就是種新因了嗎？幾個朋友辦了一年多的《努力》，又幾個朋友談了幾個月的反赤化，這又是種新因了嗎？」

正是在這種充滿了急功近利的病急亂投醫的迫切心情中，胡適像1920年歐遊歸來的梁啓超一樣，選擇蘇俄的列寧（Lenin）以及義大利的墨索里尼（Mussolini），作爲學習效仿的楷模榜樣：我在莫斯科三天，覺得那裡的人有一種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爲」的氣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館」，看那1890至1917年間的革命運動，真使我們愧死。我想我們應該發憤振作一番，鼓起一點精神來擔當大事，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點事，方纔可以對得住我們現在的地位。

我們應當學Mussolini的「危險地過日子」。……我們應當學德國；至少應該學日本。至少我們要想法子養成一點整齊嚴肅的氣象。（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