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銀行家／爲臺灣經濟、產業、人才找出路 掌握東協、南亞崛起契機
撰文／傅清源
南向政策一向是政府對外經貿戰略重點，早在1993年就曾公佈「南進政策說帖」，隔年又提出「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工作綱領」。2002年陳總統宣佈重啓南向政策，強化對東南亞投資的支援協助，並尋求洽籤自由貿易協定。新政府上任後，其宣示的「新南向政策」，究竟與過去有何差異？以及新南向背後之戰略思維與預期經濟金融效益究竟爲何？仍有不少人感覺困惑，難以一窺堂奧。本期封面故事，將分由政策、市場、國際經驗與金融等多角度，互相激盪省思，深度剖析新南向政策。
‧第2大貿易伙伴，看似熟悉卻陌生
衆所周知，中國大陸是臺灣最大的貿易往來地區，但卻鮮少人注意，東協貿易總額逐年成長，由2006年的546億美元成長至2016年785億美元，以15.4％的比重排名第2，猶勝於大家熟知的美國（12.2％）及歐盟（9.6％）。
儘管東協高居我國與全球各主要地區貿易量第2，且臺灣在地理上距東協與中國大陸亦甚爲相近，然而，目前與東協國家的往來多仍侷限於經貿，相對於與中、美、歐、日，於投資、教育、文化等多重層面廣泛瞭解，兩者差異甚大；臺灣對中國、美國、歐、日之專家甚多，但對於近在咫尺的東協，相關專家與研究卻顯然甚爲不足。如今臺灣對東協的經貿依存度日益高升，但相對文化、制度溝通交流卻未能隨經貿發展步伐同步發展，如何消弭這種陌生感，讓臺灣真正深度對東協加以瞭解，長遠而言，對我國經營東協市場，將是關鍵性的挑戰。
過去南向政策着眼於東協國家經濟發展較爲落後，生產要素成本低廉，政府鼓勵企業至東南亞投資，有助於產業延續與發展。然而隨着時空背景不同，如今東協市場人口超過6億，預估2030年前更可望成爲全球第4大經濟體，消費力與勞動力雙引擎推升下，不僅是國際貿易重要樞紐，也是跨國企業競逐的新興市場。就臺灣情勢而言，目前正處於產業結構升級調整的關鍵時刻，過去我國雖在亞洲新興市場有所佈局，惟多屬於加工貿易型態，對於當地內需市場深耕
不足；加以面臨區域整合進程受阻，產品面臨關稅障礙及後進競爭，此外，臺灣貿易及投資過度集中中國大陸，而大陸在歷經30年經濟快速發展後，亦面臨產業結構轉型、法規制度調整、成本快速攀升，及經濟成長趨緩等諸多瓶頸，無形中也增加臺灣經濟穩定發展的潛在風險。
「新南向政策」是臺灣在新的國內外大環境下，所發展出之對外戰略新思維，不僅是着眼於分散經貿風險，爭取更多市場商機，更希望尋找臺灣經濟新動能及供應鏈上的新定位。在此動機之下，我國對於亞太之經貿佈局策略及對外戰略應有結構性的調整，以支援國內產業轉型及經濟成長。新南向政策將東協國家視爲內需市場的延伸，把餅做大，促進臺商企業經濟規模，甚至鼓勵在東協國家打造自有品牌，未來臺灣與東協市場的連結，不僅是經貿往來，更要長期深耕，強化雙邊人才與文化的雙向交流，透過這種軟實力的累積，讓國人真的能夠融入區域鏈結，方能達到所謂「以人爲本」戰略目標。
‧臺灣金融應掌握新南向發展商機
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不斷提醒新南向要靠「PMI」，即人才、資金與資訊，顯見金融在推動新南向確是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然而，相對於產業擴張的速度，臺灣金融業腳步相對較爲保守，企業資金缺乏子彈的問題，往往成爲海外發展的重大限制。
借諸日、韓經驗，日本以日本國際協力機構、日本國際協力銀行，以及日本所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領頭，以官方機構爲前導，引領日企在東協國家打經濟羣體戰。南韓與日本模式相似，採取透過由官方主導提供國際開發援助（ODA）計劃，搭配政策性開發銀行，進行跨國開發與雙邊國家合作。此外韓國銀行業更深耕當地消金市場，以數位金融的優勢直接切入東協，推出一系列行動金融業務。
臺灣或許沒有如日韓以國家力量直接介入的條件，但由於東南亞的人口紅利，加上金融科技崛起，東南亞的金融商機爆發指日可待。然而，由於臺灣金融業規模與海外競爭對手相較明顯不足，臺資銀行如何追求服務差異化，並持續提升跨國金流服務範疇與能力，將是臺灣金融業能否掌握此次新南向商機之重要關鍵。
新南向似爲面臨產業轉型、人才與經濟成長動能困境的臺灣，開拓一方新天地。然而，商機值得期待之餘，也充滿挑戰。我們，準備好了嗎？（本文作者爲臺灣金融研訓院傳播出版中心所長）
※ 精彩全文，詳見《臺灣銀行家2017年7月號》。※ 本文由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授權刊載，未經同意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