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號上曾有中國倖存者？ 《六人》從歷史深海中打撈真相
拍攝過程就像偵探破案
施萬克和羅飛是認識二十多年的好友，兩人雖然分別來自美國和英國，但已經在華工作生活多年，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通”。施萬克研究海洋歷史，一直很想寫一本跟海洋歷史、特別是中國海洋歷史有關的書。
“我很早就知道泰坦尼克號上有中國乘客，但第一次聽說的時候沒什麼有用的信息。後來我發現了一個叫‘泰坦尼克號百科全書’的網站，那上面有很多關於泰坦尼克的資料，但是有關中國人的信息非常少，只有兩個文件：一是乘客名單，上面有八個中國人，均爲男性；一個是倖存者名單，上面有六個人。”
拍完上一部紀錄片《海神號事件》後，羅飛本來不想接着再拍純海洋題材，但一聽這個項目跟泰坦尼克有關，而且追尋的是船上從未被曝光過的六位倖存者的蹤跡，羅飛一下子來了興趣。
與其他影視作品不同，《六人》沒有前期籌備，施萬克負責尋找，羅飛負責拍攝，就像偵探破案一樣，誰也不知道接下來能發現什麼，不知道最終能不能找到六個人的蹤跡。
尋蹤的第一步就讓人崩潰。乘客名單和倖存者名單上用英文字母拼寫的漢語名字，就是施萬克最初掌握的全部信息。同一個讀音可以對應那麼多漢字，更別說記錄的有可能是粵語或者其他方言發音。施萬克覺得，他們就像考古學家一樣，用刷子小心刷去時光塵埃，露出一點線索後，再刷一刷。
閱讀歷史文獻、求助相關專家只是常規操作；在各國檔案館裡找出一百多年前的資料也都是家常便飯；有時候，《六人》團隊甚至要採用一些看似不可能的“笨”辦法來大海撈針。有一次，研究人員在一個論壇上發現一名華人網友留言稱自己的父親就在泰坦尼克號上，但他的賬號早已註銷，不能直接給他留言，於是，研究人員寫了一封郵件，嘗試發給這一賬號名加上各種後綴的郵箱。沒想到，真的有一個郵箱就是那位網友的！倖存者之一方榮山的兒子就是這樣被找到的。
從泰坦尼克號上生還，絕不是這六人人生中經歷的最大磨難；人類史上最著名的船難，也只是他們旅途中的小坎坷而已。
八名乘客名單中，Lee Ling和Len Lam去世，其餘六人倖存。根據影片的調查結果，倖存者中，Fang Lang最後更名爲方榮山，一生都西裝革履，追求成爲體面商人；Lee Bing在劫後餘生後輾轉到加拿大，還在那兒開過一家咖啡廳；Ah Lam仍在繼續做船員，能查到的最後行蹤，是和幾千名中國船員一起，被遣送到香港或上海；Ling Hee也一直漂泊在海上當船員，最後去了印度，下落不明；Chang Chip在後續的某次航行中染上肺病，很快病死在英國，離船難發生還不到兩年；還有一位Cheong Foo，因爲同音的名字實在太多，目前仍未確認他的身份。
在以往的資料中，泰坦尼克上的中國人不僅被忽略、被刪除，甚至還被扭曲和污名化。有人說，他們是偷渡者，還有人說，他們之所以能活下來，是因爲靠着辮子假扮婦女、躲在座位底下，搶佔了婦女兒童的存活名額。
《六人》的問世，不僅拼湊出這些人的信息和人生軌跡，同時也是第一次向全世界爲他們正名。
影片團隊先是聯繫上一家模擬泰坦尼克號的遊戲公司，結合蒐集到的多方資料，得出六人的逃生方式。其中五人從三等艙逃出，分別坐上救生艇。另有一人掉進海里，抱着一塊門板等來了救援——他就是方榮山。在他寫給家鄉台山親人的信中，還有這樣一首生動樸素的詩，描繪了當時死裡逃生的經過：“天高海闊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幾個，抹乾眼淚笑呵呵。”
爲了破除“藏在救生艇下”這一謠言，施萬克和團隊找到一家開有木工課的中學，和孩子們一起按照當時的設計圖，製作了一個1∶1的摺疊救生艇。做完後，又一起做實驗，再現當時上船的情景。實驗證明，幾個大活人要藏在狹小的救生艇上根本不可能，而按照資料中那條救生艇上的獲救人數，就算這幾個人是最後才上船，船上也仍有空餘座位，所以也不存在所謂“搶佔婦女兒童存活名額”。
泰坦尼克號之所以現在舉世聞名，詹姆斯·卡梅隆那部同名經典電影當居首功。這一次，卡梅隆不僅是《六人》的監製，還在片中接受採訪，並幫助影片獲得了免費使用電影《泰坦尼克號》素材的權利。
很早之前，團隊就開始試圖聯繫卡梅隆，希望他能給到一些建議，但一直未能實現。多方聯繫後，他們拿到了卡梅隆的一名律師的郵箱。抱着試一試的心態，團隊給這位律師發了一封真誠的郵件說明意願，沒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卡梅隆的回覆，他說自己知道這個項目已經好幾年了，他非常感興趣，也希望能和團隊碰個頭，他說他也有一些問題想要問。
“有人問，卡梅隆是不是掛了個名，或者說給錢就能請他當監製，完全不是這樣。”羅飛透露，卡梅隆對泰坦尼克上中國倖存者的故事非常感興趣，採訪中還不斷問“你們挖出來什麼新東西”，“快走的時候，卡梅隆說‘我還可以幫你們做什麼嗎’，然後開始跟我們提出要做監製。”卡梅隆還明確表示，《泰坦尼克號》片尾露絲趴在木板上獲救的橋段，靈感正是來源於中國倖存者。
《六人》從2015年開始拍攝，2019年夏天結束，拍攝團隊走訪了中、美、英、加四國的二十多個城市。一開始團隊裡的研究人員只有施萬克，羅飛一邊拍一邊和他做調查，後來慢慢吸引到來自不同國家的研究者。
身爲“老外”，施萬克和羅飛花了這麼長時間，拍一百多年前幾個不知名中國人的故事，很多人對此感到不解。羅飛笑言：“我今年48歲，來中國已經25年了，在中國的時間比英國多。另外，這個項目不純粹是一箇中國的影片，我們的團隊是國際的，影片內容很多國外的歷史學家也很感興趣。”
至於影片延伸出的一代華人勞工血淚史、對華裔的偏見歧視等問題，羅飛感慨：“我們原本以爲這就是一部歷史片，可是後來發現這段歷史不僅真切地發生過，而且一直到現在還有影響。所以我們希望把握這次機會，希望通過一個歷史片，也可以讓大家對現在的問題有一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