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75週年：臺籍日本兵爲何而戰？

在日本軍國主義教育薰陶下，大量臺灣人志願參加皇軍作戰，只是他們主要交戰的對象，始終是英美聯軍，不是國共兩黨的中國軍隊。（潘國正翻攝）

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扮演的究竟是何種角色？在今天藍綠對立極度兩極化的臺灣，始終被視爲一個必須要在政治上「選邊站」的問題。立場傾向於臺獨的論者認爲，臺灣在二戰期間做爲日本的殖民地，理所當然地與當時被納入同盟國陣營的中華民國處於敵對狀態。父親本身爲臺籍日本兵的名嘴鄭弘儀，就質疑站在中華民國政府立場紀念抗戰的馬英九沒有「在乎他的感受」。

至於主張兩岸統一的人士，尤其是懷抱大中華主義者，則是不分青紅皁白的咒罵臺灣人，尤其臺籍日本兵是「助紂爲虐」的「賣國賊」或者「皇民」。有些統派與深藍人士甚至主張，今日臺灣的統獨之爭其實就是中日戰爭的延續。然而如果真的迴歸歷史面來看，雙方的立場其實都失之偏頗。要釐清這個問題的真相，首先還是要從臺灣與中國在二戰期間究竟是不是「敵國」講起。

戰時日本承認汪精衛領導的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因此與日軍並肩作戰圍剿中共遊擊隊的和平救國軍不只是友軍，而且還是「正統的中國軍」，怎麼可能會是臺灣人的「敵國」呢？（網路照片）

二戰中國是不是臺灣的「敵國」

包括鄭弘儀與林昶佐等綠營人士，多次在公開發言中指出中國與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不折不扣的「敵國」，所以政府站在中華民國的角度紀念抗戰歷史並不恰當。換言之，這些本土人士期望的是臺灣可以站在日本的角度去紀念所謂的「大東亞聖戰」。那麼，在日本「大東亞戰爭」的史觀下，中國究竟是不是「敵國」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都知道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在1941年12月9日正式對大日本帝國宣戰。所以從中華民國政府，至少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角度來看，日本從1941年開始就已經是「敵國」。至於大日本帝國，則是在1941年12月8日由裕仁天皇發表了《對英美兩國宣戰詔書》。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並沒有在國民政府對其宣戰後，也跟着對中華民國宣戰。

爲什麼會如此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爲日本帝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已經承認汪精衛領導下的南京國民政府爲中華民國唯一的合法政府。換言之，中國根據日本帝國的法律定位其實是「戰時盟友」，不是「敵國」。實際上，從發動「九一八事變」元兇石原莞爾所寫的《最終戰爭論》一書來看，他也是將中華民國定位爲反抗蘇聯共產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天然盟友」。

日軍確實沒有停止在中國戰場上的戰鬥，但是他們始終是以「重慶軍」而非「中國軍」稱呼與自己交鋒的國軍。他們這麼做的目的，顯然是希望從法律上解除重慶國民政府代表中華民國的法律地位。換言之，日本人認爲自己是在友邦南京國民政府的要求下，協助中華民國「平亂」的。「重慶軍」在日本人的解讀中所代表的，不是中國人的民族利益，而是歐美猶太資本家的利益。

相對於歐美代理人的國民政府，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則毫無疑問的是蘇聯或者共產國際代理人。不過伴隨着《日蘇中立條約》的簽署，越到戰爭末期日軍就越少強調蘇聯與中共之間的聯繫，以避免得罪莫斯科。同時爲了更徹底抹煞重慶國民政府的合法性，日軍在政治宣傳上也更傾向於將8路軍與新4軍視爲「主要敵人」。

所以在日據時代臺灣人的認知當中，所謂的「支那事變」其實就只是一場規模有限的「治安作戰」而已。根據「二二八事變」期間率領「臺灣民主聯軍」在南投抵抗國軍的陳明忠老先生回憶，他日據時代在高雄接觸到報紙與書刊都將中共遊擊隊定位爲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主要敵人，完全不知道有所謂「重慶軍」存在的消息。

大多數的臺灣人根本不認爲中國與日本有在交戰，而是認爲日軍在協助中華民國政府打擊共產黨。有趣的是，汪精衛政權還在臺北市大稻埕設置了中華民國總領事館，並派遣留學生到臺灣讀書。許多臺籍知識份子，還是透過這些被派到臺灣的「中國留學生」瞭解了孫中山與《三民主義》，進而產生抗日意識與左派思想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哪有臺灣人把中國視爲「敵國」的可能性存在？

加入日軍，並且在戰場上一舉「殲滅米英」，是當時許多臺灣人在殖民統治下提升自己地位的一種手段。（文建會提供）

爲什麼臺灣人踊躍參軍？

當日本於1937年展開全面侵華之際，臺灣人因爲對大陸同胞有着血濃於水的情感，不僅沒有踊躍參加這場軍事行動，而且還採用不同方式加以抵制。日本陸軍於1943年12月出版的《偕行社記事》第831號記載，當1937年日軍攻勢在上海遭到國軍挫敗的消息傳到臺灣時，老百姓居然放起鞭炮向祖國祝賀。假若電影上出現蔣中正委員長的畫面，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給與熱烈鼓掌。

由此可見，中華民國的抗日戰爭看在大多數臺灣人眼中仍是一場祖國抵抗異族侵略的神聖戰爭。哪怕是被「皇民化」成功的臺灣人，也認爲中國與日本兩個民族同文同種，一衣帶水，如此兵戎相向大動干戈得不償失，而是應該團結一致抵禦「白人帝國主義」對亞洲的殖民與瓜分。可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在當時並不受到臺灣人的歡迎。

關於臺灣人厭戰與反戰的心態，日本人方面自然也是有所掌握。所以雖然已經有由臺灣人組成的「農業義勇團」被派往大陸從事農業與建設工作，但是日軍始終不敢讓臺籍人士，尤其是漢族同胞上第一線與國軍或者共軍交火。哪怕是到了戰爭結束，對於派遣臺灣人與大陸人作戰一事，日本人始終不敢掉以輕心，深怕他們調轉槍口回頭來打自己。

不過一旦日本的交戰對象從國軍或者共軍轉變成美軍、英軍、荷蘭軍、澳洲軍與紐西蘭軍的時候，臺灣人的態度就完全不一樣了。1942年1月16日，臺灣總督府頒佈《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首度歡迎「本島人」從軍。結果從1942年2月1日到3月10日間，就有將近43萬臺灣人簽了血書主動報名參加日本陸軍。

1943年5月11日，臺灣總督府又推出了《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預計招募1,000名訓練生參加，結果卻吸引了近32萬名熱血的臺籍青年報名。爲什麼原本對日本侵華極度反感的臺灣人，會如此熱烈響應「大東亞戰爭」呢？撇開爲了維持生計的原因不談，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去切入，所謂「從白種人手中解放黃種人」的口號，在當時對臺灣人而言是頗具吸引力的。

臺灣人曾經以「清國人」的身份經歷過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基隆也曾經是清法戰爭的主要戰爭，所以他們對歐美國家從19世紀中葉以來侵略與殖民亞洲的歷史留着十分深刻的印象。而日本本身，也是因爲1853年遭到美國海軍培裡（Matthew Calbraith Perry）准將強迫對外打開國門，才走向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道路。

無論是發生在血緣祖國大陸的「百年國恥」，還是發生在精神祖國日本的「黑船來襲」，都令臺灣人「感同身受」。這使得他們比大陸人還有日本人更樂見出現中日團結抵禦西方國家的情況，因此希望爲這場「驅逐白種人的聖戰」付出一己之力。甚至也有不少臺灣人相信，藉由參加日軍可以提升自己在日本殖民統治者心目中的政治地位。

固然，所謂「驅逐白人帝國主義」與「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謊言，但是從各方面的角度來看，臺灣人無論是或者不是志願參加日軍到海外作戰，他們的目的都不是爲了要「消滅中國」。而且即便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軍對於將來自臺灣的漢籍軍人投入中國戰場還是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絕大多數的臺籍日本兵，都是被送往東南亞與太平洋戰場與英美聯軍交戰。

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無論是保釣運動還是對日索賠運動，都經常能夠看到臺籍日本兵的身影，雖戰時與國共兩軍處於敵對陣營，但是「中國心」不曾消失。（楊嘉裕）

臺籍日本兵的「中國心」

然而，即便是受到日本軍國主義洗腦最徹底的臺籍軍人，都沒有辦法抹滅掉他們骨子裡面的「中國心」。尤其是到了戰場上以後，他們真的徹徹底底的發現日本人並沒有把他們當同胞看待。同樣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鮮，總計出現了六名中將，但是臺灣卻只有一位鍾謙順當到日軍少佐。同時代的東北人，雖然實際上接受日本人統治，但是因爲可以在滿洲國當兵，地位又比朝鮮人與臺灣人還要高。

受到日軍長官的強迫，或者是出於自己本身對西方國家的仇恨，負責看守戰俘營的臺籍日本兵確實犯下了不少聲名狼藉的暴行。他們在許多歷劫歸來的歐美盟軍戰俘心中，有所謂「福爾摩沙守衛」（Formosan Guards）的外號。只要一提到這些「福爾摩沙守衛」，幾乎沒有一個在太平洋戰場作戰的歐美二戰老兵不是恨之入骨的。

而在親眼目睹了日軍在戰場上無差別屠殺民衆，乃至於凌虐戰俘的諸多暴行以後，臺灣兵也不免對整個「大東亞戰爭」的性質產生質疑。他們大多數對同樣屬於「帝國主義者」的西方人沒有絲毫同情，但是對於與自己同文同種的中國人與華僑，還是會在私底下提供保護與幫助。尤其是東南亞華僑中又有相當數量的閩南人，更是讓臺籍日本兵倍感親切。

比方說在菲律賓，每當有華僑抗日份子遭到日本憲兵隊逮捕時，負責審問的臺籍通譯都會盡量幫助他們脫困。菲律賓血幹團總團部常務理事蔡慶華先生接受《中時新聞網》專訪時，就表示已故僑選立委蔡文曲先生早年在馬尼拉發放抗日傳單時，就曾經與一位日本哨兵正面遭遇。結果那位日本兵只是用手掌輕輕拍了一下蔡文曲的腦袋，用閩南語講了一句「你不怕死啊」，就偷偷把他放走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被日軍俘虜，因爲不願效忠汪精衛政權而被處死的中華民國駐北婆羅洲領事卓還來，他的妻子趙世平與兒子卓以強，就是在臺籍監視員柯景星的暗中照顧下，才渡過了被日本人隔離監禁的生活。回憶起冒着生命危險把雞蛋偷偷塞給趙世平的感人畫面，柯景星表示：「領事夫人哭着要跪我，我才20幾歲還沒娶某，妳不能跪，不然我雞蛋不給妳。」

伴隨着日本投降的腳步漸漸逼近，越來越多臺籍日本兵陣前起義參加華僑抗日遊擊隊。以中共8路軍與新4軍爲榜樣，簡稱爲「48支隊」的菲律賓華僑抗日遊擊支隊，就收容了不少的臺籍日本兵。可能因爲是左派游擊隊的原因，菲律賓華僑抗日遊擊支隊十分重視爭取朝鮮籍與臺灣籍日本兵投誠。他們在美軍登陸雷伊泰灣後不久，就發表了《告祖國淪陷區及臺灣朝鮮被敵強徵來菲同胞書》。

定居於馬尼拉的「48支隊」老隊員李康希老先生，就回憶自己曾經與幾名前輩，一起將包着《告祖國淪陷區及臺灣朝鮮被敵強徵來菲同胞書》的石頭丟到日軍軍營裡面，以遊說同樣是閩南人的臺籍日本兵早日加入共產黨游擊隊。他表示，後來還真的有不少臺籍日本兵加入「48支隊」擔任翻譯，協助華僑勸降不願放棄抵抗的日軍。

在海南島與香港，也有大批臺籍日本兵主動投效中國共產黨指揮的華南人民抗日遊擊隊瓊崖縱隊與東江縱隊。與菲律賓華僑抗日遊擊支隊的情況一樣，臺灣人在華南人民抗日遊擊隊的工作也是擔任共軍指導員的翻譯，負責遊說日本人投降。所以，抗戰勝利後，當盟軍重新返回這些遠東殖民地並試圖對「福爾摩沙守衛」展開報復時，華僑游擊隊義無反顧的保護這些臺籍日本兵。

保護臺籍日本兵的方式，就是向美國、英國與澳洲軍隊謊稱他們是抗日遊擊隊的成員。由於華僑游擊隊講閩南語，臺籍日本兵也講閩南語，想要追殺他們的盟軍根本無從分辨誰是盟友誰是敵人，往往最後也只能作罷。不過在沒有華僑游擊隊活動的區域，他們想要躲避盟軍的報復就十分困難。其中就有26名落入澳洲軍隊手中的臺籍監視員，因爲BC級戰犯的指控而被活活吊死。

相對於落入美軍、英軍與澳洲軍隊手中的「福爾摩沙守衛」，落到國軍與共軍手裡的臺籍日本兵，因爲丘念臺的求情得到十分寬大的待遇。散佈於東南亞戰場各地的臺灣人，除了擔任過戰俘監視員而遭到盟軍仇恨者外，大多數也可以用自己是中華民國，也就是「戰勝國」國民的身份迴避來自於美英澳三國聯軍的報復。

緊接着中華民國空軍赴美參加飛虎隊成軍75週年年會之後，獨派與日本右翼在臺北聯合舉辦活動紀念臺灣空戰烈士。此種宣揚臺日聯合「抗美」歷史淵源的政治儀式，對於在外交上推動美國與臺灣的互解與合作其實很難有正面幫助。（季志翔攝）

兩岸仍視彼此爲同胞

從臺灣人暗中保護華僑抗日份子與國府外交官，乃至於華人游擊隊協助臺籍日軍戰犯躲避盟軍制裁的歷史來看，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二戰期間雖然分屬不同的陣營，但卻仍然把對方視爲「血濃於水」的同胞看待。相當諷刺的是，也只有這些臺籍日本兵與華僑游擊隊，在真正的意義上實現過「兩岸人民攜手抗拒美日霸權」理想。

基本上，太平洋戰爭期間的臺籍日本兵無論是否相信「大東亞共榮圈」，都從來沒有把中國當成「敵國」看待過。與臺籍日本兵在戰場上交戰的主要對象始終都是大英帝國與美國的軍隊，所以兩岸何以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將彼此視爲仇敵看待？就連唯一臺灣人出身的日本陸軍航空隊空戰英雄許侖敦，他擊落的主要也是英國皇家空軍的噴火式戰鬥機，從來沒有與中華民國空軍交戰過。

過去每當到了選舉，獨派陣營就炒作盟軍空襲臺灣的歷史來給中華民國政府難堪。然而實際上空襲臺灣最慘烈的國家，既不是中華民國也不是蘇聯，而是獨派希望能出兵幫助自己與中共作戰的美國。不斷炒作美軍空襲臺灣的歷史，對於提升臺北與華府的軍事合作關係是否有幫助？幸運的是，自從蔡英文政府於去年上臺，自己也變成了中華民國總統以後，已經大幅減少了對相關議題的喧染。

至於懷抱大中國主義的統派人士，同樣也應該去體會與理解臺灣人生活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許多不得已的苦衷。哪怕是受到「大東亞戰爭」思想欺騙而志願參加日軍的臺灣人，也應該把他們視爲軍國主義戰爭機器下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看待。更何況，臺籍日本兵在戰後一度想要向日本政府索賠，但是擋在他們面前不讓他們要錢的，不是別人正是領導抗戰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

戰時被派往婆羅洲擔任戰俘監視員的簡茂松先生，在回憶錄《我啊！一個臺灣人日本兵的人生》中，就記錄了他率領戰友接受蔣中正夫婦邀請訪問臺灣，與總統討論對日索賠問題的對話。而蔣中正用來勸阻簡茂松等人索賠的理由，也讓這羣老臺灣人永生難忘，他表示：「日本人在戰敗之後陷入空前的困境，藉此趁火打劫，實非我輩之所爲，更何況哪有父母出手結束頻死子女生命的道理。」

更重要的一點，則是蔣中正還要臺籍日本兵原諒日本的罪行，反過來讚揚他們的功績纔對。自1945年臺灣光復以來，不要提有爭議的臺籍日本兵，就連慰安婦老阿嬤的賠償，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也沒有對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伸出過援手。如今爲了統獨與藍綠鬥爭，許多外省人卻硬是要把「皇民」的大帽子往臺灣人頭上戴去，實在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真正與「福爾摩沙守衛」有衝突的，不是大陸人也不是臺灣的外省人，而是那些曾經在戰俘營遭到過虐待的英軍、荷蘭軍、澳洲軍、紐西蘭軍與美軍戰俘。今日對於這段歷史，歐美國家大多已經選擇不以仇恨看待，兩岸又何必爲了其實與彼此之間沒有直接關係的衝突耿耿於懷？畢竟如果要從政治與意識型態的層面來看，臺籍日本兵背後象徵的「反美」意義也是遠高於「反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