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75週年：「大東亞戰爭」下的中國民族主義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試圖將與美日的戰爭包裝爲黃種人抵抗白種人的反侵略戰爭。（網路照片）

受到平頂山大屠殺、731部隊、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三光作戰以及浙贛大屠殺等戰爭暴行的影響，沒有任何一箇中國人發自內心的認可日本對中華民國的侵略。哪怕是在戰場上做爲日軍盟友的華北治安軍與和平建國軍士兵，在面對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的武裝衝突時，也沒有一個人會發自內心的希望自己的同胞輸掉。

不過提到日本與美國、英國還有荷蘭等西方國家的戰爭時，中國人支持的對象未必就如同我們想像的那麼一致了。今日無論是在臺北的中華民國還是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道統上都聲稱自己是二戰期間重慶國民政府的繼承人，因此在對太平洋戰爭的解釋上自然也延續當年蔣中正的立場，那就是與西方盟國同仇敵愾。

這樣做的原因，除了有對日本刻骨銘心的仇恨外，同時也有在國際上爭取外交地位的現實主義考量。畢竟今天中國人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務理事國的席位就是當年重慶政府打下來的，因此中共無論多麼討厭「美英帝國主義」，多麼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也不可能批判國民政府在1941年12月9日跟隨着美國與英國的腳步向日本宣戰的決定。

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無論是國民黨執政也好，民進黨執政也罷，也無法與重慶的那個「二戰中國」做到完全的一刀兩斷。無論如何，今天國民黨與民進黨都是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在臺灣享受政治權力的。中華民國能夠合法在臺灣與澎湖羣島統治的基礎，也來自於國民政府參加了同盟國的這個關鍵決定。否定了這一切，臺灣就將失去做爲一個政治實體的一切合法性與正當性。

然而，如果把我們把眼光拉回到75年前，也就是那個日軍勢力橫掃整個西太平洋與東南亞的時代，中國人的想法可不盡然是那麼一條心的與盟國同在。哪怕是從中國本身的國家利益出發，即便日軍不可能完全擊敗美軍，人們也必須要考量到日本迫使美國進行政治談判的可能性。在這樣的情況下，總還是會有爲數不少的中國人，選擇與軸心國站在同一陣線。

更何況在許多中國民族主義者與知識份子的眼中，歐美國家200年來對中國的侵略與殖民壓迫，程度是一點也不會輸給日本的。他們未必每一個都相信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也不盡然通通都希望日軍勝利，但是當得知從鴉片戰爭時代開始到八國聯軍時代爲止，在中國土地上耀武揚威的英國、美國還有荷蘭軍隊被打得鼻青臉腫的消息時，還是會忍不住的在內心中鼓掌叫好。

在日軍的宣傳上，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亞洲是由西方白種人統治的殖民地。（網路照片）

有色人種的勝利

面對在全球都有殖民地的大英帝國，還有工業能力超級強大的美國，日本深知唯一讓自己在這場太平洋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方式，就是將原本與中國人之間的武裝衝突轉化爲一場黃種人對白人殖民主義者的抵抗。所以其實早在珍珠港事變以前，日軍與汪精衛政權就有意識的將淪陷區中國民衆的民族主義由原來的反日導向反對英美。

考量到美國工業實力太強，而且除了參加過八國聯軍外，在歷史上也不曾侵略過中國，因此日本從1938年開始在淪陷區推動的反西方教育是以英國人爲主要目標。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黃東表示，日本透過由前北洋政府人士組成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便多次在北京、天津、太原、濟南與青島等華北重鎮召開過反英大會。

這些反英大會的目的，是透過清算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以及八國聯軍等英國曆次侵略中國的事蹟，塑造並強化中國人對西方人的仇恨。等到珍珠港事變爆發以後，美國也被納入了日本與汪精衛政權攻擊的目標。考量到美國與中國並沒有直接的仇恨，日本的反美教育由文化角度出發，強調自由主義對東方傳統價值的侵略與破壞。

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中華民國南京政府華北政務委員會將這場戰爭定位爲一場恢復東亞古老傳統秩序的戰爭。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宣傳強調：「此次戰爭是對美英東亞政策的清算，美英等舊秩序國家長期以來，爲維持其勢力和妄想達到東亞稱霸的野心，打着和平的幌子，助長東亞禍亂。此次戰爭是解放東亞的大好時機，是日華滿三國爲了民族自衛和建立東亞共榮而進行的聖戰。」

爲了讓中國人相信自己的宣傳屬實，日軍在對東南亞歐美殖民地發起進攻的同時，也進軍上海、天津、廣州與廈門鼓浪嶼的美英租界，然後再將他們通通歸還給汪精衛政權。此舉在相當程度上，提升了汪精衛政權的正當性，也迫使在重慶的中華民國政府與英美等國簽署《平等新約》的談判，以防止中華民族主義的道統爲南京所搶去。

日軍在東南亞的勝利，也同樣對許多淪陷區居民帶來了士氣上的鼓舞。由汪精衛政權組織的中華民族反英美協會，就特地在1942年5月出版了一本《新加坡陷落爲大東亞樞紐論文集》，歌頌日軍在東南亞取得的成就。這本論文集將太平洋戰爭解釋爲「黃色人種對白色人種的解放戰，是亞細亞各民族，對資本主義侵略國家的總動員戰爭。」

每當香港、馬尼拉、新加坡以及仰光等東南亞戰略據點陷落時，汪精衛政權也會組織青年學子上街頭慶祝。許多在淪陷區接受教育的年輕人，並不瞭解這其實是日本侵華戰爭的延續，甚至還以爲是中國的軍隊從美英手中解放了東南亞的殖民地。當年在河北省唐山讀書的馬素芸老太太，就回憶老師當年告訴他們日軍攻陷的印尼蘇門答臘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在日本與汪精衛政權的宣傳下，太平洋戰爭被形容成了一場東洋王道文化驅逐西洋腐朽文明的戰爭。不僅美國推廣的自由、民主與多元價值被視爲殖民、侵略與淫亂的代名詞，英語在淪陷區內也是完全被查禁。在南京國民政府與華北政務委員會的推動下，青年學生被告知要以自己中華民族的文化還有語言爲榮。唯一可以學習的外國語言，只有日本話。

戰時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的前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壽平就表示，汪精衛政權利用了日本與英美的矛盾在淪陷區大力推動中華文化教育，所以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淪陷區學生的國學程度普遍比大後方還要高。只是這個政策所換來的結果，是在立場上親近歐美自由主義，甚至稍微會一點英語的中國知識份子，都有可能遭到殘酷的政治打壓。

因爲會英文就遭到迫害的極端案例，發生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的山西省省會太原。日軍曾經召集了一批知識份子，並丟給他們幾本英語課本讓他們當衆朗讀。只要能夠順利讀出一段英文的人，就會被無情的殺害。在日本佔領區，任何崇尚西洋歷史、戲劇與文化，喜愛好萊塢電影的中國人，都有可能被懷疑是潛在的「重慶份子」。

只是出於避免樹敵太多的政治考量，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對待淪陷區裡的中國人，至少是大型城市裡面的中國人態度已經比抗戰初期改善許多。出於強調中華民國是日本帝國平等盟國的目的，包括《鴉片戰爭》與《怒吼吧！中國》等強調中華民族主義的電影也被批准在淪陷區上映。只是這個中華民族主義的敵人，絕對不能夠包括日本而已。

有趣的是，即便是汪精衛政府的官員也知道日本遲早會戰敗。所以在替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宣傳背書的同時，他們也暗中做出一些保護英美，尤其是美國顏面的事情。張壽平表示他所就讀的南京政府中央大學，原本是由美國美以美教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創辦的金陵大學舊址改建。抗戰爆發後，金陵大學隨國民政府遷往四川，其校舍於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由日軍接管。

後來汪精衛出面，以建設中央大學的名義跟日本人要回了金陵大學的校舍。張壽平在中央大學的老師龍沐勳，時任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而且也是汪精衛的親信，便暗中保護許多由美國人遺留下來的設施。未來假若是美軍贏得太平洋戰爭的勝利，他們就會將這些設施原封不動的交還給美國人。至於所謂的大東亞聖戰，張壽平也指出其實沒有多少中國人是真正相信的。

不過從客觀角度講，他仍認爲戰爭的擴大總體而言是對中國有利的。一來如果日本不挑起與美英的戰爭，重慶國民政府不可能贏得最後的勝利。二來則是當日本將侵略的目標由中國轉向東南亞與太平洋以後，中國人在戰場上傷亡的程度也理所當然被大幅度的降低。甚至，日本人也爲了維繫與南京國民政府的邦誼而開始討好起中國人來了。

所以從保衛中華民國國民生命福祉的角度來看，張壽平認爲汪精衛政權還是有非常大的功勞。等到日本即將戰敗之際，中美空軍混合團與美國陸軍航空軍的飛機開始飛臨南京與上海等地炸射日軍，汪精衛政權與淪陷區的老百姓一改太平洋戰爭初期的態度開始支持盟軍。張壽平指出，老百姓與和平建國軍的官兵甚至會故意放沖天砲，將日軍目標的正確位置告知美軍飛行員。

在日本人的宣傳中，原本被西方殖民與統治的亞洲國家都得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得到了獨立與尊嚴。（網路照片）

維護中華傳統文化的戰爭

在淪陷區的城市，老百姓的態度與張壽平一樣，大多數是對美日戰爭先持觀望態度，等待出現了明顯勝利者的時候才公然或暗中表態自己支持誰。不過在鄉村地區的情況則十分不同，一般農民羣衆沒有辦法接收到美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的訊息，而且也仍然是日軍「三光作戰」暴行的主要施暴對象，所以他們在認知上往往是「誰打日本鬼子，我就支持誰」。

至於在淪陷區的抵抗力量，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游擊隊對美日戰爭的爆發有非常不一樣的看法。在抗戰初期，日本人把國民政府視爲首要打擊對象，刻意在宣傳上抹黑重慶爲受英美勢力控制，爲國際猶太勢力服務的魁儡政權。蔣中正被描述爲「美國馬薩諸塞結社之巴葛陀結社之社員」，宋美齡則被形容爲「國際猶太財閥所支持之大銀行家之女」。

不過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雖然深知自己無法說服蔣中正的中央政府與日本站在一起，但是卻致力於爭取東北軍、晉綏軍與西北軍等地方部隊，還有在淪陷區的國民黨系統遊擊武裝支持。由於孫中山總理生前是大亞洲主義的主張者，所以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一直認爲相較於主張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國民黨更能夠成爲自己意識形態上的盟友。

當然日本人也知道，在蔣中正不願意參加大東亞戰爭的情況下，自己是沒有辦法動員任何中國人去與西方勢力作戰的。所以包括華北治安軍、和平建國軍還有一切與日本結盟或者半結盟的中國武裝，主要都被投入與對付中共8路軍與新4軍的掃蕩與清鄉行動中。日本人設法灌輸他們，與中共的作戰也是與美英作戰的一部份。

有鑑於日本人將物產豐富的華北視爲「大東亞聖戰」的戰略後方，在當地活動的8路軍也就理所當然成爲日軍極力掃蕩的對象。在此一思維指導下，華北戰場就變成了一箇中日結盟對抗歐美與蘇聯代理人勢力的中華文化保衛戰。日軍華北方面軍的宣傳就指出：「當前華北面對的敵人是中國共產黨及共軍，它與美英的陰謀串通一氣，助長華北的禍患，必須將此事實更加明顯的揭露出來。」

8路軍與新4軍在「抗日根據地」裡，以推行「三三制」民主還有剷除「漢奸」爲名，對地方舊秩序的破壞與清洗，也確實讓許多保守的華北居民相信共產黨是比日本侵略者還要更邪惡的「外來勢力」。他們普遍相信，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潛伏在華北的「第五縱隊」，表面上雖然打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號，但實際上是爲蘇聯人的利益服務。

抗戰期間在趙保原將軍指揮的萊陽保安團服務的王從志先生，就表示自己在浮南鄉當副鄉長的哥哥王本農，還有擔任鄉長的堂哥王本泥，都在8路軍的勢力進入萊陽以後莫名其妙的被當成革命的對象殺死了。王從志指出，中共在他們老家殺的人比日本人還要多，而且手段也更加殘酷，所以趙保原將軍決定利用日軍替自己剷除8路軍，以確保抗戰勝利時中央軍可以更順利的接收萊陽。

曾經在8路軍擔任娃娃兵的王和順先生，也曾親眼目睹共產黨將國民黨幹部拖到街上斬首示衆的畫面。不過最令他難以忍受的，可能還是共產黨對地方傳統文化的破壞。他表示自己就被共產黨以「反封建」的名義，被動員去拆除地方上的廟宇。後來中共在地方搞政治鬥爭越演越烈，最後甚至還要動到王和順本人的頭上去。出於自保，王和順才決定離開山東老家，前往河北參加華北治安軍。

張壽平也表示，他曾經在老師龍沐勳的要求下，到鄉下去教書，並且順便與國共兩黨的軍隊還有和平軍官兵接觸，認識「真正的中國」。他還記得當時的新4軍幹部與官兵們普遍將蘇聯視爲無產階級祖國看待，而且還宣稱要消滅傳統中華文化。當時張壽平對這些新4軍的想法，就是爲什麼他們心中的英雄是馬克思與列寧，而不是文天祥與史可法呢？

儘管確實是在戰場上與日軍合作圍剿過8路軍與新4軍，但是這些老前輩們並不認爲自己是日本人的盟友。他們絕大多數相信，自己只是在做重慶國民政府沒有辦法做的事情，那就是利用「次要敵人」日本人的資源去對付「主要敵人」共產黨。在重慶沒有辦法公然宣佈放棄「國共合作」的口號下，他們認爲唯有靠這樣的方式才能夠爲中華民國守住淪陷區的土地。

而在利用日本人打擊共產黨的同時，他們也並沒有完全放棄抗日的目標。比方說王和順服務的華北治安軍第2集團第8團，每當在戰場上遇到8路軍的時候還是會故意往天空放槍。他們儘可能的讓日軍與中共相互消耗，但自己絕對不參加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戰爭。曾經參加過三到四次掃蕩任務的王和順坦承，自己每次出擊都只是向天空不斷開槍，通常開一個小時的槍戰鬥就結束了。

至於王從志的部隊，如果在戰場上與日軍大部隊遭遇，就會把8路軍根據地的位置用旗語告訴他們。可是一旦碰到的是小股日軍部隊，或者是一兩名日本士兵的時候，萊陽保安團就會把他們通通殺掉滅口。越到戰爭末期，隨着日本即將戰敗的跡象越來越明顯，這些日軍在華北戰場上的反共盟友的配合度也越來越消極。就算會積極作戰者，服從的也是重慶，而不是日本人的命令。

可能是因爲沒有得到美軍援助，甚至還常常被當成日軍一起遭到美機轟炸的原因，這些在敵後作戰的治安軍、和平軍與國民黨游擊隊普遍把太平洋戰爭定位爲一場「狗咬狗」的戰爭。在他們看來，無論是美國人、蘇聯人還是日本人都是踐踏中華民國國土或者中華傳統文化的外來侵略者。王從志就表示，美國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曾經販售鋼鐵、軍火與石油給日本，所以也是侵華戰爭的幫兇。

只是根據重慶方面的命令，他們還是會對在淪陷區上空遭到擊落的國軍或者美軍飛行員提供援助。不過在淪陷區打游擊的國民黨官兵們常常忍不住抱怨蔣中正政權把自己與同盟國綁得太緊，以至於中華民國無法如同泰國那般以更靈活的外交手腕周旋於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陣營之間。最後的結果，就是中華民國在雅爾達會議上遭到盟國出賣，共產黨也逮到席捲中國大陸的千載難逢好機會。

1940年6月，豫北遊擊總隊司令劉昌義率部接受日軍改編爲和平建國軍戰編第21師。雖然是詐降，但是卻給人們建立了國民黨游擊隊比中共更容易動搖的政治形象。（網路照片）

打造堅定不移的抗日遊擊隊

身爲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無論是從階級鬥爭還是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毛澤東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仇恨，比起日本人與國民黨而言都只有更多而沒有更少。與汪精衛一樣，毛澤東痛恨歐美國家侵略、瓜分與殖民中國的歷史。甚至到了1939年，他還一度誤判英美兩國會在亞洲搞「遠東慕尼黑」，把中華民國的權益賣給日本人，然後與德義日三國結盟共同對抗蘇聯。

結果反而是「蘇聯老大哥」爲了專心對付德國，率先在1941年3月與日本簽署了《日蘇互不侵犯協議》，導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壇上一度處於十分尷尬的位置。不過無論如何，蘇聯雖然沒有馬上參與對日作戰，但好歹也還是與美英結盟對抗希特勒，所以毛澤東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也決定暫時擱置與華府還有倫敦的矛盾，與重慶一同加入了同盟國的陣營。

早在1941年12月9日，也就是中華民國對日本正式宣戰的同一天，延安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爲太平洋戰爭的宣言》，將美英荷三國，還有東南亞人民與華僑與日軍的戰爭，定位爲「太平洋地區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廣泛統一戰線」。換言之，中國共產黨拋棄了對美國與英國的階級成見，將太平洋戰爭定位爲了一場反侵略的正義戰爭。

於是，在香港、菲律賓、馬來亞、新加坡還有印尼的左派華人，不僅停止了過去針對殖民政府的罷工運動，而且還在中共的要求下組織義勇軍配合英國、美國與荷蘭的軍隊作戰。同時，8路軍與新4軍也將自己在華北與華中的游擊戰定位爲太平洋戰爭的一部份。而他們對佔領區的各種騷擾與破壞，雖然無法給日軍帶來致命打擊，但也確實在經濟與心理上侵蝕了日本的戰爭機器。

更重要的一點，則是即便與親近美國的重慶國民政府比起來，沒有執政爆發而且又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中共，看起來也似乎更加歡迎外來文化。爲了統戰美國人，周恩來更透過《新華日報》發表許多支持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的文章，對國民政府的威信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傷害。受到意識形態上的宣傳影響，許多美國記者、外交官與軍人也相信，共產黨比國民黨更不容易與日本人妥協。而且他們還是在缺乏美國軍事援助與外交承認的情況下，一羣堅持保家衛國的俠盜「羅賓漢」。

就算共產黨宣傳的民主與美國的有非常大的差距，好歹他們支持的還是多元的國際主義。至於汪精衛政權與國民黨的游擊隊，似乎信仰的還是如同納粹與法西斯那般的儒家右翼保守主義。關於這一點，可以從華北政務委員會與汪精衛政權攻擊延安搞「一杯水主義」，鼓吹共產黨人鼓勵男女關係混亂的政治文宣上看出。

何況部份的國民黨官員，也確實在言行上表現出了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自豪感與強烈的黃種人種族主義。這些都再再的讓一些美國人(尤其是左派的美國人)相信中共在面對日本侵略的時候，比國民黨更加難以向鼓吹黃種人大團結的敵人妥協。而事實上根據日本華北方面軍的報告，還有許多住在淪陷區的長輩們回憶，國民黨游擊隊與情報人員確實也是比較容易向日本人屈服。

中共的所謂抗戰，主要當然是迴應日軍的掃蕩。只要日軍不向8路軍的根據地發起進攻，毛澤東也絕不會輕易讓共軍出擊。但是在被視爲戰略大後方的華北佔領區，有一個在宣揚國際主義與抗日思想的中共存在，對於汪精衛政權的統治與存在就會帶來政治上的威脅。這種政治上的威脅只要不消失，日軍就沒有辦法真正做到對佔領區的鞏固。

更重要的是，一旦日軍對中共根據地發起攻勢，那8路軍如果不是提前收到情報撤退，就是與敵人戰鬥到不剩下最後一兵一卒。許多被命令用來掩護主力部隊撤退的8路軍與民兵單位，表現的尤其是英勇堅決。就連當年極度痛恨中共的王從志老先生，提及中共與日軍作戰的態度時，也忍不住讚揚8路軍在山東戰場上是真正抗日的力量。

來自山東諸城的李恩涵教授，就曾經指出日本憲兵隊如果逮捕到的是國民黨的地下工作人員，通常是打一頓就會放走，但是如果抓到的是替8路軍服務的交通員就非要槍斃不可。此種令日本人無法說服，無法利誘，無法收買的「絕不妥協」氣勢，也讓包括岡村寧次在內的許多日軍將領相信中國民族主義的真正代表既不在南京也不在重慶，而是在延安。

確實，國軍在華中與滇緬戰場上對日軍造成的殺傷是中共所遠遠無法相提並論的。但是從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來看，重慶是因爲取得了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才能取得如此成就。相反的，共產黨可以在幾乎沒有外援的情況下，依靠對意識形態的強烈信仰與龐大的羣衆動員能力，給華北戰場上的日軍士氣帶來如此大的打擊。

雖然在抗戰時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反日領袖，但毛澤東本人卻還是受到了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理念的啓發。（網路照片）

這些表現與行爲，讓華北日軍在把8路軍的敵後根據地往死裡打的同時，又對毛澤東與共產黨產生了很強烈的敬佩。也正是因爲這樣的原因，美軍第14航空軍在華北戰場上執行鐵路打擊任務的時候，飛行員收到的指示也是假若飛機被擊傷或者擊落，一定要飛到8路軍的根據地才能跳傘。因爲比起共產黨的游擊隊而言，國民黨的顯然更容易因爲「意志不堅定而動搖妥協」。

只是與美國人不同的地方，是認知自己即將戰敗的日本人知道，中共今天不會跟日軍妥協，未來也不會跟美軍妥協。所以與其讓重慶的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建立一個讓日本沒有活動空間的戰後亞洲新秩序，倒不如讓共產黨拿下未來中國的執政權。面對一個對西方意識形態強烈排斥，又高度強調草根民族主義的紅色中國，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都會在戰後更加需要來自於日本的幫助。

正是出於這樣的心態，日本人在抗戰末期發動「一號作戰」，將國軍在河南省、湖南省與廣西省的主力部隊徹底擊潰，替中共在戰後建立「新中國」的人民革命掃除障礙。包括石原莞爾在內的許多日本右派甚至還相信，由自己所一手提倡的大亞洲主義理念，最後還要依靠毛澤東這樣的民族主義者才能實現。而這盤賭局，日本人其實也是下對了。

大亞洲主義的最終繼承者

等到抗戰勝利以後，中共一反抗戰時親美的姿態，將原本用於對付侵華日軍的草根民族主義用來對付協助國軍接收與受降的美軍。尤其是在1946年底在北平爆發的沈崇事件，更是讓中共操縱出了席捲全國的反美浪潮。就連當時纔剛剛光復迴歸祖國的臺灣，也出現了學生走上街頭，發出要求美軍停止干預國共內戰並且撤出中國的聲音。

尤其是在昔日的淪陷區，青年學生受到過往「大東亞戰爭」宣傳，盟軍空襲的慘痛記憶，還有國府接收人員令人失望的表現影響，反對美國與反對政府的聲音更加容易爲中共所挑起。最終，駐防於河北省與山東省的美軍陸戰隊伴隨着馬歇爾將軍的調停失敗陸續撤出中國。出於降低中國人的反美情緒，美國也宣佈對國民政府實施「軍火禁運」，逆轉了整個原本不利於中共的內戰局勢。

而正如抗戰期間的日軍所預料，毛澤東在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也確實有意接替日本人繼續推動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透過在韓戰中與美軍打出一個平手的亮眼成績，中共取代了1942年的日本成爲了東南亞小國心目中「黃種人戰勝白種人」的希望。以這個威望爲基礎，北京又與印尼蘇卡諾政府於1955年在萬隆召開了第一次亞非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

所謂的第一次亞非會議，相當程度上是1943年在東京召開的大東亞會議之翻版。除了立場明顯親美的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被排除在外，其他所有的亞洲國家，包括西貢的越南共和國政府都派出代表參加了此會議。與周恩來一起主持此會議的印尼總統蘇卡諾（Soekarno），更曾在1942年配合日軍進攻東印度的荷蘭軍隊。

更有趣的地方，是與美國有同盟條約的日本居然也派了代表參加此一主張「不結盟運動」的會議。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在1944年發動「一號作戰」是一個多麼深謀遠慮的行爲。因爲戰後東亞只要出現美國、蘇聯以及中共三方對抗的局面，那麼日本不僅會成爲美蘇兩強拉攏的對象，同時也有可能成爲中共爭取推行「新大東亞共榮圈」的合作伙伴。

就如同日本人所預料的那樣，主張農民民族主義的中共以一種獨特的模式延續了當年的「大東亞共榮圈」。日本也得以政治上與美國還有臺灣結盟，但是卻在經濟上與大陸建立緊密關係，在與各大強權的來回互動中得到各種好處。而毛澤東本人，除非在日軍威脅到中共生存的情況下，對於日本戰時推廣的大亞洲主義也十分認同。

所以在1972年2月爆發了「尼克森震撼」之後，日本田中角榮首相馬上於當年9月訪問大陸，並且與毛澤東兩人共同實踐了北京與東京的「關係正常化」。一直到毛澤東去世以前，中共與日本都維持着極度密切的外交關係。要等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北京纔出於煽動民族主義鞏固政權的考量，與東京漸行漸遠。

隨着中共與日本的關係因爲歷史與領土問題逐漸惡化，東京也只能夠強化與昔日敵人美國的安全合作。慢慢的，日本政府也成爲了昔日軍國主義右派們所最看不起的「西方帝國主義走狗」。相反的，中共卻在國力逐漸走向強大以後，開始挑戰美國所設立的戰後亞太新秩序。曾經在淪陷區反日最激烈的中共，今日卻成爲了大亞洲主義的最後繼承者，也是歷史給人們開了一個最大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