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臺灣需要一場「覺醒年代」(張方遠)

美國聯邦參議員達克沃絲蘇利文昆斯從訪韓行程排出時間,於6日搭乘軍機訪臺,同時帶來美國將捐贈75萬劑疫苗臺灣的承諾。(圖/美國在臺協會AIT臉書

前些時間參加了一場關於臺灣新冠疫情的兩岸線上論壇,一位大陸與會者提到一件臺灣往事。日據時期臺灣農民運動領導人之一的李應章醫師,因爲領導「二林蔗農組合」向日本殖民統治者抗爭,成爲當局的眼中釘,只能在1931年離開臺灣到大陸,邊行醫邊參加革命運動。

直到臺灣光復後,闊別家鄉16年的李應章,在鄉親們的唸叨呼喚下,終於有機會回到臺灣。當時,他踏上家園故土的第一步,即臺北松山機場。75年之後,臺北松山機場則在「臺美友好」的吶喊下,迎接美國C-17軍機與3名參議員,捎來75萬劑疫苗「及時雨」訊息,而蔡英文在場站着向坐着的美國議員們「致上最深的謝意」。

臺灣歷史與當代的兩幕場景,宛如一部魔幻寫實主義的作品,既是現實,也是諷刺。新冠疫情催化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臺灣比全世界滯後了將近一年半的時間,才進入到了後疫情時代的新舊秩序板塊碰撞。然而,臺灣的時間彷彿是凝結且停滯的,當中國大陸兩款疫苗先後通過世衛組織的認證,我們的官員答以「不必假好心」,築起一道對立高牆;另一邊則以彎腰行禮的姿態,乞懇前殖民與新殖民上國使者的「甘霖」。

臺灣的精神與情感結構的變化,放進歷史的脈絡來看,其來有自,更脫離不了中國歷史道路的足跡。今天台灣主流意識形態對於中國大陸疫苗的拒斥與不信任,並不是來自於科學的結果,而是來自於歷史「近親憎惡」的悲劇。殖民地臺灣人,憤怒於殖民者的「清國奴」罵聲,從而有了諸如蔣渭水所言「臺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的自我面貌求索。借用已故臺灣史學者王曉波的說法,臺灣的割讓與反殖抗日,更是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原點」。

「中國到底是誰」的探問,在歷史上從來都不是與臺灣無關,反而有着來自臺灣,或是受臺灣問題激生而出的摸索與回答。在中國分殊的現代化追求路徑之中,殖民地下的臺灣,被殖民者「脫亞入歐」帶向了迥異於大陸母體的道路,走向了以西方歷史與哲學標定出來的「勝利者三觀。特別是戰後臺灣旋即進入了冷戰與內戰的雙重製約,臺灣更是浮沉於以附庸性爲本質的主體性幻想,從而以一種高高在上的架勢,對「失敗」與「落後」的中國,投以蔑視與鄙夷的眼光。

不可否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只是當代中國提出的自我追問,同樣也是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世界正所面臨的挑戰。因此,拜登面對川普留下來的殘局,一句「任內不會讓中國超越美國」,看似壯志豪情,但更近似帝國餘暉最後的燈塔看守者。新冠病毒不只是自然界對人類的侵擾,更是對於文明體制與發展模式的靈魂拷問,歷史並未終結,人類應該有重要的價值需要守護。

臺灣可以在中美博弈的賽局中,把自身命運豪賭在美國和西方世界身上,但絕不可能置身事外。就算想袖手旁觀,歷史和現實也會要求臺灣給出答案。中國大陸學者文揚的名著《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在此際出版了繁體版,正好爲受疫情紛擾而浮躁喧囂的臺灣,提供了重新思索的重要媒介與素材。

承續於2018年《人民共和國》一書透過「政治身分」的視角,對於「中國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進行思考,文揚先生新近在香港和臺灣出版的《天下中華》,則是進一步以「文明」的視野,對於同一個重大問題提出了深厚的思索。《天下中華》的精彩之處,在於作者試圖超克「西方中心論」的理論雄心,深刻地挑戰了西方式唯我獨尊的文明與歷史詮釋,推翻文明必有「高下優勢」和「非此即彼」的「鬥爭哲學」,將中華文明的位置,放回世界歷史的正軌與常軌。

在當代臺派的論述中,「臺灣非中國論」,始終佔據着主流位置和道德高地,甚至出現了「臺語」不等於閩南語、農曆新年不等於中國新年、向南島語族「尋親」等等離奇卻又大行其道的認知。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在疫情的無情衝擊下,便宛如臺灣政府「超前部署」的大內宣般,一一破功。在生死關頭,臺灣人對死亡的應對、對家庭的態度、對社會羣體關係的錨定,以及種種積極的自救,更是盡顯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延續在這座海島上的底色

文揚先生在《天下中華》最後部分提到了文明的維新,中國給出的方案,是揉雜了傳統底蘊「公天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事實上,這個中國理念,在近代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運動中,始終沒有被遺忘和放棄過。臺灣在疫情面前既然喊出了「Taiwan can help」與「同島一命」,那麼更應該回答孫中山曾經發出的質問:究竟要做西方霸道鷹犬,還是東方王道干城?我們要打破疫苗民族主義的壁壘,還是要成爲美國霸權刀俎上的魚肉?

臺灣亟需要一場「覺醒年代」。此時展讀文揚先生的《天下中華》,很有助於我們在歷史認識與歷史正義上的「回軌」。(作者爲時評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