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考古人講述三星堆發掘故事

跨越百年的接力

三代考古人講述三星堆發掘故事

“三星”之光,閃耀在中華文明版圖的西南部。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6個新祭祀坑重大考古發現引人矚目。在距博物館約2公里的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大棚裡,許多新器物的出土,令考古人員驚喜不斷。

“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1986年,三星堆遺址1號、2號祭祀坑震驚世界,如今6個新坑再驚天下。事實上,三星堆“面世”還要追溯到近百年前;其發掘和保護,是凝結了數代考古人心血的接力賽。近日,記者在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發掘現場,採訪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前任站長陳德安、現任站長雷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冉宏林,還有年輕的考古隊員,聽三代考古人講述三星堆的故事。

1 1929年春天三星堆“橫空出世”,顯露古蜀中原文明交流痕跡

陳德安,今年68歲,從事三星堆考古26年,是首任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也是1986年三星堆1、2號祭祀坑的主要發掘者。記者還未發問,陳德安首先拋出話題:“我先和你們說說三星堆考古的來龍去脈,搞清整個過程,很多問題就好談了。”

三星堆是怎麼被發現的?“有三種關於發現時間的說法,分別是1927年、1929年和1931年。我認爲燕家說的1929年比較準確。”

陳德安所說的“燕家”,是四川廣漢真武村月亮灣村民燕道誠燕青保父子。1929年春天,他們在自家田地開掘水塘時,先後在溝底發現400多件玉石器。隨後,這批流入坊間的“廣漢玉器”名噪一時。三星堆文明由此“橫空出世”。

1934年3月,華西協合大學古物博物館(四川大學博物館前身)啓動三星堆首次科學發掘,時任館長葛維漢是首位發掘者,他組織考古隊在燕家院子找到了發現玉石器的原坑,並提出“廣漢文化”概念。有趣的是,當時就有關於三星堆文明身世的討論。郭沫若認爲,廣漢發現的玉璧、玉璋等與華北、華中發現的相似,這是古蜀曾與中原有過文化接觸的證明。

抗戰全面爆發後,三星堆發掘暫時擱置,新中國成立後才又有新動作。

1963年9月,四川省文管會和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聯合組成考古隊,由考古學家馮漢驥指導,對月亮灣遺址進行了新中國成立後的首次發掘。

發掘工作從9月23日持續到12月3日,發掘面積150平方米。馮漢驥跟學生們一起挖,工具只有平頭鏟和尖頭鏟,前者刮土層,後者剔泥土

遺憾的是,發掘完不久,馮漢驥就病了,後來身體一直不好,成果沒能整理出來。直到30年後,才由當年參加發掘工作的馬繼賢寫成《廣漢月亮灣遺址發掘追記》。

“真正的突破,還要等到20世紀80年代。”陳德安說。

2 1980年重啓發掘三星堆考古迎轉機

冉宏林今年34歲,是此次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隊的執行領隊。接受採訪前,他剛從考古發掘艙裡出來,身上還穿着防護服。

2013年,冉宏林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畢業後,進入三星堆遺址工作站。這裡正是他的理想之地,“我是重慶人,專業方向是夏商周考古,而三星堆是先秦時期巴蜀文化裡最重要的遺址之一,我來三星堆是‘天時地利人和’。”

在北大,冉宏林參與了考古老校友的口述史採訪和整理工作,這給他帶來啓發。“三星堆遺址發現以來,90多年過去了,經歷了很多人和事,但很多東西是寫不到發掘簡報和研究文章中的,只留在記憶裡。”冉宏林說,不少考古人已經高齡,再不做點什麼會留下永遠的遺憾。

從2019年開始,冉宏林開始三星堆考古口述史採集工作。他首個拜訪的是敖天照老先生。

上世紀50年代,敖天照進入廣漢市文化館工作,從此,每一次三星堆考古發掘,他幾乎都在場。1973年,他在湖北長江流域考古班系統學習考古,包括考古繪圖、考古測量。培訓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給他講,“老敖,你回去一定留心三星堆,那個遺址非常重要。”

70年代後期,廣漢各大鄉鎮幾乎都在辦磚瓦廠,三星堆所在的中興公社也在當地取土燒磚。回來後,敖天照跑到三星堆遺址,看到磚瓦廠挖出的土裡夾雜着不少碎陶片,感到非常着急。後來,他到四川省博物館考古隊彙報情況,推動了三星堆的發掘和保護。

1980年春天。由參與過1963年月亮灣發掘的王有鵬帶隊,改革開放後三星堆遺址首次發掘啓動。之後,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再未停止。

同年夏天,從四川大學考古系畢業不久的陳德安來到三星堆發掘工地,此後直到2005年,他都在三星堆,經歷了改革開放後15次考古發掘,其中幾次大規模的都由他主持。

而真正讓三星堆“一醒驚天下”的重大考古發現,是在1986年。

3 1986年兩坑“一醒驚天下”,奠定三星堆遺址重要地位

田野考古來說,天氣是個重要變量。沉睡地下數百上千年的文物“身子骨”脆弱,經不起雨雪風霜。“現在不怕了,有考古大棚,大棚裡還建了4個恆溫恆溼的考古發掘艙。”陳德安說。

1986年夏天,沒有考古大棚,只有籬笆草棚。7月18日下午,陳德安和另一位1號、2號祭祀坑發掘負責人陳顯丹在整理資料,磚廠工人騎着自行車闖進工作站,說“挖磚挖出玉刀來了”。他們趕緊放下手裡的活,飛快跑到出土地點。拼接發現,工人說的“刀”是玉戈、玉璋等玉器,而出土地點就是後來名震天下的1號坑;8月16日,距離三星堆1號坑西北30米左右,同樣因爲磚廠工人取土,考古隊員又發現了2號坑。

田野考古是個“體力活”。陳德安記得,當時天氣悶得很,經常打雷,雨又一直下不來,每天提心吊膽。一旦下雨,田裡的水翻起來,就會破壞文物;但光打雷不下雨,土質又乾又硬,很難控制。“晚上土質稍有回溼,我們通宵連軸轉,在取文物的關鍵時期,差不多三天三夜沒閤眼,趕在雷雨前完成了祭祀坑清理。”

“填土非常硬,用手鏟清理進度慢,大家手上都起了水泡。夜間發掘工作更苦,兩個200瓦的燈泡招來了無數蚊蟲。”陳顯丹回憶。

1號、2號坑相繼出土金器、玉石、青銅器、陶器等1700餘件,還有大量的骨(牙)雕刻器殘片、虎牙和海貝約4600顆。現在三星堆博物館內陳列的國寶級文物,比如青銅大立人、青銅神樹、黃金面罩、金杖,基本都出自這兩個坑,這也奠定了三星堆遺址在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4 34年堅持發掘,三星堆“再驚天下”

雷雨快步走過考古發掘艙邊的木棧道,坐定後放下揹包,還有掛在脖子上的單反相機

自從十幾年前拍下第一張與三星堆的合影以來,雷雨已經數不清拍過多少張三星堆的照片了。“出土器物有專業攝影師拍,我主要拍考古的人,記錄他們的工作狀態。”

1984年,雷雨大學畢業後來到三星堆。因爲生病,他沒能參與1986年的發掘,這讓他懊惱了很久。“說實話,我之前沒想過還會有3號坑。大多數考古工作者可能一輩子都遇不到一次大規模發掘,我的運氣很好。”

曾有人問,爲何兩次發掘相隔這麼長時間?“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一直在進行,只是發掘對象不是祭祀坑,而是遺址內城牆、宮殿等其他功能區。”陳顯丹解釋。

考古充滿偶然性,無果而歸是常有的事,但發現3號到8號祭祀坑有其必然性。2019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編制《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動計劃(2019-2022)》,將聚落考古、社會考古作爲今後幾年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直接推動了發掘工作展開。“大家帶着這樣的研究目的開展勘探,發現3號坑也不全是偶然。”冉宏林說。

從2019年10月22日到2020年8月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廣漢三星堆博物館在1、2號祭祀坑周邊開展了系統、全面的考古勘探與發掘,基本摸清祭祀區域範圍,以及各類遺存的年代序列和空間格局。期間,6個新坑陸續被找出,它們位於1、2號坑的30米距離內,規模在3.5平方米到20平方米間。

2019年11月26日,在緊鄰2號祭祀坑西側的探溝東南部,冉宏林敏銳地發現“異象”——一條直角邊。“我用手鏟仔細颳了一遍,把這個線條理順了,發現有一個轉彎直角,基本能確定是一個比較規整的坑。”冉宏林說,人類活動會留下蛛絲馬跡,挖坑回填土和周邊土的鬆緊程度、土質土色有區別。“當時就想,它會不會是我們一直在找的3號坑。”

順着線索繼續下挖,12月2日,一塊6到7釐米長的青銅器口沿露出土面。當工作站所有人都不敢確定這具體是什麼器物時,他們請來了正在附近開會的“老專家”陳德安。

陳德安喜歡用手去感受考古標本,對各地、各時期青銅器的不同風格比較熟。1986年出土的青銅器,基本每件他都摸過幾十遍、上百遍,每個部位都記得清清楚楚。“我順着梯子下坑,摸了一下那個銅器口沿的邊緣,說了6個字:‘大口尊,沒問題。’”

時隔34年,三星堆6個新坑“再醒驚天下”。雷雨已經在三星堆遺址工作37個年頭,如今他最深的感受是一定要堅持。“堅持纔會有收穫。”

5 考古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接力賽”

在雷雨的相機裡,年輕人的照片越來越多。“一些年輕考古隊員看到我給他們拍照,還會讓我幫忙發給他們。”雷雨說,這兩年站裡來了很多“90後”年輕隊員,給古老的三星堆注入了朝氣。

身體趴在懸空的發掘升降平臺上,用竹籤一點點剝離文物周圍的泥土,再小心翼翼地裝入標有編號的小袋子裡……記者在4號坑發掘艙內見到許丹陽時,他正在清理出土一塊陶片。

許丹陽是“95後”,去年研究生畢業後進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剛參加工作就加入三星堆祭祀區新一輪考古隊伍。

“這些年輕人非常敬業,入艙後馬上就進入狀態,一天起碼7個小時在坑裡工作。”雷雨說。

在陳德安眼裡,年輕一代掌握更多自然科學知識,會用高科技設備,也接觸到最前沿的考古學理論方法,這些都和老一輩大不相同。“我也在向這些年輕人學習,努力吸收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

老一輩三星堆考古人的精神感染着考古“新生代”,代代相傳。“2019年我去拜訪敖天照,他住在老宿舍樓,房子不大不新,但收拾得非常規整,擺滿了書。三星堆的事他娓娓道來,細節都能講得很清楚,你可以感受到這些前輩對三星堆遺址考古的熱忱、熱愛、堅守,完完全全沉浸在考古的世界了。”冉宏林說。

此次三星堆考古大發現,離不開幾代考古人的半生堅守;近百年的三星堆考古接力,是幾代人文化信仰的傳遞。

爲什麼以三星堆考古作爲人生事業

有人是陰差陽錯:雷雨讀考古,父親的建議起了大作用;陳德安是被“調”到考古專業的,本來想做醫生或老師。

有人是興趣使然:冉宏林因爲喜歡歷史、嚮往在田野的自由,就報了考古系;許丹陽也是自己選的專業,興趣是主要因素。

殊途同歸。退休後,陳德安對三星堆的研究整理工作沒停下。“我學考古是偶然,但從事這項工作後就再也沒想過放棄。我把三星堆作爲我一生的事業,好像已經跟我割不斷了,腦子裡想的都是它。原來沒退休,它是我的工作,現在退休了,它是我的樂趣。”

再過兩年,雷雨要退休了,“我在三星堆待了三十多年,在外人看來可能時間很長,但我反而覺得很短,因爲古蜀文明太有魅力,有太多待解的謎。”雷雨說,如果還有一次選擇機會,他願意留在這兒,繼續破解三星堆的“無字天書”。

每個人都提到的,是責任感和使命感。“考古既探索我們‘從哪裡來’,也啓發我們‘到哪裡去’,這對我們認識中華文明、堅定文化自信,是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工作。這是中國考古人的使命。”陳德安說。

卷帙浩繁的文獻史料中,關於古蜀的屈指可數,考古似乎是跨越時間長河、與古蜀文明“重逢”唯一的路。這不是一代人或幾代人就能完成的,古蜀國的神秘面紗才僅被揭開了一角,考古工作者對它的探索遠未結束。

這次全民關注的發掘工作何時結束?冉宏林說,他們希望在年底前完成6個坑的文物發掘工作,之後到實驗室做相關保護和分析研究,但考古有太多未知,發掘前永遠不知道層層土下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因此沒有嚴格的截止時間。而後續的文保修復工作,需要更漫長的歲月。

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接力賽”。

(本報記者 柴雅欣 自四川廣漢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