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憂「滿漢不分」 戊戌變法百日崩盤
紫禁城裡的八國聯軍。（八旗文化提供）
在變法自強的呼聲高漲下，一八九八年夏天，光緒皇帝主動制定了正式政策，開始朝立憲制的方向進行全面改革（戊戌變法）。不過，光緒皇帝和變法派在權力尚未穩固的狀態下便急於推動制度改革，於是立刻與滿洲貴族等既有勢力產生了利害衝突。
然而，英國自始至終隱蔽船籍過期的問題，並透過誇大清國對英國國旗的侮辱和「對香港船隻管轄權的侵害」，打算誘使法、俄、美各國共同出兵，一舉擴大無法靠《南京條約》得到的各種權益。而此時加入英國行列的，是由拿破崙三世所領導，希望擴大在印度支那（中南半島）權益的法國。一八五七年底，佔領了廣東的英法聯軍一口氣進逼天津，因爲太平天國戰事而顯得疲憊不堪的清國，不得已只好答應聯軍提出的和平交涉，於一八五八年與英、法、美、俄簽訂了《天津條約》。
拒和平、彈劾李鴻章
不過，此時經世儒學家們打算守護乾隆皇帝的「天下」之言論，開始在北京沸騰起來。再加上太平天國所象徵的基督教勢力對既有的儒學與儀式的破壞，使人們感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危機意識，故主戰論成了當時的主流；鄉勇們力戰太平天國的身影，毫無疑問也振奮了官場的氣氛。當初對於鄉勇的活躍感到非常不安的滿洲人皇族、貴族，事到如今，爲了守住既得利益，也無暇去理會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眼光了。在爆發太平天國之亂的一八五一年即位的年輕不幸皇帝──咸豐皇帝，及其妃子（即後來的慈禧太后）也同樣強力支持主戰論。
面對清國如此的趨勢，英法聯軍爲求清國履行《天津條約》，更進一步增強了戰力。到了一八六○年夏天，在以咸豐皇帝爲首的主戰派逃往熱河後，聯軍便進入北京，盡一切掠奪之可能。本章開頭所介紹的圓明園殘姿，即是這場戰爭所留至今日的傷痕。或許對於太過凡庸、年輕的咸豐皇帝來說，面對這種重大事件，又要站在第一線擔任指揮，負荷實在太重，於是便於一八六一年病死在熱河。
變法自強追求革新
讓我們再將話題拉回到甲午戰爭後的情勢上。在日本提出的賠償白銀兩億兩，以及割讓臺灣、澎湖與遼東半島，和擴大通商利益的馬關條約內容傳回清國後，「拒絕和平、彈劾李鴻章」的奏文，便頓時涌入北京。
在這當中，身爲高級官僚之一的康有爲，還提出了六百零三人共同連署的「公車上書（此處的公車，是以優秀的成績通過科舉考試的官僚纔會有的稱呼）」。其內容除了建議遷都外，也在「變法自強」的名義下，追求各方面的革新。
康認爲，藉由洋務的再擴大，以達成徹底富國強兵的行動已迫在眉睫，因此他主張人們應完全屏除過去多數的士大夫心中所抱持的態度，就是把西洋學問看成只有少數通商口岸知識分子纔會去學習的卑下之學。就康有爲所見，「由皇帝一統的世界」基本上是以農業爲國家基礎，而「列國競爭的世界」則是以工業、商業爲立國基礎。
於是康有爲在自己的著作《孔子改制考》中，表示「孔子非屬教條主義之人，而是配合春秋戰國時代，來訂定製度的改革派人物」。同時向世人宣揚，如果要在今世發揚此精神，則不單是西洋技術，更要將西洋一切知識與儒學傳統相互結合，試圖讓更多的士大夫瞭解西洋學問的重要性。
後來，康有爲組織了名爲「強學會」的政治團體，會長爲清末代表性的洋務官僚張之洞，曾在李鴻章底下展現過幹練作風的袁世凱亦參與其中。接着，後來成爲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最大功臣的梁啓超，也當上「強學會」的編輯主任，發行了《強學報》。這股思潮爲當時的青年士大夫帶來了巨大影響；亦是自這個時期起，近代中國把來自西洋的「發展」作爲至高命題的意識，開始與日本的富國強兵政策產生密切連繫。或許可以說，這個「強」字，正代表着貫徹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中心思想。
在變法自強的呼聲高漲下，一八九八年夏天，光緒皇帝主動制定了正式政策，開始朝立憲制的方向進行全面改革（戊戌變法）。
不過，光緒皇帝和變法派在權力尚未穩固的狀態下便急於推動制度改革，於是立刻與滿洲貴族等既有勢力產生了利害衝突。
變法派提出了「滿漢不分」的目標，希望能夠跨出當時以滿洲、蒙古人爲中心的特權階層、以漢人爲中心的科舉官僚、以及自通商口岸產生的新知識分子，三者間涇渭分明、各自爲政的框架，選出更爲優秀的人才。不過，不言而喻，若迅速而徹底採用這個原則，當時已呈現顯著凋落狀態，亦對西洋知識不甚理解的旗人，將會失去其地位。於是，不喜見到皇室權限因立憲而縮小的慈禧太后，與擔憂「滿漢不分」的保守派共同發起政變，使戊戌變法在短短百日內就宣告失敗。
這樣的結果，雖造成康有爲、梁啓超被迫逃亡日本，但他們所描繪的強國之夢，反而因爲獲得了「日本」這個舞臺，而掀起了更大的風波。
就在這個時期，擔任「強學會」會長的洋務官僚張之洞，發表了《勸學篇》，呼籲前途光明的年輕學生到日本留學，引起了熱烈迴響。張之洞強調，日本之所以能夠國勢興隆，躋身列強之林，是因爲年輕學子充分發揮了他們在歐洲留學的成果所致，鼓吹「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
張之洞的親日留學論，背後其實有日本外交陣營的用心運作。日本外交曾因三國干涉而受過打擊，參謀本部於是特別擔憂歐洲各國今後的動向，因此積極地對張之洞這位後李鴻章時代的改革派代表人物，灌輸日清合作論。（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