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力圖改變中國國際地位
「西安事變」主角之一的張學良將軍，被幽禁在五峰故居期間，在清泉吊橋留下影像。（本報系資料照片）
張學良（中）九一八時人在北平。（摘自網路）
1934年6月張學良（左）與蔣介石（右）在南昌合影。（本報系資料照片）
汪榮寶以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利益爲外交目標，面對軍閥混戰的內外交困局面，敢於明確表達自己的政見。對外爲改變「弱國無外交」的舊規，提出不少富於創見而又適合中國國情的外交思想、戰略和主張，尤其在處理中日關係上折衝樽俎，爲爭取中國獨立自主的地位和收回國家權力作了諸多努力，展示出強烈的愛國意識和值得稱道的外交藝術。汪榮寶爲改變中國國際地位而堅持不懈的精神，使他不僅在國內深受各界的尊敬和推崇，而且享有較高的國際知名度。
逾二日，張學良又邀平津名流李石曾、胡適、吳達詮、周作民、朱啓鈐、潘復、張志潭、胡惟德、陳籙、曹汝霖、陸宗輿、王揖唐、顧維鈞、湯爾和、章士釗、羅文幹、王蔭泰，以及東北高級官員王樹翰、劉哲、莫德惠、于學忠、萬福麟、王樹常、戢翼翹、鮑文樾包括汪榮寶在內的二十七人，磋商東北問題。出席諸人多以依靠國聯、聽命「中央」爲是，會後推汪榮寶、章士釗二人起草電報，向南京政府申述關於東北外交問題的意見。
當九一八事變之初，日本重臣及政府都不主張事情擴大，等到若槻禮次郎內閣下臺，幣原喜重郎辭職，而國民政府未能把握時機，導致事態愈加嚴峻。後來國民政府請國聯調停，結果適得其反。
這更證明了汪榮寶此前向王正廷力言國聯調查不可靠、日本絕決不肯聽命於調查團說法的正確性，曹汝霖曾感慨道：「由今思之，不能不說袞父有先見之明也。」此後張學良與蔣介石國民政府在對待日本侵略東北的問題上取得了共識，於是切實奉行不抵抗政策，下令東北軍全部撤退到長城以內，以至東三省在短短几個月內就淪陷。當汪榮寶的建言遭到拒絕後，他盛怒之下發誓不再過問國事。兩年後一九三三年七月汪榮寶因患心臟病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全國各大報紙對其病逝的消息作了報導，如《大公報》、《申報》等，在一定程度上可見他的影響力。
汪榮寶擔任駐日公使長達近九年，是民國時任期時間最長的公使，在二十世紀二○年代敏感而複雜的中日關係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身處艱苦的工作環境中，其中幾年時間以臨時板房或租賃房屋爲辦公場所，帶領使館加上他僅有的七名工作人員，調查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狀況，關注日本軍事力量的消長，艱難處理中日修約、濟案寧案談判等中日交涉事件。對此其後代回憶到：「（日本）猜詐百端，動絓荊棘，君折衝御難，或先發以制陰謀，或弭縫以消後患，或傾誠建白，捍格不行，或委曲求全，謗黜叢集，盡其彷徨焦思之情，又非言語所能形況，而事關密計，亦並非他人所得盡知者。」從中可見其任職艱難的狀況及中日交涉之複雜。
汪榮寶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後又任公使長期在日居住，因而對日本社會有深刻的認知和了解，同時積累了大量的人脈，他與日本外務省、農商省、內務省、文部省都保持了良好的關係，與日本文學界多有聯繫，還加入東京詩社，與諸多日本文人彼此唱和贈作。一九二八年日本同仁會創辦漢文醫學雜誌，汪榮寶爲之作序。曹汝霖評價說汪榮寶任職期間「與日本朝野文學之士，彼此唱和，頗受歡迎。而與幣原外相，更爲推契。」他處理中日交涉事件能把握好分寸，冷靜果斷地應對複雜問題，持對日不妥協政策，竭力維持民族國家的權利，展現了一個職業外交家的愛國情操和敬業風範。
值得一提的是，汪榮寶所在家族與日本關係淵源頗深。他的二伯父汪鳳藻早在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四年就擔任清朝使日大臣，而他的後代即其第四子汪公紀在二十世紀五○年代擔任臺灣「駐日代表團」副團長，並任「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幹事長，對日本歷史和文化有深入研究，汪公紀先生還撰寫有著作《日本史話》。汪氏家族三代均有人任駐日使節，可稱得上駐日外交世家。
維護國家民族利益
綜上所述，汪榮寶是民國時期外交家羣體中的重要成員，從他身上可以看到職業外交家的特徵。所謂的職業外交家指的是伴隨着清朝的滅亡和民國的誕生而逐步形成的外交家羣體，他們是新時代的產物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他們在中國外交界的崛起始於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上的卓越表現，山東問題的辯論，廢除二十一條交涉，拒籤巴黎和約，收回山東權益等，其中顧維鈞、陸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顏惠慶等爲卓越的代表，汪氏亦是其中重要成員。
汪榮寶以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利益爲外交目標，面對軍閥混戰的內外交困局面，敢於明確表達自己的政見。對外爲改變「弱國無外交」的舊規，提出不少富於創見而又適合中國國情的外交思想、戰略和主張，尤其在處理中日關係上折衝樽俎，爲爭取中國獨立自主的地位和收回國家權力作了諸多努力，展示出強烈的愛國意識和值得稱道的外交藝術。汪榮寶爲改變中國國際地位而堅持不懈的精神，使他不僅在國內深受各界的尊敬和推崇，而且享有較高的國際知名度。
（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