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坐鎮武漢 華中擎天一柱

1948年11月,徐蚌會戰接近尾聲。(本報系資料照片)

蔣先生便說:「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至於政府對和平的基礎,蔣先生提出了五條空洞原則,曰:「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休養生息;只要神聖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如果中共能答應上述五點,蔣先生說他自己「更無復他求」。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中旬,徐蚌會戰已接近尾聲,中共全盤勝利勢成定局,京、滬震動,人心惶惶,陰沉氣氛瀰漫全國。至此,蔣先生固然感到大勢已去,國內外許多民意機關,甚或統兵作戰的高級將領,也都認爲內戰前途無望,希望政府在猶有可爲之時,與中共恢復和平談判首作此項呼籲的爲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參議會。他們都有通電呈總統,希望能作此項考慮。蔣先生爲此也曾兩度找我到官邸商談。他說明想即時引退,希望我能頂起這局面來同共產黨講和。我聞言大驚,說:「這局面你都幹不了,我如何頂得起!」蔣先生一再做出懇切的姿態勸我接受,我卻竭力推辭。嗣後蔣先生又迭派吳忠信張羣、張治中等來我處,數度相勸,我均表示無論如何不願承當。我推辭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確實也幹不了;第二,我與蔣先生相處二十餘年,深知其詭計多端,說話不算話,在此危急之時,他可能要我作替死鬼。但是蔣先生既有此動機,消息很快就傳遍海內外,對軍心民心影響極大。十二月下旬徐蚌會戰結束,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曾有密電給蔣先生和我,希望能與中共恢復談判,這便是外界所傳的「亥敬電」。其實他的電報只是向蔣先生作極溫和的建議,採納與否,自須蔣先生自己決定。京、滬、港有政治背景的新聞界不明底蘊,故意以猜測之辭,寫出許多聳人聽聞的新聞,而白崇禧尤爲謠言的重心。因在徐蚌會戰後,國軍在東南地區的精銳喪失殆盡,而白崇禧坐鎮武漢,還掌握了三四十萬能戰之兵,爲華中擎天一柱。

推卸責任嫁禍於人

白氏且因爲所謂「扣留軍火」的事件,增加了外界對他的懷疑。這故事的實在情形,其實遠不若外間所傳之甚。先是,三十七年秋冬之交,白崇禧正在整編陳明仁的第一兵團。陳明仁,湖南人,黃埔軍校出身,原爲蔣先生最信任的部將。年前四平街一役,在東北打了一個空前的大勝仗。此次奉命在兩湖成立新編部隊,頗爲白崇禧所倚重。無奈陳氏所部都是雜湊來的,武器奇缺,屢請中央撥給,均無下文。是時重慶兵工廠適有一批械彈東下,停泊漢口江岸碼頭。白崇禧得訊,乃掛一長途電話給參謀總長顧祝同,希望能以這批軍火補給陳明仁。在電話裡,顧祝同已經同意了,不過顧還有相當保留的地方,說等到向總統報告之後,才正式撥付。白崇禧便打電話請示蔣先生,蔣說可向顧總長商酌辦理。白氏因急於取用,未待正式命令便逕自將這批軍火分給陳明仁。

當時還有一件事也是外界誤傳。說徐州危急時,白崇禧拒絕派兵援救。其實在宿縣以南全軍覆沒的黃維兵團(共有十個師),便是白崇禧從華中調去的。

總之,白崇禧不幸因爲他以往曾和蔣先生合不來,值此事急,外界不明真相,把一切責任都加到白氏頭上去。CC系分子更仰承諭旨,推波助瀾,推卸失敗責任,嫁禍於人,於是什麼「拒命」、「逼宮」一類的讕言都硬栽到白崇禧身上去,真是居心可誅。

當外界謠言極盛之時,傅斯年曾來看我,說,外傳白崇禧企圖威脅蔣總統與共言和,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就把白氏給我的電報原文給他看。白氏把他給蔣先生的電報另拍一份副本給我,兩電內容相同。傅氏看過電報後說,白先生的話也很近情入理,真是謠言不可輕信!

試探下野的反響

當京、滬一帶和謠方盛之時,中共新華社突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一批「戰犯」名單。第一批共四十三人,蔣先生居首,我名列第二,白崇禧第三。此外中央文武大員如孔祥熙宋子文孫科陳立夫陳誠等也皆「名列前茅」。

局勢發展至此,蔣先生深覺戰既無望,和亦不能,這才使他下了引退的決心,好讓我上臺與中共談判和平。

爲試探共產黨甚或美國方面對他下野的反響,三十八年元旦,蔣先生髮出一紙皇皇文告。該文告首先敘述政府一向是具有求和的苦心,說:「三年以來,政治商談之目的,固在於和平;即動員戡亂之目的,亦在於和平。但是今日時局爲和爲戰,人民爲禍爲福,其關鍵不在於政府,亦非我同胞對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達成。須知這個問題的決定,全在於共黨。國家能否轉危爲安,人民能否轉禍爲福,乃在於共黨一轉念之間。」

接着,蔣先生便說:「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至於政府對和平的基礎,蔣先生提出了五條空洞的原則,曰:「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只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如果中共能答應上述五點,蔣先生說他自己「更無復他求」。

他最後暗示有意退休,說:「中正畢生革命,早置生死於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

一月四日蔣先生「御駕」親來傅厚崗我的住宅拜訪,這是一次破例的行動。蔣先生有事找我,總是「召見」,此次移樽就教,可能是故意把「引退」的事做得更表面化,對中共和友邦作一試探。

此次我們見面,蔣先生對引退的事說得非常具體,他首先問我說:「你看現在這局面怎麼辦?」

我說:「我以前就向總統建議過,武漢和徐州應劃爲一個單位,統一指揮。今日挫敗的原因雖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揮不統一之上。」(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