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韶／一個巴掌下的羣衆心理與社會現象
臺灣近日似乎瀰漫着「以暴力作爲手段」的社會氛圍，先前的評論我已指出鄉民正義、網紅仿效與新媒體擴散效果是先前家暴事件的主因。但是昨天「資深藝人」打在文化部長臉上的一耳光，卻不見鄉民聚衆前往住處直播打卡，而是市議員陪同召開記者，並有前市長臉書發文奧援。直言之，這已經不是雙重標準或是行爲錯亂如此簡單而已，而是長期結構性的政經體制問題。
太陽花學運以來，面對轉型正義與各項制度改革議題時，深藍支持者在心態上始終顯得無所適從而且百般抗拒。對這些羣衆而言，公民社會猶如洪水猛獸，不僅解構了傳統的秩序，甚至打開潘朵拉的恐懼盒子。
爲何出現這樣的羣衆心理？爲何有如此的集體行爲？除了個人保守政治傾向與生活記憶外，國民黨的政治文化以及政客的態度，恐是最主要的因素。簡言之，黨化教育與羣衆支持兩者之間互爲因果，相互影響。
國民黨的政治文化向來是建立在集體規範與等級倫理之中，單一與線性的思考模式，來自於國家所進行的政治社會化或意識形態教育的內容，這意味權威與由上而下的家長制是政經秩序的前提，也是威權時期黨國體制運作的基礎，同時是市井小民熟悉的生活日常。
當民主政治或公民社會來臨時，體制既得利益者捍衛的是自然是以自己爲軸心的舊秩序，面對歷史正義與真相時，這些人選擇堅決抗拒的態度。道理很簡單，如果讓藍營羣衆得知兩蔣在傳統論述中「民族救星」、「民主燈塔」或「道德長城」以外的形象；如果讓國民黨支持者清楚明白黨國在威權時期對於民主與異議人士的鎮壓，那麼支撐這個體制的價值論述與體制將頓失正當性。
在民進黨執政之後，面對轉型正義與歷史真相等議題時，藍營政客的焦慮感更爲明顯。由於論述薄弱與蒼白，使其只能將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角色錯置，將公民社會與民進黨的改革塑造爲「政治追殺」，藉此偷渡自己在歷史現場的責任歸屬。這樣的說法在年金改革與張天欽爭議發生後自然有其市場，藍營支持者的「相對剝奪感」油然而生。在無所適從的心理下，這些人選擇壓抑或是再度站在黨國的身後，面對真相或是事實從來不是一件簡單或是舒服的事，同溫層取暖或許可以得到情感補償的作用。
這股社會壓抑的力量透過韓國瑜現象被引爆後，藍營支持者終於找到了檯面上的情緒出口，高唱夜襲心理素質就是「重新拿回認知上被踐踏的尊嚴」，並且成功用選票教訓民進黨。等到國民黨及其支持者在選後奪回話語權後，部分人士選擇採取自己熟悉的方式反噬那個不正義的泉源，因爲心態上已從昔日的「相對剝奪感」走回「權威秩序的復辟」；這個手段就是威權體制下的規範與暴力，走過那個不分是非就任意被教師、教官體罰的人即可理解這種心態。
在我看來，資深藝人的動機很簡單也很單純，當她個人的道德圖騰「被解構」或「污名化」時，他找到的規範或教訓出口就是文化部長，這是她唯一合理化與自己身份相符的行動，市議員基於彼時職業的同理心陪同開記者會可以理解，但是郝龍斌的發文就是典型「選擇性的隱藏與遺忘」的立場。作爲國民黨的副主席，對於過去的歷史豈能刻意製造不在場的假象呢？相較於藝人與議員，這就是我心中的「平庸的邪惡」。
在民主社會中，任何人都不以暴力作爲意見表達的手段，這應該是多數理性人的共識。長期以來，對於任何以暴力作爲訴求的政治人物或素人，個人始終採取譴責的態度，即便討厭柯文哲，臺灣國的成員也沒有權利對他擲鞋。
在多元開放社會中，轉型正義與歷史記憶不該成爲某黨的權力工具或統治基礎。這也意味歷史的面貌應該客觀、多元呈現，不論任何羣體都有自己的歷史記憶，但是也必須真誠去面對別人的生活經歷與處境。這些政策內容，不正是鄭麗君部長正在努力實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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