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環遞交國賠申請書索賠2234餘萬 兩項賠償超千萬

(原標題:張玉環申請國家賠償2234餘萬元:無罪判決後,仍生活在恐懼、遺憾中)

紅星新聞記者從張玉環家屬處獲悉,9月2日上午,張玉環向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遞交《國家賠償申請書》,索賠共計2234.3129萬元。

蒙冤近27年獲無罪 張玉環申請2234萬餘元國家賠償並要求公開道歉(來源:original)

據紅星新聞此前報道,8月4日下午,江西省高院對27年前張玉環故意殺童一案再審改判,認爲原審認定張玉環殺死兩名兒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根據疑罪從無原則,不能對張玉環定罪,依法改判其無罪。

8月4日下午6時38分,被羈押了9778天的張玉環回到了位於江西省南昌市進賢縣張家村老家

張玉環的悲劇始於1993年的10月。村裡兩名失蹤的男童被發現浮屍於當地的一個小水庫中。兩天後,時年26年的村民張玉環被警方鎖定爲嫌疑人。1995年1月,南昌市中院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張玉環死緩,江西省高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爲由發回重審。

6年後的2001年,南昌市中院再次判處張玉環死緩。張玉環本人堅決否認殺人,稱在刑訊逼供之下作出有罪供述

經多年申訴後,2019年3月,江西省高院決定對張玉環故意殺人一案進行再審。2020年7月9日,該案在江西省高院開庭再審;8月4日,張玉環被無罪釋放。

江西省高院在判決書中稱,除張玉環有罪供述外,本案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張玉環殺人,而張玉環本人的有罪供述亦缺乏穩定性、真實性存疑,不能作爲定案依據。

9月2日上午,張玉環在家人律師陪同下,前往江西省高院遞交《國家賠償申請書》,索賠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1017餘萬元、侵犯健康權賠償金及後續治療費10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1017餘萬元、近27年來伸冤合理支出(家屬申訴控告產生的交通費、通訊費、住宿費、資料費、誤工費等)100萬元,共計2234餘萬元。

此外,張玉環還提出,要求江西省高院在國家和省市級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恢復名譽,以消除錯判帶來的負面影響。

“錯案導致張玉環頂着‘殺人犯’的罪名,家人也揹負‘殺人犯家屬’的罵名,受盡屈辱和歧視。27年來,父親去世、母親白髮,無法盡侍奉雙親之孝;妻子重病改嫁,不能盡夫妻之義;蒙冤時,兩個兒子才3、4歲,錯過孩子們的成長,無法彌補人父之責。”張玉環在《國家賠償申請書》中稱,無罪判決後,他仍生活在無邊的恐懼、遺憾之中,每日噩夢交替,精神上遭受了巨大刺激和折磨。

張玉環還說,這一紙遲到27年的無罪判決,對他和家人而言,是迴歸本就屬於一家人正常生活的一個起步,而不是終點,“多年身陷囹圄,一朝出獄,亟待修復的不僅是廢棄的舊屋、缺失的親情以及對全新世界的認知,還要通過漫長的時間、大量的精力和充足的物質基礎,來恢復自己萎縮的社會勞動能力,撫平內心所遭受的創傷。”

“希望在無辜蒙冤27年、無罪‘重生’後的生活,能過得不再坎坷、順利一些。”張玉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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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年總想,既然這個案情已經破了,爲什麼張玉環沒有伏法,這個真相在哪裡?我本着這個意願找的記者,記者找的律師。對我這一生來說,我就要看真相到底是什麼?這一輩子,從這個事發生到現在,爲什麼一直懸着的心放不下來?我去做這件事,不是在乎張玉環這個人,我是在乎真相。”

張幼玲今年65歲,2014年來到武漢工作,在一家診所當醫生。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65歲的張幼玲在這個夏天給自己惹來了“麻煩”。

被羈押9778天的張玉環拿到無罪判決出獄回家。在這個熟人關係盤根交錯的村莊,張幼玲過去是被害家屬眼裡的恩人,因爲“多嘴”揭開了小孩被殺的真相;如今,他角色反轉,“多事”地幫助被公認的“殺人者”重獲自由。

原本與他交好的同村村民,會和他打上70分鐘的電話,爭論案情、表達不滿,“憑什麼張玉環被放出來?”他還時不時會收到諷刺信息,有時攻擊他的參與動機,有時連帶人品一起罵,“張醫生,你幫張玉環的官司能分多少錢?”“你無利不起早!”

連妻子也在電話裡衝他乾着急,“哎呀,人家都在外面傳啊,說你就是爲了錢,說你得了100萬哩,你管那些事情幹什麼?”

在張幼玲“管閒事”之前,他已到武漢生活六年。鮮少人知道,這位過去在進賢縣北嶺林場工作的醫生與張玉環案交集頗深。

在這個城市裡,他只是一位診療男科疾病的醫生,住在月租1000元的社區老屋。樓裡沒有電梯,做飯用的是煤氣罐。入夜後回家,張幼玲得打開手機上的電筒燈光,以免在黑暗中跌倒。

大多數時候,他會在清晨六點半醒來,簡單鍛鍊後吃點麪條或雞蛋,再騎個8分鐘的自行車,前往一傢俬人醫院門診部開始每日工作。每個月,張幼玲都會一次攢夠6天假期,乘坐火車返回江西老家探望妻子和91歲的母親。家裡大小事務都得他操心,一顆電燈壞了得等他回去修,妻子的糖尿病藥也是他開好再拿回去。

但對張幼玲來說,這些年,他內心的壓力是一點點增加的。最初,只是一個小小的疑惑,“爲什麼張玉環一直沒被槍斃?”

一次偶然的機會,張幼玲前往江西溫圳監獄探望同事,無意中得知,同監舍的張玉環一直在絕食喊冤,直到2012年張幼玲的同事出獄,張玉環仍在申訴。

他偶爾聽聞張玉環家的變故:妻子宋小女與張玉環分開後前往福建打工,兩個就讀於林場小學的兒子時不時會被欺負,但“殺人犯的孩子誰會在意呢,那時大家都恨他”。

2016年底,張幼玲在報紙上看到江西樂平冤案平反,四名被告人宣告無罪,頗受震動。在那之後的幾年時間裡,他主動找記者陳述案情,與張家親屬、律師們一起推動案件進程。

他說自己從未後悔人生多次捲入這起備受關注的案件,只覺得這輩子明明白白做了件事,“我幫他,不是因爲在乎張玉環這個人,我在乎的是真相。”

張玉環拿着無罪的判決書與老宅合影。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我只是起了牽頭的作用”

新京報:有媒體把你定義爲張玉環案的關鍵推動者,你怎麼看待自己在案件中的角色?

張幼玲:定得太高了。其實我在裡面只是起了一個牽頭的作用。努力起作用的,還是最早幫助案子曹映蘭記者、王飛律師、尚滿慶律師,還有張玉環自己的親屬,這是實話。

新京報:你具體做了些什麼?

張幼玲:兩個小孩不能無緣無故地死了,當年通過公安部門的調查,把張玉環抓住了認定他是兇手,我們全村,包括我在內都非常認可這個結論。但是隨着時間推移,我心裡的壓力是一步步增加的。

我當時有幾個疑點。第一,隔了那麼久,張玉環爲什麼還沒槍斃?爲什麼還沒有把他伏法?

第二,我去溫圳監獄探監的時候,我的同事說起張玉環的事,說他在裡面叫冤,絕食自殺,這增加了我的壓力。

2012年春節,我同事減刑提前出獄,跑到我家來玩,又說到張玉環的事。這是我第三次的壓力,他既然叫冤,冤在哪裡?我很想弄清楚這個事,但是苦於沒有出路,不知道找誰來問。

第四次壓力,來源於2012年之前的某一年,陰曆六月份。我從外面出診回來,騎車在張家村的公路上。那是下午兩點,非常熱,水都燙腳,全村人都在家裡休息不出來,只有張玉環媽媽一個人在太陽底下犁田,我看着心裡好疼。

我手頭有江西電視臺鍾記者的聯繫方式。2016年在報紙上看到江西樂平冤案平反,我就很高興,發信息給鍾記者,“我有個疙瘩總壓在心裡,給你說一說好吧”。後來他給我介紹了做法制報道的曹映蘭記者,通過曹記者,我們找到了王飛和尚滿慶律師。

2017年過小年的時候,大家去了趟張家村,宋小女也趕過去了,我那時已經有20多年沒見過她了,她管我叫大哥,邊哭邊說。我知道她一身病,看着也心疼得要命。我告訴她,“不管怎麼樣,這個事如果是張玉環做的,那他罪有應得,如果不是他做的,也想把這個事重新整理一下,給他一個說法,這就是我的初衷。”

那時候律師也說,幫助張玉環申訴可能需要三年五年,也可能八年十年,還有可能就是這樣了,讓我們和家屬要堅持下去。

進入8月後,找他電話採訪的記者頗多,他在臺歷上寫下每天要做的事。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陳年舊案:張玉環不是唯一被懷疑的人

新京報:回到1993年案發的時候,你參與了案子的哪些部分?

張幼玲:我當時是北嶺林場的醫生,林場離我家就五六百米的路,出事當天下午就有好幾個小孩家屬跑到我這裡來問,張醫生你有沒有看到兩個小孩到這裡玩?我記得很清楚,到了晚上天矇矇黑,那個6歲小孩的爺爺又來問我,小孩到你這裡來玩了不?

第二天上午,來找我看病的人說小孩是在下馬塘水庫淹死的。我腦子裡就有了第一個疑問,不可能吧,這個水庫離我們村很遠,村民的田地都不在那邊,從村裡去水庫,要經過長滿茅草的羊腸小道,小孩子起碼要走二、三十分鐘,一般村裡孩子不會往那個方向去。

因爲我老家就是張家村人,1969年我從林場下放到張家村種田,1972年又回到國營北嶺林場做醫生,對村裡的田地、池塘都非常清楚。而且那時候正是秋收,二季稻都割了,池塘都是乾的,裂開很大的縫,哪來的多少水?池塘的斜面不是陡坡,小孩不可能走着走着突然掉下去。

中午休息的時間,我躺着一直在想這個事,乾脆爬起來騎個自行車去看,也不知道是天意還是什麼,正好遇見他們準備把小孩埋了。兩個小孩就放在草地上,身上蓋着竹蓆。

新京報:在現場你看到了什麼?

張幼玲:我本來就是帶着懷疑來的,所以看得仔細。掀開一看就發現不對勁,大的那個6歲小孩,從嘴到兩頰非常明顯的淤血痕跡,是從嘴巴拉到面頰,向上的勒痕,胸部腹部還有很多拇指指甲蓋大小被戳的紫色淤點。再一看4歲的小孩,脖子上有右手掐死的痕跡,四個手指加一個手指,非常清楚。

當時周圍有不少家屬,我說你們怎麼這麼傻呢?這麼明顯的痕跡都看不出,這是他殺啊。我是江西中醫學院專科畢業的,成人自考,解剖學、生理學的書籍我都是非常熟悉的,我學過的知識裡,怎麼判斷屍體上的傷痕,傷痕形成的時間大概多久我都能看出來。再加上我自己也愛好研究破案的東西,喜歡看福爾摩斯的小說,那天的現場正好用上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說這個情況要報案啊,其中一個孩子的大伯問,“報案要交錢不?”

張幼玲家中的中醫書籍。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新京報:你發現小孩的真實死因,警方到了現場是怎麼和你溝通的?

張幼玲:孩子的大伯跑去村裡打座機報的案,然後全村都知道小孩是被害死的,都圍了過來。那天還下着小雨,警察差不多下午三、四點鐘到的,來了兩部警車,大概三四個警察。法醫在現場看完後,把小孩屍體帶走了。

第二天上午,有兩個警察就來我上班那裡詢問了十幾分鍾吧,問我了不瞭解情況,估計這個事情是誰做的?知不知道誰跟誰有仇?我也不清楚,只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就像我們看病一樣的,要找出原因的。”

後來警察還來了好幾次,帶着好幾個被懷疑的人的名字來問我,張玉環只是其中之一。警察也問到了張玉環的母親,我說她在村裡平時是“女辣子”(當地方言,指性格潑辣的婦女)。沒隔幾天,張玉環就被帶走了,再隔了幾天,警察就到村子裡來說案子破了,兇手就是張玉環。

新京報:案件告破之後,村子裡還發生了什麼?

張幼玲:當時覺得兇手抓到了,小孩冤情得到伸張,我們大家都覺得放心了,這件事算是告一段落了。後面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大概過了幾個月吧,去世小孩的家屬跑到公安局去,他們看到張玉環還沒有被槍斃,就跑去質問。

我爲什麼知道這件事,因爲當時他們去了幾次沒結果,家屬找到我,問這個情況怎麼辦呢?說要不然張醫生你幫着寫個“狀子”,問問怎麼還不槍斃?是不是有人保住他了?

在那之後,基本就沒什麼動靜了。我一直在行醫,中間只聽說宋小女到外面打工,跟張玉環離了婚,也嫁了別人。北嶺林場有個小學,張家村的孩子都在那裡讀書,張保仁、張保剛也都在那裡讀的,教書的老師是我要好的朋友,只是聽到老師提起過,兩個小孩“造業啊”。

那時候我也聽說過張玉環的兒子在村裡被欺負,但農村生活的人思想比較固執狹窄,那時候村民覺得張玉環殺了人,大家都恨他,就算孩子受欺負什麼的,也都不在意。

迴應動機質疑:“我沒有抱半點私心

新京報:律師介入案件後的這兩年時間裡,你還做了些什麼?

張幼玲:我們建了一個羣,在裡面及時分享和案件有關的信息。2018年5月份,王飛律師經過武漢,在武昌區的一個酒店和我碰了面,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案情經過都口述了一遍,律師答應了出來讓我簽了字,像是筆錄一樣。同年8月份的時候,尚滿慶律師也來了武漢,再複述了一次,我同樣也簽字了。

後來羣裡逐漸多了不同地方的記者。我把案情經過用文字的形式也從頭到尾打了一遍,很長,分了很多段發在羣裡,一五一十告訴大家。

另外,我和張玉環的哥哥張民強也有很多電話溝通,主要是互相鼓勵和支持的話。張民強一開始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他當面去問了弟弟很多次,“到底是不是你做的?”申訴期間,我們雖然抱着希望,但抱的希望也不大,不知道猴年馬月纔會輪到這個案子。

那段時間,我的朋友圈也幾乎沒有發過和這個案件相關的東西,主要也是考慮到受害家屬那邊的心情。

新京報:你能理解爲什麼村子裡不能接受張玉環回來嗎?

張幼玲:他們全部是這樣想。當年公安宣佈張玉環是兇手,宣佈得詳詳細細,沒有人不相信。如果不是我自己參與到這個事情,如果不是律師閱卷之後告訴我一些裡面不對的地方,我也會一直相信張玉環是兇手。我幫張玉環申訴這件事,最開始老婆、村裡人都不知道,瞞着家裡人的。後來直到案子開始有點眉目了,我知道這個事瞞不住了。

新京報:村裡很多村民現在質疑你,說你幫張玉環申訴是不是爲了錢?

張幼玲:我根本沒有考慮錢的事,我不跟他們一般見識。我根本也沒想到張玉環能出來,意料之外的。有記者問我,張玉環出來了,你心裡很激動吧?我心裡一點都不激動,我心裡還壓着這個事兒呢。這個人不是他殺的,那到底是誰殺的?我關心的是這個。我要的就是真相。

村裡的人至今爲止都認可張玉環是殺人犯。他們給我打電話,聊了很多案子的東西,我告訴他,你只要有證據,現在公安在那裡,法院也在那裡,完全可以去報案啊,只要證明是他乾的,他一樣可以被抓進去。

8月7日下午,時隔27年,張玉環一家11口人在家門口拍攝全家福合影。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新京報:你不擔心收錢這樣的話語傳來傳去,最後大家信以爲真?你回去村裡沒有這個壓力嗎?不怕被人報復你?

張幼玲:我不在乎,真的就是真的,說成假的也沒有用。我的家人也有勸我,說不要接受記者採訪,不要去出這個風頭。我不怕,我行得正坐得穩,不怕什麼,我沒有抱半點私心。張玉環能得到多少國家賠償那是他的事,我也不參與,也不做什麼。我的壓力裡面,主要是家人的擔心,我孩子也有在公安系統工作的,就是怕給他帶來壓力。

新京報:張玉環回家後,你在武漢的日常生活有受到案子影響嗎?

張幼玲:張玉環回來不回來都沒有半點變化,唯一的變化,可能就是來找我的記者多了。我在一傢俬人醫院的門診部上班,合同一年一簽,全國到各地都有來找我看病的患者。每天八點半上班下午五點半下班,中午兩個小時午休,一個月工資1萬塊左右,前幾年最多的時候到過兩萬,包括我現在給人家看病,都不知道賒了多少賬給病人。我生活過得不錯,所以他們說我爲了錢有點可笑。

新京報:以前受害者家屬覺得你是“恩人”,現在角色調轉了,你幫張玉環申訴,家屬不理解,你心理壓力大嗎?

張幼玲:你說我心裡的壓力放得下嗎?我就算這輩子都放不下,但放不下也要放下。村民對我說那些風言風語的話,他們的心意我都理解,但這些話有什麼作用呢?起不了作用。他們生氣也好,不理解也好,我問心無愧。

新京報:你跟張玉環以及受害者家屬之間有親戚關係嗎?

張幼玲:我們是姓張,張玉環爺爺的爺爺,跟我爺爺的爺爺,是兄弟,上面是同輩傳下來的,都是“一根樹的分支”,兩個死者的家屬跟我們也是一樣的,相當於我和張玉環、兩個去世小孩的父親、大伯關係都是一樣親的,所以不存在偏袒誰或者跟誰更親近。我們村分爲四個族,我們屬於第四房的後人,都是一家人,我這個人只講究誰在理,不講究誰親誰疏。

“這輩子明明白白做了件事”

新京報:張玉環案件的真相到底對你有多重要?

張幼玲:肯定重要,我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我當年總想,既然這個案情已經破了,爲什麼張玉環沒有伏法,這個真相在哪裡?我本着這個意願找的記者,記者找的律師。

對我這一生來說,我就要看真相到底是什麼?這一輩子,從這個事發生到現在,爲什麼一直懸着的心放不下來?我去做這件事,不是在乎張玉環這個人,我是在乎真相。

新京報:關於這個案件,你接下來有什麼打算?

張幼玲:張玉環回家後,我和他唯一的接觸,就是前幾天打的那個視頻電話,我主要說了兩件事,一個是張玉環人現在是出來了,但是怎麼能打消村民對他的顧慮,這是我心裡擔心的。希望政府和媒體在這方面多做考慮,幫助他融入社會。另一個我也在想,這個案件也應該對受害者的家屬有交代。

有的媒體記者寫,我還在一直尋找真相,我哪有什麼力量,我一個平民百姓能找出個什麼呢?只是說我內心的想法是這樣,肯定有兇手殺了人,那麼這個人在哪裡?

新京報:這個案子對你而言意味着什麼?

張幼玲:這個案子確實對我人生影響很大,我確實是無意中捲入這個案件的。

第一次發現小孩死因,我看見了,就是要殺我的頭我也要把這個話說出來,他殺就是他殺。

第二次,張玉環叫冤,那真相到底在哪裡?

感覺自己已經盡力了,不愧於我自己心的這件事。最重要的是,我感覺我做這個事我不後悔,因爲我感覺它是正義的一個事情。任他們怎麼說我得了什麼好處,我根本沒有這種想法。我只是認爲,這輩子明明白白地做了一件事,這就是我的想法。

直播:張玉環申請國家賠償2234萬,直播:張玉環申請國家賠償2200多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