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行偵查得花一年？
針對江國慶冤罪咎責案，高檢署在去年7月13日，將北檢對陳肇敏等人的不起訴處分發回續行偵查至今，已屆滿一年，仍未有所動靜。而如此的懈怠，竟無任何機制可爲監督，致凸顯出現行制度，對檢察權難以抑制的困境。
由於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一旦爲確定，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60條，除非有新事證，否則不得再行起訴，而與判決有相同的效力，檢察權之大，可想而知。也因此，爲了防止檢察權濫用，針對不起訴處分，告訴人即可向上級檢察官爲再議，若再議不成，仍可向法院提起交付審判，而由法官來決定是否該爲起訴。此套監督機制，看似能抑制檢察權，實則大有疑問。
因提起再議以告訴人爲限，但在某些涉及國家法益的犯罪，根本無被害人存在，自不可能提起告訴。除非是屬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3項，須由檢察官爲職權再議者外，若非屬此類案件，即可能因無告訴人存在，而在檢方爲不起訴處分時，因無人可提起再議，致無受上級檢察官監督之可能性。
即便提起再議，也是由上級檢察官爲審查，而僅能算是一種自律監督，且證諸現實，能再議成功的機率亦不高。也因此，在2002年，我國參考日本的準起訴與德國的強制起訴制度，增訂《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允許告訴人於再議不成後，可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算是對檢察權創設了一個他律監督機制。
只是由於聲請交付審判，告訴人須委請律師強制代理，如此的高門檻，自易產生進入訴訟的障礙，且律師並無如檢察官般的強制處分權，而僅能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2項之規定，至檢察官處爲閱卷，則在無權爲蒐證下，實難掌握案件全貌。甚而在交付審判的過程，乃採取書面審理，且法官僅是在審查證據是否充分致達於起訴門檻，而無自行蒐集新事證的權責，欲推翻檢察官的不起訴，自有相當難度，覈准交付審判的比例偏低，自也不難想像。而即便法院准予交付審判，案件因此被視爲起訴，惟在公訴者仍爲檢察官，且此強制起訴根本違反其意願下，如何能期待其認真爲論告，恐更成問題。而效果如此有限的救濟程序，在江國慶冤罪咎責案裡，竟無用武之地。
高檢署在去年，雖將北檢對陳肇敏等人的不起訴處分發回續行偵查，但本案的爭執點，實在於軍事檢察官與軍法官是否須負《刑法》第125條第2項的濫權追訴致死罪的罪責，而陳肇敏與反情報人員等不具有訴追權限的公務員，是否亦可以不作爲的共同殺人罪處。若適用此等重罪，即無追訴權時效已過之問題，自可對相關人等爲起訴。既然此案的事實已明，所爭執者，僅在於法條的適用，高檢署實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第2款，以偵查完備爲由命北檢爲起訴，舍此而不爲，卻將案件發回續行偵查，則在現行法制並無要求何時須爲終結的情況下，北檢的以拖待變，即處於一種無法可管的狀態，告訴人提起交付審判的救濟權，也因此被阻斷。
爲了監督檢察權的行使，我國雖設有自律的再議制度及他律的交付審判制度爲制衡，惟能抑制檢察權的效果卻極其有限，而亟待改革。更讓人詫異的是，在江國慶冤罪咎責案裡，如此的機制竟完全無法運作，不僅告訴人的訴訟權遭嚴重侵害，社會公義也將因此被葬送。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