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明交流當包容而求同，沉穩有定力
【名家講述】
我在與日本朋友的接觸中，常爲日本有識之士對於中日文化交往的誠懇熱切而感動至深。日本創價學會名譽會長池田大作先生多年來致力於中日友好，被譽爲“日本當代的孔夫子”。2003年，日本作家水上勉做了兩次大手術以後，親口對我說，他唯一的願望是有生之年再到中國杭州西湖的白堤和蘇堤上轉一圈，哪怕是坐着輪椅。大作家井上靖70歲後6次到中國考察，寫出了長篇小說《孔子》，他對儒學的人性化理解打動了大量中日讀者。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在一些歷史問題上堅持和平反戰立場，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尊敬。
中國和日本這兩個近鄰國家，文化交流已有兩千多年曆史。儒學好學、求仁、親民、王道、積德的基本價值觀，在中日儒學文化中都有體現。因此，見賢思齊、不同而和，這是數千年來中日文化交往的主調。
歷史上，影響日本的第一位儒學大師朱舜水赴日建立了舜水實學理論體系，它啓發民衆、培養道德、完善治理，使儒家學說在日本得到了助力社會改革的大好機會，爲後來日本維新致強打下了基礎。至近現代，當日本先於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之後，許多中國的先行者如梁啓超、孫中山、李大釗等又在日本接受先進觀念，鼓舞了改良和革命的鬥志。
那些先驅者們，使命在身、信仰堅守、備嘗艱辛、孜孜以求，爲我們鋪就了兩國互聯互學互鑑互補的文化之橋，使中日兩國文化呈現出各有千秋、相異相通的文化面貌。
中國和日本交往很多、很深、很相知，但文化性格與利益選擇上仍有許多異質乃至隔膜，歷史遺留下來的傷害也仍然有待勇敢公正面對。經過了許許多多犧牲和探索，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儒學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氣質的重要基礎，仍然有利於我們在新時代審時度勢，包容而求同，沉穩而有定力。
今天，我們面對着新的多極世界格局，需要新的思考與審視。世界各國的關係應該是君子之道、求同之道，應該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道，應該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道。不同而和，互利雙贏，相互學習，共同發展，才能共同構建美好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文化交流，正是抵制單邊主義、去全球化，構建互利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或缺的一件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