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中華菁英本能 爭奪一統天命

宋教仁像。(新華社資料照片

北洋軍閥張作霖及其長子張學良主政東北時期官邸私宅。(中新社資料照片)

各種外部力量強烈地扭曲了中國的啓蒙運動:日本索取德國在華(山東權益,而美國「自私」地就此妥協,令許多中國民族主義青年對歐美民主頗爲「失望」;蘇聯對華「無私」地放棄帝俄「一切權益」的空洞宣傳,以及關於世界革命的有效鼓吹,尤其令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轉向莫斯科

這個以北京爲首都的中華民國政府(又稱「北洋政府」),本質上是一個比較虛弱的威權主義中央政府地方上多處於軍閥自治狀態。它有着衆多政黨(估計有三百個之多)和相當重要的政黨政治,擁有集會和言論自由,蓬勃的私人企業,以及有積極意義也頗爲成功的外交活動。不幸的是,就像過去每當王朝崩潰時,許多強人武夫就會做的那樣,野心勃勃的地方領袖和軍閥,常常違抗中央政府甚至公開反叛,造成倒戈相向乃至混戰。爭奪一統天命從而統治整個天下,一直是中華菁英本能,那些有武力也有雄心的領袖更是如此。

抨擊儒家意識形態

然而,外來勢力和內部的多元化力量都極大地約束了歷史的重演。這個被今天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正式命名爲「軍閥時代」的時期,儘管表面上看似混亂,其實絕非全部有害於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國際地位。許多地方領袖和菁英階層,都主張地方自治甚至各省獨立,以建立多箇中華國家。由中原(Centralia)主導的天下一統秩序,被一個類似戰國爭雄的政治秩序所取代。然而,與戰國時代不同,曾經的中華世界本身此時只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而已,而不再是整個已知的世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此時中國的中央政府及自身領土主權的完整,還常常要依賴外國勢力的支持。中華菁英的大多數人依然受到傳統儒化法家世界觀的驅動,以所謂安定與統一天下爲旗號,但也經常用各種進口的新觀念與辭藻──從美式自由主義到蘇式馬列主義──裝扮自己。一個穩固、統一、強大的中央政府,無論是否民主,似乎依舊是大多數中國政治家知識分子們孜孜以求的神聖目標。然而同時,許多人也大量嘗試引進一些完全不符合中華傳統,乃至反秦漢式政體的思想;一些最開明的知識分子嚴厲地抨擊儒家意識形態。1913年,國民黨的傑出領導人宋教仁(1882~1913)──他被中國歷史學者易中天譽爲「中華民國唯一一位理解和實踐真正的共和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政治家」──贏得國會大選,中央政府即將由他執政,中國大有和平演變爲一個多黨制民主國家之勢。然而,宋卻在赴任北京的前夕遭人暗殺。這真是中國歷史的一大悲劇。

在這個不尋常的時期──中國內外各種政治和文化力量史無前例地公開、自由競爭,形成了一場意義深遠的意在拯救和復興中華的啓蒙運動。始於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批判性地審視了中華歷史,鼓吹根本性的社會和政治變革,甚至包括用以歐洲爲中心的全球主義取代中國文化。其領袖多是深受外國教育或影響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人。陳獨秀在1915年就公開呼籲「當以科學人權並重」,並在1919年明確提出「擁護德謨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的口號,將民主與科學尊爲唯一的新信仰

扭曲中國啓蒙運動

然而,各種外部力量強烈地扭曲了中國的啓蒙運動:日本索取德國在華(山東)權益,而美國「自私」地就此妥協,令許多中國民族主義青年對歐美民主頗爲「失望」;蘇聯對華「無私」地放棄帝俄「一切權益」的空洞宣傳,以及關於世界革命的有效鼓吹,尤其令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轉向莫斯科。中國偉大的啓蒙運動於是終結於1919年以民族主義爲核心的五四運動。崇尚科學、民主與人權的理念,被其他進口的激進思潮──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尤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擠壓甚至取代。同時,廣爲流行的漢民族生存危機感,也交織激發了中華中心主義的復興:這一切都極爲深刻地決定了中國的政治命運。毛澤東曾經信仰過各種進口的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民族主義、唯意志論、實用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他在1920年時還公開主張將中國分割成二十七個獨立的主權共和國,卻在次年成爲由莫斯科組織的中國共產黨之創始成員。

隨後的中華民國猶如「中華版的魏瑪共和國」,很快從一個軟弱的憲政民主政體,轉變爲一個威權主義的黨國軍事體系。到1928年,由蘇聯資助、訓練和指導,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軍隊,通過爲期兩年的「北伐」戰爭,統一了包括滿洲(東北)在內的大部分中國。

就在勝利之前,國民黨在1927年年中與莫斯科斷絕關係。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張作霖控制)和南京的新政府都與蘇聯斷交,指責莫斯科直接資助共產主義顛覆勢力,同時驅逐了蘇聯顧問並試圖清洗共產黨人,進而轉向尋求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幫助。中華民國開始了由國民黨一黨執政的「訓政」時期,建立了以蔣介石虛弱的個人獨裁爲基礎的威權政體。

在蔣介石的統治下,中華民國進入了所謂「黃金十年」(1928~1937)。中國本土資本主義經濟得到持續而迅速的發展,大量的社會政治變化也由此展開。對外,中華民國先前已有許多外交成果,如1921至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再次確定了門戶開放原則,從而阻止了外國分割和併吞中國的企圖,並開始了對中國主權如海關管理權的歸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