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電影，湊熱鬧不如打基礎
2019年被稱爲“國產科幻片元年”。但自《流浪地球》後，科幻電影並無新的佳作。
今年8月，國家電影局、中國科協印發《關於促進科幻電影發展的若干意見》，被稱爲“科幻十條”，大力助推科幻電影發展。“科幻熱”的背後，是市場的供需矛盾，也是專業人才的極度緊缺。面對科幻片，華語電影人應該如何努力呢？
資深電影監製、編劇、策劃。1991年至1995年任八一電影製片廠導演。1996年任教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1999年至2007年分別赴德國、美國訪學。2006年至2012年任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副主任。
參與策劃和編劇的主要作品有電影《瘋狂的石頭》《無人區》《心迷宮》《暴裂無聲》《被光抓走的人》《瘋狂的外星人》《流浪地球》等。
這是王紅衛第二年參加藍星球科幻電影周。國內以科幻爲主題的電影節展本就不多，而每一次幾乎都能見到他的身影。
論壇上，主持人讓“金牌策劃”王紅衛聊聊，近期科幻項目觀後感究竟如何。他調侃道：“科幻太熱了，項目特別多，評審都不夠用，似乎總是我們這幾人，臉都看膩了。”
觀衆爆發出笑聲，繼而又短暫的沉默。
幹完評審的活兒，還沒來得及參加頒獎禮，王紅衛就急匆匆趕高鐵回北京，還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他。
傍晚，途經南京牛首山下的星巴克時，他特意要了一杯拿鐵咖啡，“醒一下腦”，立即埋頭於手機上的工作。這樣的忙碌狀態估計還要持續很久，只有春節可休息幾天。
疫情並沒有澆滅人們對科幻的熱情。作爲《流浪地球》的策劃、編劇，這一年，王紅衛收到了許多科幻劇本。但是，“大多質量堪憂”。
以科幻電影的眼光看，它們沒有達到科幻的基準線。如果不以科幻，僅以普通類型電影的眼光看，好像一夜回到15年前。
那是2005年，中國的電影市場剛剛起步，觀衆再次走進電影院，所有人欣喜不已。
在大學導演系教書的王紅衛忽然發現，自己再也無法享受閒暇時光了。伴隨中國電影市場的興起，他開始變得忙碌。一大堆劇本和項目送到他的手上。彼時，他的觀感是一些項目並非能否賺錢的問題，而是連基本的劇作常識都沒有。
經過15年的發展，電影項目的常識性錯誤越來越少。直到這兩年，忽然熱起來的科幻電影，又讓他彷彿回到15年前。
一切，讓人喜憂參半。
解放週末：這是您第二次參加藍星球科幻電影周，創投項目的質量比一年前有所進步嗎？
王紅衛：比起我之前看到的劇本，以及平時接觸的社會項目，確實有一些進步。這可能就是我們這些人還願意繼續“摻和”科幻電影這件事的一個原因吧。
解放週末：但您也指出，其中有一些犯常識性錯誤的劇本。這些劇本是出自沒有經驗的“外行”，還是說，職業編劇可以駕馭其他類型的電影，但科幻就不行了？
王紅衛：前者居多，主要是大量外行涌入。也因爲去年《流浪地球》太火，讓許多人注意到科幻這個類型，形成了巨大的話題量和影響力。有些人認爲科幻是風投，是機會。
也有一些人原本是科幻愛好者，此前沒有與影視相關的從業經驗，可能只是寫寫小說、看看電影。忽然之間，感覺自己愛好的東西大銀幕上正在流行，那不如轉行寫電影劇本試試。
相對而言，職業編劇寫科幻的是最少的，他們或許不會犯劇作上的常識性錯誤，但是科幻內核不足，大多隻是披了件科幻的外衣而已。
這3類人，比例大概4：4：2。
解放週末：這次的創投項目中有幾個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有一個故事內核是從單車墳場延展開來的。有一個項目，用對外太空的嚮往，勾連起青春懷舊與中年危機。
王紅衛：總體來說，可以用“多元化”來形容。這次我們看到的項目，並非全是硬科幻，一部分人正試圖拓展科幻題材的邊界，用不規範的界定來說，有“心理科幻”“數學科幻”“語言科幻”等，林林總總。
科幻片絕不只有太空、人工智能等幾個既有類型。我非常鼓勵中國電影從本土社會文化出發，進行科幻嘗試。中國科幻熱掀起之後，應該有更大的空間，給年輕人嘗試更多的新東西。
解放週末：但社會輿論似乎更關注“硬科幻”。有人認爲，能拍出成功的硬科幻電影，意味着我們的科技、文化、工業體系達到一定的綜合水平。更多寓意和期待，其實是在電影之外。
王紅衛：就硬科幻題材來說，我們目前的人才儲備、工業儲備是嚴重不足的，支持不了幾部。可能還找不出《流浪地球》以外的第二個比較成熟的團隊。
再者，我不喜歡用“彎道超車”這樣的詞去灌雞湯、畫大餅。但無論是生產者還是觀衆，大家都在迎接一個科幻電影時代的到來，只要適合這一代年輕電影人的創新，都值得鼓勵。
多做幾部成功的電影，比說一萬句話管用
解放週末：近兩年，談到科幻電影，談論技術的內容多了起來，比如“虛擬棚拍”“後期前置”等。是因爲《流浪地球》的成功刺激到了中國電影工業體系的成長？
王紅衛：工業體系涉及意識層面、技術層面、制度層面、管理層面等多個方面。一般來說，科幻類型片對工業體系的刺激比較大。這是因爲一部科幻大片涉及非常複雜的流程、分工與團隊合作，不可能靠導演一人之力去完成。
《流浪地球》是在劇本走到一半時，概念設計、特效創作等就已經介入。如果劇本全走完，再一步步來，估計到現在還沒上映呢。它的成功，讓大家開始意識到電影有工業屬性，大製作類型片需要按照科學的方式工作，製作流程漸漸被業內重視。這是影片帶給電影工業體系的良好促進。
比如，我國的特效公司MORE VFX，在《流浪地球》之前已經制作過大量電影特效。但是前面那麼多部加起來，都不如一部《流浪地球》出名，公司因此快速被人熟知。大家終於不再小瞧中國特效工業，也意識到特效不再是“打補丁”的活兒。
解放週末：聽說郭帆團隊、甯浩團隊的核心人才，在電影完成之後都散落在中國各大類型電影的創作中。
王紅衛：這些個體就像種子。
工業體系怎麼建立？撇開錢不談，它不可能靠政府制定出來，不可能靠專家呼籲出來，不可能靠學者設計出來。第一，需要整個行業具有工業意識。第二，需要有能力的人，踏踏實實在各個崗位做事，系統纔會逐步生長起來。
給予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等待種子發芽。這些人的散落，最終會對電影工業系統的成長和完善起到關鍵作用。
解放週末：也有人總結，好萊塢電影是製片人中心制，而我們是導演中心制。對科幻電影而言，哪一種制度更好？
王紅衛：這個話題特別有意思。
盧卡斯是好萊塢現代科幻電影產業奠基人，他開創性地執導了一部科幻作品，但此後就轉做出品人。他既是導演中心制，也是製片人中心制。我曾經和郭帆開玩笑說，你不如接下來也做盧卡斯。
當一部電影具有開創性時，主創團隊往往身兼多職，出現導演、製片合二爲一。而當行業的門被推開後，主流科幻電影可能還是朝製片人中心制發展更好。因爲科幻電影需要的工業體量太大，導演以個人之力難以完成，需要製片人在其中各個環節進行流程把關、策劃、協調資源等。
目前，我們行業內並沒有多少在好萊塢有過長期經驗再回國的人才。前幾年可能有，這批人水土不服走了。現在生存、活躍的人才，都是自己一步步摸索出來的。
有些人喜歡一窩蜂、趕潮流，追求“宏大敘事”，但做比說更重要。如何打造中國自己的電影工業體系，多做幾部成功的電影，比說一萬句話管用。做多了，才能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才談得上進一步發展和研究。
解放週末：怎樣纔算“成功的電影”？
王紅衛：我自己認爲做出的是一個好作品，不是來自別人的評價，也不是來自票房的表現。我不太在意外界的聲音。如果一部好作品，還能票房大賣，那就是飯後甜點。但是否吃飽了，首先取決於自己的感覺。
《流浪地球》最後看到成片的那刻，我心裡覺得差不多行。即使最後沒有大賣，我對我們這個團隊也是滿意的。
解放週末：類似的項目還想繼續挑戰下去嗎？
王紅衛：肯定想。喜歡玩的人，一定會喜歡新的東西，想打破紀錄，追求新的刺激。
解放週末：電影產業歸根結底還是人才問題、教育問題。作爲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教師，您會把近幾年科幻電影的發展內容融入課堂教學嗎？
王紅衛：基本上我參與過的片子，上課時隻字不提。
解放週末：爲什麼？
王紅衛：我是老師，不是作爲業內人士去學校分享實踐經驗的。
我個人認爲，每一部片子的成功經驗都是個案，都只是這部片子的成功。藝術創作領域不存在可複製性，一件事歸一件事。老師教的最主要、最重要的東西，是“基本真理”，是特別基礎的東西，不應該是個案。
王紅衛：畢業和真正開始做導演，中間必然隔着很多年。這很多年需要自己磨鍊。大學不是職業培訓機構。老師教你基礎的意識和手藝，畢業後你能做什麼，在行業內承擔什麼角色，需要憑你自己繼續成長。
解放週末：這個時代的學生與20世紀90年代懷揣電影夢的學生有沒有什麼不同？
王紅衛：有變化，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更現實點。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上電影學院的機會非常難得，錄取率很低，大家特別珍惜，願意克服各種困難，付出努力。可以說，入行成功率更高些。
現在有些孩子文化成績上不了一本院校，估摸着能上中戲、北影也挺風光，就報了電影學院，說起來似乎不比一本院校差。這部分孩子可能不是真的喜歡藝術，而是帶有功利性、權宜性的考量。當然，有夢想的孩子也有。
我經歷了“70後”“80後”“90後”“00後”四代學生，整體感覺是，就創作天分、克服困難的毅力等而言，代與代之間確實有差距。這是時代的不同吧。
解放週末：您同時也擔任了扶持中國青年電影導演的“青蔥計劃”理事長。對培育優秀的苗子，您似乎還是有一份熱情的？
王紅衛：10年來，我參與社會活動、創作活動時，確實發現了不少“野生”苗子。
他們當中，有些人可能高中都沒畢業，有些人的專業不是電影藝術，有些人是拍婚慶出身的，大多沒有受過頂級專業院校的訓練，但是他們的天分、熱情、意志力，可能整體優於院校的學生。他們只能來蹭我們導演系的對外公開課，但這些“蹭課生”的表現往往很精彩。說實話，我更願意幫助這些“野生”苗子。
另一方面，技術門檻日益降低，電影產業也需要更多人才。供需矛盾下，“野生”苗子的機會增加，更容易被我們看到。“青蔥計劃”的初衷就是爲了幫助他們。
解放週末：您判斷某個導演或主創能否成才，或者某個電影項目能否成功，有標準或規律可循嗎？
王紅衛：靠直覺，直覺其實應該是模糊化的經驗吧。所謂的標準或規律，我如果想“白呼”很多詞也行，可一旦落到字面上，又總覺得有偏差。藝術領域的事，很難用定量描繪、用語言表達。經驗和直覺很重要。
解放週末：最近您是有意將這一階段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科幻電影上來嗎？
王紅衛：我沒那麼深謀遠慮，就是碰到啥事做啥事。
科幻在電影中只是一個類型，但它已受到得天獨厚的優待了。這幾年，有科幻電影節、電影周、電影論壇，幾個月前，國家還提出“科幻十條”，大力扶持。但目前還沒有主流的比如懸疑電影節、動作電影節等等。這是科幻電影的幸運。
解放週末：改革開放之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從小耳濡目染，有機會看到全球各類科幻作品，在此薰陶下，對科幻親切熟悉，建立了一套審美理念和觀影標準。您作爲“65後”，怎麼會對科幻題材感興趣？
王紅衛：得益於家裡的藏書，上小學之前，姐姐有一套凡爾納的小說，包括《海底兩萬裡》等，還有一些科普書，是我的科幻啓蒙。所以算是少數從小就接觸過科幻的“老頭兒”。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掀起過第一撥科幻片的高潮，比如上海電影製片廠出品的《珊瑚島上的死光》等。現在很火的美國科幻劇集《西部世界》，改編自1973年的《西部世界》及1976年的續集《未來世界》。而20世紀80年代，《未來世界》作爲優秀譯製片，曾被引進放映。我小時候有幸在電影院看過，留下深刻印象。包括後來的《星球大戰》系列等，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撥熱度就過去了。隨着長大，科幻這件事情就被漸漸遺忘了。如今，中國商業電影崛起後，科幻大片出現了可能性，小時候埋下的種子甦醒了。
解放週末：所以您曾說，中國未來的科幻大片創作者一定是“80後”及以後的年輕人。
王紅衛：對，必須是從小看科幻長大的一代人。科幻作品往往是基於少年時期的喜愛，長大後才更能做出一番成就。美國和歐洲的一代科幻大師基本都遵循這條規律。好萊塢第一撥科幻高峰始於20世紀50年代，後來所有的科幻概念，基本都可以從這批作品中找到母題。全球現在的知名科幻片導演，當時正是青少年時期，可以看出其中的某種代際規律。
在中國，生於1980年以前的人，如果沒有從小的際遇和薰陶，很難拍出科幻的藝術感覺。當然可能會有個例。但整體而言，未來的中國科幻導演，誕生自“80後”及更爲年輕的一代人中。
解放週末：目前，影視界“80後”導演已經嶄露頭角了吧？
王紅衛：已經是中流砥柱，但是拍科幻片的不多。可能不光是導演的原因，主要還是好的劇本和項目比較稀缺。
解放週末：當下的網絡小說給影視界提供了諸多劇本雛形。科幻片有沒有想過從中大浪淘沙？
王紅衛：全世界的科幻電影都有一個創作規律：原創較多，改編較少。一般而言，現實題材、個人傳記、社會題材等從小說改編而來的案例較多。而非現實類題材電影，原創劇本更多。從規律上講，科幻還是需要原創。
解放週末：有了科幻的觀影人羣，纔有科幻片的持續發展。近年來，年輕人對幻想題材的接受度和興趣變大了。類型片的興衰背後是否也和社會發展、時代背景有所關聯？
王紅衛：如果我們把視野擴大到古今中外，就會發現，中國古代的志怪傳奇、詩詞歌賦，大多是寄託浪漫幻想的。再看西方，經典文學作品中也有許多神話傳說、寓言故事。從更長的時間軸來看，文學、藝術的創作中，虛構幻想的比例或許更高一些。
解放週末：有人說，這是人類基因裡的天性。
王紅衛：能想象不存在的事物，能描繪未曾見過的東西，大腦的這種想象力和創造力，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無來由的想象力，是人類這個物種特有的天賦，不應該被壓抑。而電影的魔力就是把大腦憑空想象的世界，最大化呈現在所有人面前。
科幻電影是人類對整個宇宙的造夢，對世界萬物想象力的釋放，因此能得到更宏大的、生命意義上的共鳴。從各個層面來說，想象力無遠弗屆，我們的未來就有多種可能。記者 龔丹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