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仁臺溝口遺址：3000多年前西天山草原的生活畫卷
作者：韓建業、袁曉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及其博士生
■3600年至3000年前青銅時代的大型聚落
西天山地區的新疆伊犁，草肥水美，既是牛羊的天堂，也是農業的溫牀，素有“塞外江南”之稱。2015—2020年，考古工作者對伊犁河支流喀什河畔的吉仁臺溝口遺址連續進行發掘，揭露出一處3600年至3000年前青銅時代的大型聚落，發現了在亞歐草原難得一見的面積達14000平方米的規模宏大的石構高冢墓葬，找到了新疆史前時期最完整的冶鑄青銅器的證據鏈，發現了世界上最早大量使用燃煤的遺存，出土了大量羊、牛、馬的骨骼和1萬多粒炭化黍，爲我們展開了一幅3000多年前西天山伊犁草原人羣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畫卷。
吉仁臺溝口遺址發現房址數10座，多數集中在喀什河岸以北的東部背風處，但有一座卻建在西部地勢最高的位置，這就是3600年前全聚落最大的房址，編號F6。這座房屋總面積374平方米，室內面積240平方米，可同時容納100多人。房屋正中間用石片圍成一個面積約5平方米的長方形超大火塘，有明顯的燒烤使用痕跡。大房子F6居高臨下，視野開闊，背山面河，坐北朝南，門道正對溝口。這裡很可能是一處用於議事或者舉行祭祀、宴飲的高等級儀式大廳，可能還具有監督聚落內部人羣生產生活和監視溝口人畜來往的作用，應爲整個聚落的核心建築。像這樣的單體大型房屋，在伊犁河流域還未發現第二處，在同時期的亞歐草原也難得一見；加之吉仁臺溝口遺址的面積在青銅時代的伊犁河流域亦是首屈一指。由此我們推測，吉仁臺溝口應爲伊犁河流域的中心聚落，當時已存在較爲明顯的社會分化。
如此龐大的單體房屋是如何建起來的呢？根據考古發現，結合對當地牧區傳統房屋的考察，可以大致復原它的建築過程。首先是取平地基後，用圓木橫向疊放、互相咬合形成四面主牆，並在主牆內外壘砌石塊以防護牆基；再在主牆內側豎向立木形成內牆，起到進一步加固作用，內牆內側也壘砌石塊加固；然後在中部對稱豎立10根直徑約60釐米的粗大柱子，起主要的承重作用；在此基礎上架蓋屋頂，圍砌火塘。幾千年過去了，組成主牆、內牆的圓木都已消失，但柱洞和房屋四周壘砌的石塊得以保存，還遺留下來少量被火燒過的木頭殘跡。這種大房子的建造，需要高水平的建築技術和大量木料，需要動員很多人工，體現出當時較高程度的社會組織能力。
銅刀
在距大房子F6約1公里的溝口外側，有一處引人矚目的大型積石高臺。經過兩年的發掘，終於弄清楚，這原來是一座和F6同時期的大型高冢墓葬。
這座大墓冢爲正方形，邊長約120米，總面積14000多平方米，最外面用加工平整的大石板嚴絲合縫地圍砌一週石牆；石牆外圍用山上挖來的三趾馬紅土鋪墊了好幾米寬。石牆內是土、石相間構築的高大墳冢，頂部距地面4.5米。從高空俯瞰，石構部分呈條帶狀從墳冢中心向四周放射狀延伸，猶如太陽的萬丈光芒，非常壯觀。方形墓室位於墳冢中心位置，用石板砌成面積約36平方米的方形石室，上部原來應該蓋有棚木，石室外側圍有三趾馬紅土牆，紅土牆外爲石圍牆。墓室西側有斜坡墓道，這也是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的斜坡墓道，比安陽殷墟晚商王陵墓道的出現早幾百年。可惜這座大墓曾多次被盜，主墓室被洗劫一空，令人十分痛心！此規模宏大的墓葬，目前還不見於同時期的中國其他地方，也不見於亞歐草原其他地區；大約700年之後的圖瓦阿爾然大墓雖然與其規模相當，但卻要低平許多。到底需要多少人力才能建成這座大墓呢？我們按照每立方米土石的開挖、運輸和填築需要3個人工來計算，大墓總工程量3萬多立方米，約需要近10萬個人工，需要200多人連續修建一年多才能完成。爲修建一座墓葬而組織這麼多的人力，墓主人無疑應該是掌握較大權力的地方首領，是大酋長或者當地的“王”。
吉仁臺溝口大墓墳冢上的石條帶如光芒四射，加上墳冢圍牆外鋪墊的紅土和中心墓室外的紅土牆，體現了鮮明的太陽崇拜觀念，這也是包括北疆在內的亞歐草原地區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最重要的宗教觀念，不排除這座墓冢還有祭壇和觀測日出的功能。與吉仁臺溝口大墓一河之隔、年代相同的烏吐蘭墓地發現了三座規模較小的方形祭壇，放射狀的石條帶結構和吉仁臺溝口大墓接近，應該也和祭祀太陽有關。
吉仁臺溝口大墓冢上的石條帶如光芒四射
3 青銅冶鑄與區域中心
新疆各地出土了不少青銅時代的青銅器，但青銅冶鑄遺存卻很罕見，而在吉仁臺溝口遺址發現了非常豐富的與冶鑄青銅器相關的遺蹟和遺物，包括煉爐、鼓風管、坩堝、範、銅礦石、煉渣、銅錠、青銅器等，是新疆史前完整冶金證據鏈的最重要的發現。這些冶鑄遺存發現於多所房屋，鑄範也有劍、啄戈、鏃、鏡、錐等多個種類，表明該遺址的青銅器冶鑄有一定規模。考古調查顯示，遺址附近分佈有奴拉賽、圓頭山和克孜勒客藏北三座古銅礦遺址，有先秦時期的古礦坑、石錘和煉渣等。很可能主要是在這些銅礦遺址將銅礦石冶煉成銅錠後，再運送到吉仁臺溝口遺址鑄造器物，當然也不排除在吉仁臺溝口遺址有少量冶煉活動。
青銅器能夠鑄造出鋒利堅韌的武器，也能製造出美觀耐用的工具、裝飾品等，在鐵器出現以前，青銅器是當時最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對銅礦的控制和對青銅冶鑄技術的掌握，就成爲掌控亞歐草原社會權利的最有效手段。吉仁臺古人羣選擇與銅礦距離較近又易守難攻的溝口位置建立聚落，很可能就是爲了有效控制喀什河以南礦山的銅礦戰略資源，同時防範溝內的青銅冶鑄基地不受侵擾。吉仁臺溝口遺址鑄造的青銅器，很可能通過貿易活動，交換到新疆西部各地。在這個過程中，吉仁臺溝口人羣積累了財富，擴大了眼界，強化了首領地位，建立起強大的軍事力量。通過貿易和軍事手段不斷提高自身的地位，吉仁臺溝口聚落成爲了區域中心，促進了西天山地區社會複雜化程度的加深。
遺址外景。
吉仁臺溝口遺址有一項世界性的發現，就是出土了大量燃煤遺存，包括煤灰、煤渣、煤矸石和煤塊等；普遍發現於人們取暖做飯的火塘附近，火塘周圍一般堆放有尚未使用的煤塊，甚至有專門儲藏煤炭的坑。在一處煤灰堆中還發現了鑄造青銅器的陶範，說明燃燒煤炭還有烘烤陶範的功能。毫無疑問，早在3600年前，居住在喀什河畔的草原人羣就已認識到煤的特性並在日常生活生產中廣泛應用。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大規模利用煤炭作爲燃料的國家，明確的燃煤遺存的發現以吉仁臺溝口遺址年代最早，比文獻中記載的東周兩漢時期對燃煤的最早利用要早數百上千年。吉仁臺溝口遺址燃煤的發現是世界範圍內能源利用史上的重大發現。
吉仁臺溝口遺址煤炭的廣泛利用，與遺址附近豐富的露天煤炭資源密不可分——在遺址附近幾公里的範圍內，分佈着多處露天煤礦，河谷兩側的煤層清晰可見，在河牀上還能撿到大塊的煤炭。科學檢測分析也證實了遺址中使用的煤來源於當地。推測當時的人可能偶然發現了遺址周圍的煤炭能夠燃燒並且具有高效耐燃的特點，因此就開始採集利用。不過，中國乃至世界上有露天煤礦的地方很多，卻只有吉仁臺溝口的人最早開始了大量使用燃煤的實踐，並持續數百年之久。這當然有偶然性，但也可能與吉仁臺溝口鑄造青銅器需要高效能源有一定關係。
吉仁臺溝口遺址發現了大量羊、牛、馬等家畜的骨骼，利用科技手段檢測出陶器內側有奶和脂肪的殘留成分。這些說明吉仁臺古人羣以羊、牛肉等爲主要肉食來源，同時食用奶製品。遺址中還發現了豐富的禾本科、豆科、藜科等的雜草種子，這些植物大部分可作優良牧草；碳氮同位素研究也表明當時的牛、羊是放養與飼餵相結合，並已經出現了季節性遷徙轉場的放牧方式。可以肯定地說，畜牧業在人們生活中處於主要地位，吉仁臺溝口人已經擁有了豐富的畜牧經驗。有意思的是，從早期到晚期，遺址發現的房屋由大變小、由講究變簡陋，反映出社會從較爲穩定的畜牧經濟向遊牧經濟的轉變過程。
在遺址中還發現有黍、粟、大麥、小麥四種農作物的炭化種子，而以炭化黍粒佔絕對多數，達到1萬多粒，讓人想到一些現代畜牧人羣炒米食用的情景。但由於遺址中沒有發現穀物穗軸和穀殼等遺存，推測當時穀物的脫粒、脫殼等加工活動並不在居址內進行。很可能吉仁臺溝口人主要從事青銅器冶鑄和畜牧，而利用青銅器和牲畜從附近其他更適合農業的地方交換糧食。
大約1萬年前在中國華北馴化了黍和粟，在西亞馴化了大麥、小麥，這些農作物東西向互相傳播，在吉仁臺溝口遺址匯聚一堂，成爲中國境內位置最西、年代最早的中西穀物匯聚點。這對於我們理解絲綢之路前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有重要價值。
3000多年前，掌握了成熟的冶金、畜牧、建築、煤炭利用等技術的吉仁臺古人羣，可能通過控制銅礦這一重要的戰略資源，擁有了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並利用青銅器等與其他部落開展貿易，積累財富，推動了社會分化，出現了凌駕於衆人之上的大酋長或者地方之“王”。他們徵召勞役，營造大型房屋和“太陽王陵”，通過宗教信仰凝聚羣體力量。吉仁臺溝口遺址的發現使我們對青銅時代西天山草原人羣的社會生活有了很多新的認識。發掘還在繼續，期待更多的新發現。
（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報》（ 2021年05月10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