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從疫情防治看政治危機管理
究竟是「疫情之所在，政治危機之所在」，還是 「政治危機之所在，就是疫情之所在」。
綜觀當前全球疫情的嚴峻形勢，此次捲土重來的新冠變種病毒，已經讓印度政府誤判疫情，燎原之勢造成變種病毒株擴散到世界各個角落，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堅持要在7月下旬舉辦東京奧運的日本政府。由於這一波的疫情來勢洶洶，就連臺灣都無法置身事外。在疫情防治圍堵之際，在513大停電之後的兩天，後續政治效應尚未來得及發酵之時，行政院在5月15日就宣佈，臺北市和新北市進入第三級的防疫警戒。
新冠疫情的防治，是個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複合型問題。前者像是醫學與護理學、流行病學、細菌學、公共衛生學、乃至於藥品和疫苗的產業鏈；而後者則例如：人口的結構與分佈、以及相關的數據與統計（性別/年齡/經濟收入/健保病史/職業類型/工作地點/戶籍所在地）。
有鑑於這種多面向的政策「超級難題」，涉及到不同動機與利益、多元的政治行動者，「人與事」、「科學與證據」、「政治與政策」、「中央與地方」，乃至於公共利益和社會價值的衝突，可謂盤根錯節，牽一髮而動全身。也因此，在遇到緊急危難的時候，政策的成功與失敗，只在一線之間；很不幸的，新冠疫毒就屬於這種「就算可以被管理，也無法被控制」的政策難題。
在臺北市和新北市進入第三級的防疫警戒之後，比較不爲人所注意的就是，中央與地方對於物資分配能力和權力、尤其是疫情資訊的嚴重不對稱。由於「資源在中央，責任在地方」，問題的核心因而就變成是：「中央政府想要全盤控制，而地方政府只希望、也有能力做到有效管理」。
換言之，府際之間的關係，會不會因爲黨籍的差異，而出現「哪一個縣市有沒有疫情，嚴不嚴重、或是有多麼嚴重，我說了算數」的政治爭議？行政院對於不同黨籍的雙北市政府、或相同黨籍的桃園市與基隆市之疫情研判和處置措施，有沒有戴着「政治的眼鏡」，去針對散播全臺各縣市的新冠疫情進行診治，提出方案？而只要這點無法釋疑，這個問題就難以解決。
其原因就在於，這其實並不是第一次發生的疫情防治緊急狀態！猶記得今年元旦開放美豬進口，疫情就曾經一度緊張，部立桃園醫院的本土確診個案，逐步向市區擴散。然而在桃園市和高雄市的兩個罷免案於2月6日（週六）陸續結束後，衛福部隨即在隔天（週日）就宣佈部桃已經「清零」。相對於這次因爲過境飯店諾富特的確診個案，迅速蔓延到外籍與本國籍機師及家人的陸續確診，輿論爲之譁然。衛福部、桃園市政府、以及交通部，爲了諾富特的管轄權，彼此齟齬，相互卸責，看在國人眼裡，已經嚴重損害到衛福部的指揮威信。此時，雪上加霜的513大停電，更是引爆處於缺水陰霾民怨的導火線，而在缺水和無預警停電之後，接着發生的就是這次、形同「半封城」或「封城前置狀況」的第三級防疫警戒。
從政治危機處理的觀點而言，衛福部截至發佈警戒爲止，由上而下的「長臂管轄」，已經因爲中央政府和雙北市府的感同身受之溫度不同、以及危機管理的決心與能量高低，乃至於要針對雙北、或是北北基桃，進行區域性的升級警戒措施，都存在明顯的歧見。
當前已經進入全民防疫的階段，不分黨派、將「政治放兩邊，疫情擺中間」，已經成爲全體國人的共識。再從科學的角度觀之，「因地制宜，因時制宜」，行政院主其事者的思維，應該要有「實用主義者」（pragmatist）政治危機處理的思維、態度、方式。讓下情能夠上達，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學者專家和決策官員，和各縣市第一線的基層醫護人員，彼此之間審慎思辨的專業溝通，是共同防治疫情擴散的必要積極作爲。在基本的行政指導與政策建議之下，允許地方首長就各縣市疫情的發展，提出自己的處理措施。中央政府應該做、最重要的兩件事情，一個是疫情發展的公開透明、以及訊息的分享，另一個是由行政院長蘇貞昌親自坐鎮，無差別的與地方政府分享資訊、並提供必要的資源。
人性和政治，容易發生在瘟疫蔓延之時。對於防治疫情而言，政治上的決策制定和措施的宣示，雖然很容易，但由中央貫徹到地方的執行能力，纔是難以成功、或甚至無法成功的主因。面對當前疫情的反撲，政府責無旁貸；接下來的疫苗取得與分配、邁向全民接種和羣體免疫，纔是做好疫情防治、解決政治危機的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