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企業治理需加入政治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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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政治衝突不只未見緩解，近來還持續升溫；緊繃的戰略競爭，也讓企業界面臨前所未有的地緣政治風險挑戰。

短短几年間，地緣政治風險一波波襲來。爲了壓制中國崛起，美國祭出種種手段：從堅壁清野、摧毀過去30年一手促成的全球化供應鏈；運用政治力施壓，要求各國科技產業選邊站隊；藉晶片法案、降低通膨法案，以一手補貼、一手管制，胡蘿蔔與棍棒並用的方式，威脅利誘各國配合美國要求，重新佈局設廠，最終爲達成「美國製造」、「美國第一」的目標。連串動盪下來，環境變化劇烈不在話下。

不少臺灣企業受波及之餘，對於地緣政治的兇險已深有所感。再加上臺灣身處中美角力的風暴核心，也就難怪，最近資誠聯合會計事務所（PwC Taiwan）對全球企業共同面對的威脅進行調查時發現，臺灣企業對威脅的感受程度，較全球企業高出25至26個百分點，態度明顯悲觀許多。麻煩的是，當前臺灣企業所面對的地緣政治風險，最主要的來源並非其他國家，而是政府選擇在戰略上一面倒的美國。

這場由超級大國帶起的地緣政治風險不但棘手，需要應對的戰場還無限開展，沒完沒了。俄國作家契訶夫有句名言：在戲劇第一幕出現的槍，在第三幕必然會發射，這被稱爲「契訶夫法則」。中美貿易戰從最早談關稅與貿易平衡的貿易戰，擴散到科技戰、金融戰等，到實體清單，乃至於影響臺灣廠商最爲深刻的供應鏈脫鉤斷鏈，衝突一場又一場，無不應驗「契訶夫法則」，而於此同時，地緣政治的敵意螺旋則仍持續升高。凡此皆說明，地緣政治風險籠罩；再怎麼不喜歡政治的企業，恐怕都得有治理因應之道。

那麼，該做什麼？還可以做什麼？事實上，在不同類型的政治風險中，由超級大國點燃的地緣政治風險，恰恰是最不易應對的一種。綜合產、學各界經驗，我們認爲有以下數點可以參考：

第一，也是許多企業已經付諸實行的是，重新佈局。形勢比人強，企業審時度勢，常見或以減少損失、分散風險的保守策略，或力求在新局中化危機爲轉機的積極因應。多數臺商在過去幾年下來，也從早期的觀望，開始被動或主動搬遷供應鏈，例如在中國大陸之外設有第二供應點、或整體遷移至東協、印度，甚至轉進鄰近美國的墨西哥設廠，以免遭斷鏈之殃。

第二、留意新投資地點的政治風險。臺商目前轉移的熱門國家都存在自身的政治矛盾、權力衝突。企業需加以評估該國的政治勢力、決策、政治環境、社會事件等，有哪些可能影響企業經營與獲利。至於如何對衝所在國的政治風險？可以採資訊策略，例如發佈有利資訊以做爲遊說所在國的籌碼；也可以採利潤分享策略，在所在國建立利益共享羣體爲保護傘。

第三、調整公司治理模式。當政治風險成爲最大的營運變數，政治風險意識必須進入董事會與管理階層的議程設定中。由於地緣政治風險難以精準預測，廠商必須保持敏感度，深入瞭解這些多樣、複雜和不斷變動的政治動態發展，及早識別問題與挑戰。爲此，除了應考慮如何將政治風險評估納入管理機制，列入企業常規工作流程的一部分之外，也應該成爲公司治理中模擬決策評估的重要工作。

第四、讓法律成爲後盾。儘管撲天而來的政治常令人難以招架，但是政治之外，還有法律這道利器，尤其倘若面對的是三權分治、司法獨立的民主國家政府，受到政治風險侵害的廠商仍應該勇於以法律爲武器應訴。例如美國突然要求在美設廠、並得到聯邦補助的外國企業（舉例，臺積電），未來必須分享超額獲利。再例如美國最近突然將臺積電的大陸民用客戶如龍芯浪潮等，納入必須交付美國審批的實體清單之內等議題。當所在國政策不延續而導致廠商權益受損時，除了低調屈服之外，高調訴訟、力爭到底也是面對超級強國的不同做法。

第五、政府的責任不能免。雖然企業迫切需要了解國際政治動態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風險，但是政府的角色更不能平白消失。特別在大國角力、執政黨將賭注全押在美國一方的此時，如何不讓企業與社會的整體利益，被以國家戰略安全之名而收編甚至犧牲？需要企業界集體發聲，監督掌權者。

當連護國神山臺積電在大國角力之下都無法倖免之際，政治風險已成爲現今廠商追求永續經營的重大挑戰。對企業來說，避開政治不談的時代也已經結束。上面所列數項，必然還不夠，各界尚需當集思廣益，以期能在地緣政治的衝擊下，安度政治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