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從政治現實看主要國家在氣候峰會的承諾
美國總統拜登在4月22日召集40國領袖舉行線上的氣候變遷峰會，提出2030年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比2005年減少50～52％的政治承諾。由於拜登使用具有急迫感、「氣候危機」（climate crisis）的詞彙，讓世界一家的地球村所有成員，都感受到這個不分國界、不分季節，不斷危害大家日常生活的議題，已經躍升爲國際社會的矚目焦點，並排入各國政府長期的政策議程。
盤點當前世界主要經濟體對於溫室氣體減量，甚或是「淨零碳排」的宏偉目標，有兩個重要的時間點：2030年以及2050年；也就是10年後，還有10年後的再20年之後。這基本說明，對於未來的預估和研判，取其整數年是一回事，恐怕也是科學預測和模型推估的極致。
也因爲如此，對於2050年的目標訂定，最積極推動「淨零碳排」的歐盟，希望屆時如期達陣。中國大陸則是再次宣示，要在2060年前，以其他的能源抵銷二氧化碳，實現「碳中和」的長期目標。
兩者在政治上的長期目標，實在太過長期，美國總統拜登因而在視訊峰會上，強調未來的10年「是決定性的10年，是我們要做出決定，以避免氣候危機最壞後果的10年」；具體的目標就是要在2030年，美國屆時將會回到過去，比2005年減少50～52％的碳排放。而爲了積極迴應美國，加拿大則將比2005年減排30％的目標，提高到40～50％；然而，日本將比較基數年訂定爲2013年，希望屆時要比2013年減少46％，這比過去承諾的減少26％，提高了20個百分點。
與美加日都不同的則是，中國大陸所訂定2030年的目標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達到峰值，即所謂的「碳達峰」；換言之，要在中共第十四個和第十五個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兩次的五年計劃、十年後，大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纔會到達最高峰。
由以上的初步檢視，可以發現兩個問題癥結：第一，政治任期與其對於全球暖化所引起氣候危機的國際承諾，未必有直接的關係；在2030年時，美加日的現任國家領導人，都已經不在其位。第二，用百分比呈現的「淨零碳排」目標，比較的基數年（美加的2005年，日本的2013年），大有學問。以及每人的平均排放量高低不同，每人平均排放量低，但人口總數卻很多，中國大陸在企圖要「淨零碳排」之前，先就自己本身的國家願景總體規劃，提出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的「碳達峰」，再去推估並提出達成「淨零碳排」的目標年，循序漸進，並沒有受到美國強烈表態壓力的影響，走的仍然是自己的路。
就算是節能減碳和淨零碳排，是一個不變的趨勢潮流。重要的是，各國政府大力推動「淨零碳排」的政策方針，會不會因爲政黨輪替而有不同程度的改變，從而影響到推動的力度和速度，值得關注。例如加拿大，對總理杜魯道來說，2019年10月提前解散國會，卻失去過半數的國會席次，面對兩年後的大選，恐怕變數仍多。而日本首相菅義偉，由於今年10月底前必須要舉辦衆議院選舉，目前因爲防疫不力，影響到7月下旬的東京奧運，在選舉時間的抉擇上，幾乎失去彈性。美國總統拜登，即便能夠連任成功，任期屆滿時是2029年的1月。在這段時間內，必須經過2022年的期中選舉、2024年總統大選、2026年的期中選舉、2028年總統大選的重重考驗，這些都可能影響到美國對於「淨零碳排」的政治承諾和推動時程。
綜而言之，地球的氣候危機，源自於二氧化碳與溫室氣體的排放，進而導致全球暖化有以致之，先進國家從工業革命以來的發展，是最重要的原因。
雖然行動可以帶來改變，但對於如何改變，在多久的時間內，改變的幅度與速度，則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在落實到氣候治理的政策層面，不容忽視的是：各國經濟發展的程度不同，產業的結構不同，現有不同的能源佔比不同，「碳達峰」與「碳中和」目標訂定的時間不同。由於國家或歐盟這種「超國家」的政府體制與治理能力不同，定期選舉和政黨競爭的型態不同，因此，國家領導人在國際舞臺做出的政治承諾不同，誠屬必然。
氣候危機的重大議題，照理說，應該要在聯合國既有的全球治理機制內進行。美國在小布希前總統和川普前總統，在最近20年內，兩次退出前任總統所簽署的氣候公約，歷歷在目；沒有國際公約或國內法的效力加以約束，在氣候峰會上，由國家領導人提出的目標，受限於國內政治情勢的演變，很難有效的如期完全落實。也因此，共同、但「有差別」的責任，是解決氣候危機所必須嚴肅看待的政治現實。如果這是全球公民的共識，則各國的政黨輪替，就不應影響到前後任政府實踐政治承諾的決心，而這也纔是全球解決氣候危機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