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從興利去弊角度論囤房稅課徵
行政院提出「房地合一稅2.0」版，主要將短期持有房屋之交易所得，課徵45％稅率者，由一年內拉長至二年內；課徵35％稅率者，由二年內拉長爲二至五年內；以及將法人買賣房屋比照自然人納入課徵範圍等，以期打擊炒房，抑制房價攀升。然而行政院對部分學者專家及在野黨主張的囤房稅，卻持暫不考慮的態度，令許多人失望，話題仍在持續熱議中。然若房地交易所得與房屋持有課稅能夠雙管齊下，將更能發揮政策效果。因此，課徵囤房稅的是非曲直，如何興利去弊？實有探討必要。
處於資本主義社會，重視財產權保障，在自由市場經濟運作下，人民累積財富，尤其是房地產，是很自然之事；只要取之有道，爲何要對囤房行爲加重課稅，應該師出有名。直言之，政府打擊囤房要有理論基礎，若是囤房產生市場失靈現象，政府就有介入必要。檢視近年來房屋市場供需與房價炒高情況，已讓一般人買不起房子，產生外溢效果；因囤房而影響他人生存權與居住權，造成經濟與社會不安，形成公共劣財（public bads）；以及有些人擁有過多房子，卻讓他人無立錐之地，有違居住及分配正義原則。基此，政府針對囤房現象加徵房屋稅，應該有其必要性。
「囤房」在字面上已讓人有負面的價值判斷，透過課稅予以懲罰，似乎理所當然。然而何謂「囤房」？擁有多少戶房屋以上，會對社會造成傷害，應有理性認定準則。雖然有城鄉差異、屋齡與房屋大小、持份計算等問題的存在，以同一標準一視同仁的課稅，可能會因「囤房」的定義不清，影響課稅之正義性。然而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合計擁有多少戶以上，將成爲囤房稅處理對象，那些特殊情況予以排除，應該有可受公評之認定標準。未來冀望政府能以社會普遍接受的公平、客觀方式，認定囤房行爲之持有戶數，就不必爲認定困難及公平性而起爭議，以免成爲阻礙立法的藉口。
就學理上言，課徵囤房稅的目的，在於提高房屋持有成本，降低囤房誘因，促進閒置空屋釋出，增進資源運用效率；若能按擁有房屋數累進課稅，當能合乎量能課稅原則。至於行政部門一再強調囤房稅課徵，屋主會將稅轉嫁給租屋者，尤其是年輕人，就會殃及無辜，政府在政策評估時，必須弄個明白。其實，囤房稅是否轉嫁？轉嫁程度如何？乃由供需彈性所決定。若是租屋者因全無議價能力而承擔稅負，就會讓其無辜受害，政府當有相關配合措施，「興其利、去其弊」。由於各國國情不同，財政部不宜再以韓國打房25輪，仍而造成房價、房租猛漲，作爲反對囤房稅的說辭，而是要深究原因、加強防治，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
課徵囤房稅是否能抑制囤房行爲，則是決定應否課稅的關鍵。由於囤房稅須每年繳納，長期負擔必重，理應降低持屋意願。然而，囤房稅只是解決居住正義問題的一環，單靠此稅，極可能效益不彰。囤房稅雖以持有戶數多寡累進課稅，卻因房屋並非標準化產品，欲達量能課稅目的，的確有其不易。況且，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下，可能會改變房屋的形式與格局。例如在17世紀時，英格蘭爲了籌措財源，對房屋的窗戶數課稅，結果造成房屋蓋的沒有窗戶，或是封窗以避稅；荷蘭曾按房屋寬度課稅，結果房屋蓋的又窄又深。由此可見，課稅扭曲行爲的力量真得很大。因此，若要課徵囤屋稅，必須好好規劃，事前詳細評估，引導行爲有助於國計民生，而不是刺激房屋合併，或促使持有戶數由多變少、面積由小變大而已。
檢視中央與地方之有關分權關係，現行房屋稅條例第5條已有課徵囤房的機制：對於非自住住家用房屋，中央訂出法定稅率範圍爲房屋現值的1.5％至3.6％；並由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然而此種不具強制性的法律授權，使得目前只有臺北市、宜蘭縣課到最高稅率3.6％，絕大多數縣市都不課徵囤房稅，故而有學者專家建議，應由中央立法，一致性的來推動。問題是，全國各地囤房情況不同，房屋之大小、品質、價值不一，再加上房屋稅屬地方政府財源，基於地方自治理念及因地制宜特性，若改由中央統一立法，以全國一致的稅率強制實施，其政治可行性有待考驗，也當力謀突破。
房屋持有稅負的合理化，取決於稅率與稅基，具有同等重要性；而現行制度是中央訂稅率、地方訂稅基，分屬中央與地方決定。若房屋評定現值（即稅基）長期不予調整，嚴重偏離市價，地方政府難辭其咎，就在稅基上呈現「地方政府失靈」現象。中央政府應積極督促各縣市政府，提供更具誘因的機制，矯正稅基偏低現象，實在具有必要性；例如在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公式中有效考慮。至於居住與分配正義的落實，政策性的打擊囤房，中央在房屋稅率的修法上，應該發揮更積極的角色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