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敬的年代——說唱藝術 成灌輸政治意識工具（一）
編者按：晚清以降，近代中國歷史充斥着無盡的苦難、悲痛和動盪。然而加拿大副教授雷勤風的新書《大不敬的年代》卻以外國人的視角告訴我們，晚清、民國也可衆聲喧譁，以笑聲來書寫。
在中國面臨各種焦慮之時，「笑」提供一種瞭解現代化中國家的不同敘述方式。
這是近現代中國第一個，但不是最後一個大不敬的年代。本書中提到的每一種笑，都以某種形式，在一連串將幽默從1930年代全盛時期帶入尾聲的事件當中存活了下來。1937年對日宣戰、1945年繼續的國共內戰、1949年的共產黨建國，都各自破壞了某些喜劇文化，並創造新的取而代之。就像《新笑史》在二十世紀早期的出版市場一再出現一樣，「你聽過這個笑話嗎」和「說個笑話來聽聽」的歷史，也同樣一直在尋找新的笑料。
舉例來說，女人在二十世紀早期常被用作仇視女性笑話的笑點。雖然這可以簡單地用傳統父權心態的遺蹟來解釋，但它同時也側面反映了女人在中國社會的角色愈來愈顯著。史學家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指出，由於抗日戰爭讓男人離開家庭、使家庭崩解，因而給中國女人制造了機會。這同時也改寫了現代中國滑稽寫作的歷史。蕭紅、楊絳、蘇青和張愛玲開始寫出膾炙人口、有趣的作品，同時「敲響中國女人在性別歧視環境下困境的一記警鐘」，而不需要將女性描寫成受害者。
楊絳以都市資產階級爲題，寫了三部風俗喜劇，其中《遊戲人間》繼承了1890年代一部輕佻劇的主題。蘇青1944年的小說《結婚十年》是一部半自傳式的婚姻諷刺劇，它的人氣引發了一部短篇的問世，名叫〈求婚十年〉，其作者正是徐卓呆。徐卓呆的延伸創作將蘇青寫進了他1928年〈女性的玩物〉的新版本，描述一位神秘的人氣女作家引誘男性讀者在公開場合出醜的故事。在這個惡性通貨膨脹的新年代裡，向彭茀契小姐求婚者有兩千五百名（邱素文則只有一千二百三十四名），買兩張票帶彭女士去看戲要花二千元了。他們不是身上帶花，而是帶着這位碰不起的小姐的書《求婚十年》，原價二百五十元（二百五是上海俚語「笨蛋」之意），但今天忽然要賣一千元了。當年六十六歲的徐卓呆又玩起了老把戲，但這次欺騙讓他的女主角成了百萬富婆。
女人也會迴應著名的男性作家。在1947年由張愛玲編劇的風俗喜劇電影《太太萬歲》的第一幕中，少奶奶告訴老太太最近有一出袁雪芬主演的紹興戲叫作《祥林嫂》。「《祥林嫂》？沒聽說過」，老太太如此答道。少奶奶回答：「聽說是一出新戲，挺苦的！」「啊！」老太太興奮地叫起來，「苦戲！越苦越好──我就愛看苦戲呢！」張愛玲此劇是爲一羣極欲娛樂的羣衆而寫，也正因如此，她將魯迅的道德寓言描繪成一種供資產階級娛樂的產品。
據稱在1939年，毛澤東曾叫人送一本《何典》到他位於延安的戰時基地。雖然這共計二十本書最後應該是沒有運到，但共產黨後來還是大量運用鬼的概念來否定過去，並樹立自己的正當性。共產黨政府的國營製片廠1950年拍了電影《白毛女》，其故事改編自民間傳說，將革命描寫爲人類對抗鬼怪的故事。它是一則寓言，講的是國家的再生，並以一段標語作結：「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中國人在抗戰時早已運用鬼這個稱號來罵日本人，而現在又再度登上政治文宣的版面。最著名的就是文革時期指控的「牛鬼蛇神」。正如劉復創立「鴛鴦蝴蝶派」，最後卻失去了引人發笑的特性，而成爲整個類型流行文學不帶褒貶的標籤一樣，後來這些「鬼」也變成了脫去諷刺與幽默意涵的一般性描述。
理論上，黨是歡迎笑的。毛澤東發表於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系列戰時的演講預告了1949年之後的文化政策。在演講中，他明確允許了兩種笑：諷刺與歌頌。在這段演講1953年出版的修訂本中，毛澤東重申「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並引用魯迅作爲例證。毛澤東宣稱他只反對「諷刺的亂用」以及不符合目標的諷刺，不論是對付「敵人的」，「同盟者的」，還是「自己隊伍的」。
毛澤東顯然沒有替「幽默」說話，但他的黨國體制倒是頗買幽默家的帳，尤其是連不識字的人都能聽懂的相聲和說唱藝術。這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中國的滑稽藝術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而使滑稽表演藝術很快地成爲對草根階級灌輸政治意識的重要工具。但推動這個爲政治目的服務的大衆幽默表現形式的運動，最多也只能說是成敗參半而已。
語言學家莫大偉（David Moser）就認爲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控制與審查「扼殺」了這種曾經前衛而直接的藝術形態。而根據民俗學者Marja Kaikkonen的說法，受國家支持但同時被強迫把段子淨化的相聲演員，在黨的指導下，並沒有創造出很多真正受人民歡迎的劇作。林培瑞將接受國家資助的少數相聲演員比爲鱷魚鳥，這種鳥類清理鱷魚的牙齒以取得食物，但卻必須冒着鱷魚大嘴突然關上的危險。
1951年，中國共產黨將從美國歸來的老舍譽爲替革命服務的「人民藝術家」。在這個頭銜的光環之下，老舍多次被要求定義何謂幽默、喜劇和諷刺，並解釋它們在新藝術地景中的位置。（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