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埋謎與解謎的過程─七等生與《譚郎的書信》

2012年8月24日，遠景出版《爲何堅持 ── 七等生精選集》新書會。左起：沙究、尉天驄、七等生、季季。（呂學源攝影／季季提供）

1985年10月，七等生獲頒第八屆時報文學獎小說推薦獎。（本報資料照片）

1985年9月7日，〈譚郎的書信〉在人間副刊開始連載。（季季提供）

人各有性，蒼生無盡，在我認識的文友中，人品優雅文品佳者不少。也有些則裝腔作勢，謊話連篇，牆頭草搖擺面目可憎。而七等生，面貌平和，不擅說謊，始終如一。1961年成名之後，他的作品不時遭到評論家質疑和批判，甚或屢遭衛道人士抨擊，但他不改其志，如不散也不雨的雲兀自飄浮。

海明威說：「一個文人最好的訓練是不快樂的童年。」七等生確實有不快樂的童年，作品中也一再重現童年創傷；且青年時代的小說啓蒙就是海明威。1993年，前衛出版「臺灣作家全集」50冊，《七等生集》自訂年表所列第一本小說即海明威作品：「1955年，16歲，考入臺北師範藝術科。首次接觸海明威作品《老人與海》…；1959年，20歲，師範學校畢業。讀海明威作品《戰地鐘聲》、《戰地春夢》、《旭日東昇》…」。

勤於閱讀的七等生，1955－1959就讀臺北師範期間，想必還讀了其他小說。到了55歲，自訂年表還特別標示海明威四書，顯示對他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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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55歲那年（1954），以《老人與海》獲諾貝爾文學獎；此書1952年出版後世界各國爭相翻譯：第一部中文譯本出自張愛玲；是她1952年7月從上海到香港後，於9月底以筆名「範思平」出版的第一本書。七等生讀的，應是這個版本。

1965年，海明威去世之後三年，張愛玲在美國翻譯菲利普．揚（Philip Yang）於1964年撰寫的海明威小傳，對其生平和作品進行抽絲剝繭解讀。張愛玲翻譯「一個文人最好的訓練是不快樂的童年」時，想必也百感交集，憶起母親出國繼母入門後的種種童年創傷。

關於《老人與海》，菲利普．揚對其時空背景有畫龍點睛的說明。1940年，海明威出版他最暢銷的作品《戰地鐘聲》後，曾經沉寂十年之久。1950年出版《過河入林》，評論界寄望甚殷，閱讀之後轉爲失望，到處宣稱「偉大的天才已經死了」。不過，評論家的斷言失之過早。1952年9月，《老人與海》出版轟動一時，並在1953年獲普立茲獎；195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菲利普．揚讚頌《老人與海》的特質：「表現人生是鬥爭，敵人是各種不可征服的自然力…。它是個史詩似的譬喻，形容人生，說人生是一種競賽，在這偉大的競賽中，就連善惡問題都顯得極渺小…。」

七等生也許牢記着《老人與海》的特質，閱讀四年之後再閱讀海明威更早的作品《戰地鐘聲》（1940）、《戰地春夢》（1929）、《旭日東昇》（1926）。

七等生最後閱讀的《旭日東昇》，卻是海明威的第一部長篇，其中人物大多是受第一次大戰拖累而流亡於巴黎；「情節都是講喝酒、釣魚、看鬥牛，與一位人盡可夫的小姐的戀愛事件…。」海明威在出版扉頁題寫：「你們都是迷失的一代」。此後，這句話隨着美國文化不斷流傳，「迷失的一代」在二戰之後成爲流行各國的語句。

七等生的小說人物與主題訴求，也大多是二次大戰結束後，臺灣經歷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的變遷，在邁向現代化過程中「迷失的一代」。我和許多文友，都是那一代的同行者；有人左顧右盼，有人虛無度日。

1977年進入新聞界服務後，我和文友的情誼兼及「編輯與作者」的約稿、退稿、改稿；有時受制於黨國政治，不得不委屈求全；有時因退稿難免得罪一些人。每年「時報文學獎」推薦各類得獎者讓文友得到意外之財，則是少數的歡喜之事。

1985年10月2日，第八屆「時報文學獎」公佈得獎名單，七等生以1982年在三大報副刊發表的〈老婦人〉等四篇小說獲得「小說推薦獎」，獎金16萬。9月下旬決審會議時，引發讀者議論的《譚郎的書信》還在「人間」副刊連載，五位決審委員王文興、水晶、金恆傑、馬森、龍應臺也在閒聊時互問其中疑點，但就事論事，推薦獎投票時仍讓七等生勝出。

其中尤以馬森最推崇七等生。《譚郎的書信》完稿後，七等生曾先寄給馬森看，後來寫了〈我看「譚郎的書信」〉在發表首日配合刊出；我還特別請七等生的學長兼好友雷驤畫插圖。

然而，發表之時與之後，「人間」同仁確實備受困擾，至今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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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7日至10月27日，《譚郎的書信—獻給黛安娜女神》在「人間」副刊連載。近兩個月發表期間，他因書信裡對妻子與文友等同行者的批判而飽受讀者與文壇人士質疑；作爲發表者的「人間」同仁，上班時間常接到讀者電話指責，重點不外以下幾種：七等生把太太寫得那樣不堪，你們爲什麼要登那樣的文章？他怎麼那麼自大，還敢罵魯迅啊！你們真不該發表啊，他傷了好多人！…

有些不瞭解文壇狀況的文友則來問：那個被約談的作家是誰啊？那個威斯康辛大學的教授是誰？…。唉，那個，那個，好多那個，我都只能笑着說：「哎呀，當小說讀就好了嘛。」

我也多次在電話裡向七等生轉達讀者來電的內容，問他可否修改得模糊一點，他的答覆都是這樣的：「要那樣改，我就不會寫了，我寫的都是真的。」

《譚郎的書信》發表結束後，在一些活動場合仍有人窮追到底問「那個，那個是誰？」我仍笑着說：「哎呀，當小說讀就好了嘛。」其中一個虎女同學S特別固執：「哼，那怎麼是小說？他太太是真的，孩子是真的，朴正熙被槍殺是真的，還有那個，那個，看起來也是真的啊…！」

面對這些質問，我總想起七等生回答我的那句話：「我寫的都是真的。」

──但我不能把他那句話轉爲對讀者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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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人物的真實與虛構，歷來是作者費心、讀者費思、學者費時的課題。張愛玲自承其小說人物「有所本」，七等生回答的那句話，也是「有所本」。從小說發展史看來，要了解作品的風格與訴求，「有所本」應不止於人物，也應涵括作者的本心、本質、本色。

七等生1985年發表《譚郎的書信》時，雖如他所言「都是真的」，但他發自本心的敘述仍留下從真實提煉爲創作的蛛絲馬跡。讀者想要追索的，即是他在提煉過程埋藏的謎題。

時隔三十餘年，七等生辭世之後，仍有比我年輕許多的記者來問當年發表《譚郎的書信》之種種。我的虎女同學S ，看到新聞報導又來問我：那個，那個，說來說去竟而嘆息了：「唉，好快，我們都快八十啦！」S的言下之意如醍醐灌頂，我醒醒腦決定找出《譚郎的書信》（1985．11，圓神初版）再看看，然而家中遍尋不着。幸得遠景出版發行人葉麗晴之助，去年11月下旬寄贈2003年10月遠景「七等生全集」中的存書，我才能在S催趕途中重閱《譚郎的書信》，返回歷史現場如見故人。

《譚郎的書信》全文十萬字左右，系自日記抄錄爲信，寄給已赴美留學的理想情人；從8月2日至次年4月24日，前後九封，每封多者抄錄七日，少者二日。從其中述及的韓國總統朴正熙槍殺案及美麗島事件，確認其時間背景爲1979至1980年。

──第一封信開始時，七等生40歲，在通霄教小學，結婚15年，三個孩子從13歲至7歲。

七等生擅以蜿蜒手法鋪陳文字，在緩慢節奏中浮現心緒起伏與沉重現實。連載期間，雖然不少文友追問其中幾個謎，但最受大衆讀者指責的是他明白寫出對妻子不滿，對魯迅不敬，稱美麗島事件是「暴亂」。限於篇幅，以下僅摘錄部分重點與讀者分享。

首先，其妻出場是在第二封信8月17日，已經離家五天。其後半個月的信裡陸續抱怨與妻子的婚姻糾結：

──「妳給我的信和照片，還有我爲妳寫的日記全部她都知道了。她永遠就是這個樣子，以她的情感尺度來限制我的情感範圍，不容我有另外的私情，包括我的精神寄託在內。我和她的婚姻是很悲慘的，長期的僵局總不能解決，我和她都已到了瀕臨絕境的邊緣。…我和她唯一的錯誤是當時沒有考慮到差異問題而結婚。…我已經無法忍受過去受縛不自由的生活，她和我心中早已冷淡而無愛。…我還不能冒然以悔思的姿態去接她。…我內心矛盾着：我希望她能回來照顧孩子，減輕母親的重擔，但又怕她和我合不來，要不是她竊看你給我的信函，就不會發生這次不可收拾的風暴。…我非常悔恨並不深愛她而和她結婚。…」──

幾經轉折，妻子於8月31日黃昏偕友人回到家，他在第三封信9月2日如此描述：

──「我隨之換了衣服騎車到海濱去。她回來得也很意外，我卻不能放棄到海邊排遣的喜好，我有意逃避到那裡，可以緩衝地思考思考。我想她回來就回來把，這原是她的家，有她的孩子，她根本就不應該走開的。我不表歡迎也不表示不歡迎，心裡只爲我的一份自由擔心，因爲一切又得恢復舊觀，可能更糟。…」──

一般讀者來電，大多指責他自私又無情，認爲夫妻之間的情感糾葛寫在日記裡就好，公開發表對他妻子是更大的精神傷害，實在太殘忍了…。

其次是魯迅，在第七封信11月1日；可能是十月底收到情人自美寄來魯迅小說影本後的閱讀感想：

──「我覺得他的作品藝術力不高，不能傳得久遠，過了這個時代，以後的人所獲更少；因爲他的用意是要呼喚當時人的感性，背後有煽動的目的，而不是冷靜地探索物事，缺乏現實和本體世界的剖解，文學性很渺小，不是和他同時代的，便無法贊同他的理解和思想的觸悟，他的諷刺性格，更覺得他並不正派…，《狂人日記》更令人作嘔而討厭。過去我很少看三十年代以前的作家作品，偶而看到便覺失望，臺灣某些老前輩作品亦然…。不管歷史說他們如何赫赫聲名，影響衆萬人，我仍不覺好感，也不以爲然，因爲這些衆萬人猶如地獄的嘍囉，無知和盲動，只是惡魔的兵卒而已。」──

當時來爲此抗議者，有些是早年在大陸讀過魯迅小說的文壇長輩。有些是魯迅好友臺靜農教授的臺大門生。另有一些較特殊，是魯迅之孫周令飛在《中國時報》任攝影記者期間的同事。

魯迅1936年去世後，曾被毛澤東譽爲「中國第一等聖人」。1949年國府遷臺，魯迅和許多留在大陸的三十年代作家作品長期被禁；甚至名字也是敏感詞。七等生1985年發表《譚郎的書信》時還未解嚴，「魯迅」之名卻因他孫子轟動一時的愛情故事，在臺灣已通行無阻。

魯迅年輕時曾赴日學醫，其孫周令飛（1953－）在日本留學時認識臺灣女子張純華，兩人定情的消息曝光後，日本與臺灣媒體爭相報導；1982年9月在臺北結婚並定居，更是轟動一時。《中國時報》董事長餘紀忠得知周令飛善攝影，請他入社擔任攝影記者；我們在報社餐廳晚餐時，有時會和他排在一起打菜。

七等生在1979年日記批魯迅時，周令飛定情事件尚未曝光。1985年抄錄發表時，周令飛雖不再擔任攝影記者，七等生應知道魯迅之孫娶了臺灣女子住在臺灣。但他無所畏忌，保留那一段對魯迅的批判；甚至兼及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與臺灣老作家。我們接到各方來電質疑時，也只能說，「我們尊敬作家的創作自由」。

其三在第八封信，12月19日提到美麗島事件。──「你在那邊大概已知曉了美麗島暴亂的事件，一定頗表關注和憤慨吧？我只想說一句話：他們真是愚笨而又膽大妄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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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九封信裡，七等生對不得不委身以就的小學教員生活及教育界黑暗頗多抱怨，但仍堅定的每日練習書法，大量閱讀哲學神學文學書籍，也稱頌通霄的海，三個可愛的孩子，並對幼年出養至臺南的弟弟伸出援手，匯款幫他度過難關…。

在那樣的生活現實裡，在第四封9月25日的信裡，他自剖了身爲創作者的心境（現在的年輕作者不妨參考比較）：

──「許多人批評我是逃避現實的作家，自戀狂者，我自樂於我個人的想法和表現有什麼不可呢？那些批評都不能構成對我的威脅，只說明他們是什麼傢伙而事實上並不瞭解我。我不想讓人完全的瞭解，雖然我的文字語句如此清晰條理，但他們不知那裡面所說的包含着何事；因爲讓人完全瞭解，在現勢上便易於被人利用，有如三十年代那些作家，個個都是政治和他們的名利心所趨迫的利用者，是十分可憐的。…我從小就受到生活環境的磨難，受到同學的猜忌，受師長的愚弄和污衊而充滿痛苦，現在我知道如何保護和藏匿自己。」──*

也許爲了保護自己，他述及文學界時採取了比較謹慎的埋謎書寫。在第一封信八月二日與第七封信11月1日及9日提及「韋」，是他「師範學校的同學」，寄來一冊「畫詩」，是「鋼筆素描和她爲每張畫的題目所做的詩詞。」他並且爲她寫了一萬多字評介；是他首次撰寫藝評。

──在後來的新聞報導裡，想必很多人都已知道，席慕蓉是七等生在臺北師範美術科的同學。

第五封信10月8日的日記則是若隱若現的：

──「前幾日報載，有關當局約談了某作家…，報上的消息簡約地說是叛國，並已準於交保，等候移送法辦；由這一情形看來，諒必證據確切…。在臺灣有部分的年輕作家和知識分子非常效仰某作家，而且受到他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事實上他的政治理想的抱負和他本人情感習性之間是充滿矛盾的，他的才華本性都是好逸惡勞的文人氣質…。」──

對陳映真稍有了解的即知，這個「某作家」是1979年10月3日被約談的陳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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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郎的書信》還埋了多個文藝界之謎；限於篇幅就此打住。回到張愛玲翻譯的海明威小傳結尾的一句：

「他儘管有好些明顯的缺陷，可能我們這時代有許多最真實的話都是他說的，而且又說得那麼真切，也就是這種東西造成不朽的文名。」

這句話也很符合七等生。在《譚郎的書信》，在他的作品全集裡，「我們這時代有許多最真實的話都是他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