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8所高校廁所裡的衛生巾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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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第一個衛生巾互助盒在高校落地，越來越多的學校自發響應。一場高校廁所裡的衛生巾革命，正在席捲全國。
少說話、多做事
10月24號晚，幾乎要睡在暨南大學圖書館的考研女生們，在女廁發出了第一聲驚呼：“下午還沒有的！”
圖書館女廁的牆上多出了一個筆袋，裡面裝着品牌不一的衛生巾和棉條。爲防過敏，有人用便利貼貼心標記：“丹碧絲導管，保質期2022年”、“蘇菲，2021年”。
使用指南以同樣簡陋的方式附在一旁：“將任意品牌衛生巾或衛生棉放入盒內，取一放一，應急使用，之後有空再放回，補充容量”。最後一句話被重點加粗：“女孩從不應該爲月經羞恥，要知道每一次月經，都是月亮對潮汐和你的牽引”。
這是一個最普通不過的衛生巾互助袋。至於是誰放的、什麼時候放的，百般疑惑，女孩們匯成一句：“感動，女生幫助女生。”
暨大圖書館女衛生巾裡的互助袋，用的是文具店內最常見的塑料筆袋。受訪者供圖
“衛生巾互助盒”的點子最初來自一位大學老師，她定下規則，“拿一片放一片”，供教室裡的同學應急使用。10月14日，微博博主樑鈺（曾策劃過“姐妹戰役”行動和“月經安心行動”，爲一線女性醫護及處於貧困狀態的未成年女性送去經期用品）收到她的投稿，“衛生巾互助盒”正式進入公衆視野，之後，公益組織“予她同行”迅速跟進，倡導爲校內女性提供便利、打破月經羞恥。
暨南大學內，最初放置衛生巾互助袋的圖書館。狗露攝
接下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最早響應的是華東政法大學，10月21日，女生們在明法樓三樓放了第一個互助盒，還額外塑封了幾張海報，“有想做盒子的姐妹可以免費取”；
22日，中國政法大學跟進，宣傳海報上寫着“感謝華政姐妹授權，希望學校早日替代我們的民間盒子”；
23號，衛生巾互助盒有了專屬的開源貼紙和宣傳海報。
截至11月15日中午13點，放置衛生巾互助盒的學校，達到378所。
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同學拍攝的互助盒。
在此之前，經期到來、手頭卻沒有衛生巾的女同學們出路並不多：用紙巾墊一墊，爭取在它變得軟爛、溼悶之前，到廁所門外等來一個路過的善良女孩兒。一個沒有，就腆着臉等待下一個；如果沒有這樣的勇氣，那就硬着頭皮，快步走到最近的小賣部或超市；最糟糕的情況是連紙巾都沒有——褲子會無可避免地印上痕跡，今天註定是扭捏、困窘而尷尬的一天。
暨南大學圖書館內，“衛生巾互助袋”的使用指南。受訪者供圖
殷艾寧最早在朋友圈看到舍友小鄭的號召：“有沒有想一起做衛生巾互助盒的？”她的第一反應是“很不靠譜”——拿一放一，全靠個人自覺，即使在大學校園裡，也不是特別可行。但她的直覺是，“試試看？”
今年9月，她從暨南大學深圳校區轉到廣州石牌校區，校區以五條人歌裡那個“風吹過石牌橋”的古早城中村得名。她喜歡自己的歷史專業，喜歡這裡的老師和同學，喜歡逛這座尚顯陌生的城市，最喜歡他們“超出社交距離的人文關懷”。
但落差實在太大：在深圳，社團活躍，有各種各樣的策劃活動；來到“學術味濃重”的廣州校區後，她不再參加社團，也沒有參與任何增加綜測的活動，一下子掉進了另一個溫層。
殷艾寧所在的暨南大學石牌校區。譚海彪攝
專屬於殷艾寧的標籤裡，有B站五級號、前時代少年糰粉絲、歐美圈路人、《說唱新世代》忠實觀衆，但她很難主動跟別人說：“我是女權主義者。”她覺得這個詞已經被污名化了，“女性主義者”可能更好。
她的思想啓蒙自一位女性友人，兩人初中上的是同一所外國語學校，後者學理，是堅定的女權主義者，無論是高中的物理競賽，還是大學的計算機專業，都一路笑傲。受朋友影響，殷艾寧的女權意識慢慢覺醒。但上大學後，朋友愈發激進的言論開始讓她感到不舒服，但她並沒有指出來，“有時候我會反思，是不是我比較保守？”
在向前進一步和保守之間，殷艾寧一度搖擺，直到聽說了互助盒計劃，她無暇顧及其他，只是一頭扎進這種行動的快感裡：“因爲我感覺確實有一些實實在在的權利，這種制度性的東西是實際的，而並不僅僅是微博上罵着。而且，現在理論比實際脫節太多了，我可能更願意少說話、多做事。”
對於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觀點甚至新的分歧，殷艾寧認爲“一切還在探索中”。受訪者供圖
舍友的朋友圈鉤住了她腦子裡的那根弦。實際上，殷艾寧被拉進“衛生巾互助盒絕美姐妹羣”時，這個僅有8人的小團體，事業剛剛“破產重組”。
在此之前，暨南大學的衛生巾互助盒計劃共有3股野生力量：第一股，由小鄭和學姐主導，盒子自主、自費、自制，投放在校區唯一一棟教學大樓的2樓，之後，未經告知即被收走；第二股，由不知名熱心人士投放在圖書館廁所，之後同樣被收走；第三股，由“姐妹羣”羣主童童發起，在自主籌款結束，準備採買物資時被學校勸停，校方建議她們和學生代表組織或相關職能部門溝通，並提交計劃書。
接連受挫後，第二股力量再無音訊，剩餘兩者聯合起來，又吸收了包括殷艾寧在內的新生力量，重組爲“衛生巾互助盒絕美姐妹羣”。羣內全是女生，彼此不知道姓名、年齡、專業，都以網名或代號互稱。她們目標明確：獲得學校的許可。
暨南大學教學樓內，曇花一現的衛生巾互助盒。受訪者供圖
10月22日晚，童童在微博首頁刷到了“衛生巾互助盒”的相關轉發。此時，距離最早的倡議微博發出已有一週，#衛生巾互助盒#的微博話題，閱讀量達到了上百萬。
樑鈺的微博裡，不斷有來自各地高校的學生分享新的經驗，其中最火熱的話題之一，是“如何獲得校方/單位的支持？”她們一邊編織靈活的話術，澄明自己的“社會擔當”，樹立合法性，一邊在校團委、學聯會、學代會、志願類社團、物業管理等職能機構之間奔波、周旋，期待一份許可。
“予她同行”提供的開源海報。圖源：予她同行
看到微博時已是深夜，童童把博文分享到“暨大女生互助羣”，問：“有姐妹一起做這個嗎，順便，這個應該跟什麼徵求同意呀？”迴應立刻涌來，接着就是拉羣。
面對“先徵求學校同意”還是“先做互助盒”的問題，羣內第一次產生分歧，規避風險的留在大羣，厭倦流程、渴盼落實的出走，又建小羣。
羣內負責籌款的同學發了自己的二維碼，24小時之後，籌款結束。接着找過來的是學生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學代”）的前任常委，對方溫柔而堅定，表示“學校已經大概瞭解到這個互助活動”，想和她們聊一聊。
前任學代常委聯繫童童的聊天截圖。受訪者供圖
於是小羣再重組。負責籌款的同學，將微信紅包一個一個還了回去，因爲“家裡有事”退了羣。小鄭和學姐的圖書館行動受阻，也加入姐妹羣，同時捎來了從深圳大學朋友處拿到的“衛生巾互助盒子開源策劃案”作爲參照。
殷艾寧加入時，全新的“絕美姐妹羣”正磨刀霍霍，討論、分工、幹活。石墨文檔、問卷調研、寫策劃，她們爆發出課堂presentation和小組作業時從未有過的執行力和積極性。
“絕美姐妹羣”的成員們以線上共享文檔的方式協同工作。受訪者供圖
然而學代傳聲的溝通方式讓她們擔憂。
提供開源策劃書模版的深圳大學學生們，從開始籌備到校方通過，只用了一週多一點的時間。但和“姐妹羣”接洽的學代會現任常委，卻一直強調“我不能代表學代”。
11月10號，策劃書提交後，羣內一個在學代任職的成員試圖聯繫輔導員，對方給她推薦了教師代表大會，於是，她們又遞交一遍策劃書。
等待答覆期間，衛生巾互助之風已經刮進了中學——11月16日，在師生提倡、校領導支持下，福建一中計劃全校覆蓋衛生巾互助箱。#暨南大學衛生巾互助盒#也一度登上熱搜，殷艾寧點進去一看，閱讀量少得可憐，帖子互動也極少，結合校內互助盒迅速被撤的現狀，她 “覺得很諷刺”。
“予她同行”提供的開源海報。圖源：予她同行
Boys help girls
爲了吸收經血，世界各地的女性曾經使用過各種天然材料。當古埃及的男人在金字塔和方尖碑上刻畫象形文字時，女人們巧妙地在體內插入柔軟的紙莎草吸收經血，上世紀20年代，外用的布墊最終成爲首選，但它們既不實用，也不舒適。
所幸哈斯（Earle C.Hass）博士是一位善於觀察的醫生。他注意到妻子對衛生巾的不滿，結合手術過程中用棉花止血的經驗，發明了帶有塗敷器的一次性衛生棉條，並在註冊商標時，將“衛生棉條”和“陰道塞”兩個詞結合，取名丹碧絲（Tampax）。後者被投放市場後，一直沿用至今。
上世紀20年代，美國率先出現可穿戴、可重複使用的各式衛生巾。
如今社交媒體已成戰場。就性別平權這一議題，支持和反對者各自揮舞着大旗，口舌相爭屬於家常便飯。在這場交戰中，一旦落入男女二元的社會性別框架，人們便模糊了真正的立場。很多女性被歸入“女拳”，而更多的男性則難逃“蝻犬”或“蛆”的互聯網狙擊。
但像哈斯博士一樣具有同理心的男性似乎沒有消失。
哈斯博士於1933年爲他發明的月經用品註冊專利。
總是“Girls help girls”，“Boys help girls”是否可能？唐慶葉在朋友圈看到衛生巾互助盒之後，立刻意識到他能做什麼：作爲暨南大學新聞社的編輯、校園媒體的一員，他“想幫助她們”，意識到用詞欠妥，他立刻糾正道：“也不能說幫，只能說客觀地去報道一下這個事情。”
他比殷艾寧和童童想得更遠。除了互助模式的道德風險和學校的許可外，他想到的是衛生巾的儲存風險，“有人可能會使壞，可能污染一些衛生巾。一旦有這個事情發生，沒有人出來負責，這個組織不可能負責，她們是個人。如果有人生病了，那就是衛生事件。一旦衛生事件發生，互助盒這種事情就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現了。”
實際上，他也是最近才接觸到“月經羞恥”這個概念。他在天津接受了完整的應試教育，但性教育的影子極其淺淡，幾乎沒有蹤影。他的性知識來源於瀏覽網頁時曖昧的飄窗廣告，以及生物課的基本生理常識。
他依稀想起初中時，大家談論數學題，討論遊戲，就是不討論身體的變化——無論是女生們的月經，還是男生們的遺精，“好像大家都沒感覺”。
暨大圖書館一隅。譚海彪攝
在新聞社的內部選題會上，他報的互助盒選題反響激烈。採訪部共3男11女，社長是女生，高中在上海讀女校——一個似乎已經實現月經自由的環境。從個體的生命經驗出發，她質疑，月經羞恥是否真的存在？
唐慶葉沒有讓步。在討論由誰操作時，大家一致認爲“你報的題你做唄”，沒什麼性別之防男女之分。
一開始，唐慶葉也擔心——他看了太多兩性對立引起的爭吵，不希望衛生巾互助盒成爲下一個導火索，繼續爲無休止的性別罵戰貢獻燃料。後來，和“姐妹羣”的那次交談卻讓他感到安心。
正式採訪時，他和5個“姐妹羣”成員約在食堂的角落，線上還掛着3個人。9個人一言一語聊了1個半小時，從初衷聊到困難，從各自的月經羞恥經歷聊到月經貧困。其中一個成員告訴唐慶葉，互助盒之所以放在公共洗手區域，是因爲廁所內部過於潮溼，容易滋生細菌，因此放在外面會好些，而不是爲了讓男生女生都看到。
唐慶葉倒覺得區別不大：互助盒的初衷是爲女生服務，到底是放在女衛裡面還是外面，在這個議題上，“男生的意見並不是那麼重要”。
順着話題，他問了成員們一個問題：“你們覺得互助盒這個事，是能鼓勵女性去打破月經羞恥更重要，還是這個盒子放在衛生間裡，幫助到有需要的人更重要？”
他沒想到，“姐妹羣”的回答是後者。
人來人往的圖書館入口。麥梓楊攝
相較於女生，知道互助盒的暨大男生並不多。唐慶葉問在圖書館兼職的舍友：“誒，你知道那個衛生巾互助盒嗎？”對方搖搖頭。
但舍友們都很支持唐慶葉。“衛生巾互助盒”引起反響後，網上有男生跟風，喊起了“手當其衝”的口號，嘲弄般地仿照“衛生巾互助盒”，放置了“衛生紙互助盒”。
聊起這個，宿舍裡的幾個男生覺着“莫名其妙”。對於他們來說，性別不是事，男生女生不過都是一具身體，或者說，一具物品罷了——唐慶葉從生物系轉專業到新聞系，舍友也都是學生物的。
後來他拖了一星期，寫了兩千多字的稿子，還沒發。社長讀完文章，誇了他兩句，不忘提醒他改文章的小標題。
“她們需要接受一些性教育”
和暨大衛生巾互助盒不同，11月2號投放至今，上海外國語大學的衛生巾互助盒已成功運營了大半個月。
一隻四四方方的白色塑料盒，粘在教學樓和圖書館的女衛牆上，周圍環繞着三張紙——拒絕月經羞恥的海報、每日檢查表，以及受西南政法大學啓發的“衛生巾互助公約”。打開盒子，除了用密封袋包裝好的衛生巾外，還有一張貼紙，寫着“請記得放回”。
連雨在上外讀研三，她清楚記得，當時她在椅子上休息，打開微博，刷到了衛生巾互助盒的推文。很多學校已經參與進去了，而她所在的上海外國語大學女生多，“那就更應該搞起來了”。
最早出現在上外圖書館女廁的互助袋，和暨南大學是同款。受訪者供圖
連雨所在的“SISU互助小組”一共16人，唯一的男生是她們的學弟，叫吳林，也是第一個在上外放置衛生巾互助袋的人。
作爲男生，吳林上學時從沒機會認識月經，後來受一位女權主義好友的影響，纔開始瞭解自身以外的性別。看到微博後，他第一時間打印了海報，買了筆袋和衛生巾，進不去女廁，就拜託那位女性朋友幫忙。
第一次看到圖書館女衛外牆上的互助袋時，連雨有些激動，在此之前，她已經爲學校的許可接連奔波了好幾天。得知圖書館的物業管理獨立於學校後勤處後，她聯繫了吳林。
對連雨影響極大的一本書。受訪者供圖
初中時，連雨有過一段“疑似被校園霸凌”的經歷，總是受到女生的排擠和冷落。
一次月經量多，漏在了校服褲上，她站起來一看，椅子紅了。她又驚又怕，一邊擦一邊留心旁人的反應——幾個女生露出了嫌棄不已的神情。幹紙擦不乾淨，沾水擦，連雨的手上也沾了丁丁點點的紅，女生們的表情愈發厭惡起來：“我靠，你看她好惡心。”
連雨聽見了，聽得很清楚。現在，她唯一的感覺是，“她們需要接受一些性教育”。
“衛生巾互助盒”並非她唯一一次行動。最近，她還給高級翻譯學院英語口譯的研二學生們做了一場性教育Presentation，從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講到處女膜的構成，再到避孕措施和知情同意的概念，20分鐘的展示時間壓根剎不住車。
這可能是這些早已成年的學生，此生上過的最完善的性教育課堂了。課後，老師跟她說：很後悔，希望把12歲的女兒也帶來聽一聽。
連雨在課上展示的PPT。受訪者供圖
互助盒計劃零零碎碎加起來只花了105塊。盒身是採購的同學從網上淘來的棉籤盒，外表大方，背膠牢靠，大小適宜，9塊一個。
“SISU互助小組”每天派人對校區內的5個互助盒和互助袋進行檢查、維護：先要用酒精棉片擦拭盒子表面，再檢查衛生巾是否過期，是否需要補充，密封是否完好，最後，在檢查表上簽字，拍照發在微信羣內，和第二天負責的人交接。
上海外國語學校虹口校區目前有4個這樣的衛生巾互助盒、1個互助袋。受訪者供圖
最初一批衛生巾是連雨衆籌來的。4個盒子，每個需要放4片衛生巾，加上補貨要用的，算起來只需要30片，同學們卻恨不得一包一包地給她們塞。
然而，補貨用掉的6片讓連雨有點失望——負責檢查的同學，每天都會觀測盒內的餘量，以及用完後有沒有人自覺放回——只有在一片都沒有的情況下，他們纔會補貨。
“取一放一”下面是紅筆畫着的波浪線。受訪者供圖
用於補貨的衛生巾幾乎都消耗在圖書館。連雨“現在都有點不懂”：在她看來，能進圖書館的都是上外師生，素質較高，這應該是最不用擔心的一個地方，但在3、4樓，甚至出現了衛生巾“兩天都剩零片”的情況。
這種失望並不是第一次襲擊她。她們貼在圖書館4樓走廊的“拒絕月經羞恥”海報，不止一次被挪進了女衛生間，她們再貼出來，又被挪進去。最後，圖書館出來一位女老師，讓她們不要貼在這裡。
“爲什麼？”她們問。通道里還有垃圾分類的海報，上海垃圾分類了。
“你放在這裡大家都能看見了。”
“目的就是要大家都看到。”
老師說：“這樣多不好，有的人看了就覺得不舒服”。儘管老師“也知道月經不是什麼羞恥的事情”，但貼在4樓通道的海報還是反覆被撕掉。
被反覆撕下來的宣傳海報。受訪者供圖
衛生巾互助盒何去何從，連雨還沒有想好。“我們還有一年半畢業，現在還沒有討論，但應該會找信得過的學弟學妹，比如吳林，看看他跟同學們有沒有意願做下去”。
最好的情況是“後面就用不着這個盒子了”——在互助盒落地的同時，她聯繫了筱葉子公司，對方和學校國資處（國有資產管理處）接洽得十分順利，目前在上外兩個校區各佈置了一臺衛生巾自動售賣機。
連雨希望大家以後都用售賣機，“這樣質量能夠有保證”。
自助售賣機安裝後，連雨和朋友們都去買了衛生巾，以示支持。受訪者供圖
衛生巾革命向前一步
孫曼最近很忙。從10月中旬開始，陸續有各大高校的學生打電話進來，希望推動衛生巾售賣機進校園。一開始她摸不着頭腦，後來有學生跟她解釋，她才知道有衛生巾互助盒這麼個事兒。
2015年，孫曼和朋友創立了筱葉子科技有限公司，主打衛生巾自動售賣機，口號是“改變女性出行習慣”。她和好友去日本旅遊，看到好多公共場所都有衛生巾自動售賣機，國內既然沒有，“不如就做一個”。
創業團隊只有8個人。市場調研開始了，6個男生負責發問卷，發微信、打電話問自己的女性親朋好友。剩下的2個女生守在北京西單、東單的商場女廁門口，看人出來就攔着問。
實際上，絕大多數商場都向顧客提供免費衛生巾，但90%以上不會給出標識——這就需要直面困境的女性，自行尋找服務檯或可以幫忙的保潔阿姨。孫曼記得：“只要是女孩子都沒有（抗拒的），都特別接受，甚至很興奮。”
初代衛生巾售賣機上寫着一句話，“我是你今天的小幸運”，然而，2016、2017年兩年加起來，團隊安裝的機器不超過50臺。2017年，無人自助售貨終端成爲新風口，一些媒體採訪孫曼，聽她說“都不好意思說公司的銷量”，有記者誤解了原意。結果文章發出後的一個半月，接連有不同的風投公司打電話，問她是否需要融資。
筱葉子的第一代產品。受訪者供圖
身邊一些男性友人不看好她的項目，好言相勸：“姑娘，這個項目別做了，虧死了。”甚至有的商場裝完機器後還在問：“真的有人買嗎？”
以前孫曼不理解，挺氣的，後來就想通了：“我們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他們是站在男性的角度，出現分歧是正常的。”
如今，她的團隊壯大到20多人，機型進化到第5代，主要合作對象是商場——越是高級的商場越注重這些細節。商場之後就是高校。2017年前後，筱葉子和北京林業大學合作，這是第一所高校，隨後，產品開始鋪設在華北各所高校。
最新一代衛生巾自助售賣機。受訪者供圖
儘管承諾免費安裝，但衛生巾售賣機進高校還是面臨重重困難。
首先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複雜的審批流程讓一些老師望而生畏。和更多老師溝通後，孫曼瞭解到另一層面上的顧慮：“他們會說，我們上面也是有領導的，領導會來視察。我們引進這個東西，如果是我們花錢買的，你花的錢值不值得？這是需要報批的；（如果）我們不是花錢買的，你們這是個消費的東西，這就屬於有點商業運作了”。
最離譜的是東北某高校，不僅開出天價“進場費”（即學校在管理衛生巾售賣機方面需要支出的運行維護成本），還“坐地起價，要我們給兩萬塊”。雙方直接談崩。
後來團隊被迫做出調整：在免費進校安裝的基礎上，統一給高校每年1000元的管理費，需要時，請行政部門的老師代爲補貨運維。
逐漸走進高校的售賣機。受訪者供圖
和連雨聯繫時，孫曼記得上外的老師反應特別迅速，即便有一些顧慮，但也沒有阻攔，“學生當時都激動得不行了”。
但更多的學校基於安全的考慮，暫時拒絕了學生。“她們就特別無助、無望，給我打電話問我們有什麼辦法，或者問別的學校都是怎麼做成的”。還有人希望她能直接出面，跟校方溝通，“說得很可憐，我自己都覺得挺不容易”。
孫曼團隊在上外安裝售賣機。受訪者供圖
“商業是最大的慈善”，殷艾寧已經忘了從哪看到的這句話。從一開始，她就對互助盒的可持續性持保留態度，“衛生巾互助盒的形式和實際用處，可能前者大於後者”。看見有人在微博上分享衛生巾自動售賣機後，她將之作爲互助盒的商業化替代方案，正式寫進了策劃書。
但20多天過去，依舊沒有答覆。
學代常委告訴童童，老師們最近忙於校慶，他們也還在討論中，之後會反饋修改意見。“姐妹羣”的成員們也都有各自要忙的事。偶爾想起互助盒時，殷艾寧感到意料之中的失望——以前在深圳校區時，學生們希望安裝快遞代取櫃，前後花了兩三年才完成。
但她還是抱有希望的。在“姐妹羣”共同起草的《暨南大學衛生巾互助計劃策劃書》裡，“項目意義”這麼寫着：
“從當代的大學生做起，對正在成長的、觀念尚未完全定形的未成年人起到帶頭和引領；令已經進入社會的女性看見新生代的後援與助力，從而使她們更敢於在社會環境中打破月經羞恥，爲自己和新生代創造更好的工作環境。”
“我們就覺得應該把它落實，不能只出去博個名頭。”殷艾寧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爲化名
文 大王 | 編輯 簡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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