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村"書聲:哪家孩子成績好 村裡宴席爹媽坐上席

“只有觀念的改變才能走下心中的‘懸崖’，而觀念的改變，還是得靠教育。”

在彝族作家阿克鳩射看來，懸崖村的父母們，對教育的重視已經不比城裡的家長少，“因爲他們知道，只有知識才能爲孩子們插上飛出去的翅膀。”

2020年11月，立冬之後，彝族新年，孩子們都從山下回到懸崖村。

11月22日下午，從鋼梯上爬上來，19歲少年某色布且彎腰走進半山坡的家。這是個土夯房，屋裡不算亮堂，剛殺的豬鋪在地上，牆上掛着香腸，不遠處彝族火炕火燒得正旺。火塘旁，14歲的某色小林正將作業收好，初二的她在作文裡回憶自己的小學，字跡端正秀氣。

布且放下揹簍繫上圍裙，圍着竈臺開始做飯，他是昭覺縣民族中學高一的學生，也是現在山上勒爾社裡唯一的高中生。當年一起上學的小夥伴，比他大三四歲的，有的已經做了父親，“到我妹妹她們讀書時，村上的孩子都能按時入學了。”

曾經的懸崖村，讀書比不上找牛羊歸圈重要。艱難的上學路，大多數孩子只能讀到小學畢業。如今，當紛繁的現代文明衝撞着這個古老村落時，村民們已經相信，讀書是走出貧困的最好出路。

截至2020年6月，在懸崖村貧困戶易地扶貧搬遷到縣城安置點之前，懸崖村小學，包括“一村一幼”幼教點，共有520多名學生，均實現適齡兒童全部入學。搬遷後，大部分學生已轉學到縣城3個安置點周邊的學校就讀。

夢想讓每個人發出不一樣的光，這裡的孩子，無人再輟學。

山上山下

兩代人的求學路

布且的上學路，並不好走。

因爲下山的藤梯太危險，他11歲纔開始讀小學。曾經的他每週回家一次，都是被父親用繩子綁住腰送下山，小小少年揹着一袋大米和鹹菜，走上7公里的路到達學校。漫長的冬天，小腳丫得蹚過冰涼的河水，踩過厚厚的積雪，路途中溼透的褲腿與鞋子，到了放學依然冰涼。

這也是一條越來越孤獨的路。小學頭兩年，布且還能和七八個同村夥伴一起上學。到了五年級時同行的就只剩下兩三人，上到六年級，他還有唯一一個夥伴，但到了中學，這條路上只剩下他一個人。

“所以懸崖村的孩子上學都晚，因爲小娃娃們走不了藤梯，只能在村裡趴在地上玩，渾身黃土。”今年50歲的莫色子古太清楚這條路，他在懸崖村長大，年少時拼盡全力想要走出大山，卻在中學畢業後，因家貧而放棄學業。

“以前，懸崖村的孩子成才太難了。”到現在，莫色子古都記得自己彼時的迷茫。直到1993年，受支爾莫鄉委託，他成爲阿土勒爾村的代課老師。在他之前，請來的老師都留不住，留下的老師自己都是小學文化。相比“小學生”教小學生，在懸崖村長大、又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莫色子古是最好的人選。

那是他最開心的一天。接下來的11年，他在懸崖村的三個社待過，一個人承擔起語文、數學等多門課程的教學工作。也因此，莫色子古見過太多人被中斷學業。其中，上學的路太難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在懸崖村，即使孩子們好不容易讀到中學，但最近的古裡中學距離懸崖村也有50多公里，村上的學生娃需要凌晨4點就出門，小小的身影順着山路越走越遠，路上餓了就啃玉米餅和土豆，直到下午6點才能到學校。

在莫色子古的經歷中，路險、家貧、父輩的認知，任何一項都會阻斷上學路，“何況，懸崖村佔全了。”

命運不同

讀書好，腰桿子硬

對於布且而言，從小他就知道一筆賬，他們家全年的收入主要來自種玉米的2000多塊錢，而他一年的學雜費需要大概600元，佔了全家收入的三分之一，陸續有了3個妹妹後，壓力更大。

這一家四個孩子能一直讀下去，是因爲他們的父親某色伍哈。那是個背已佝僂的中年人，明明才48歲，但黝黑的臉上已被操勞刻上深深的皺紋。而他的故事，是關於懸崖村上一代的遺憾。

故事的開始，是懸崖村的一個少年，他在13歲前沒下過山，童年沒有受過教育，他不會識字也不會說漢語。28歲時，他獨自去長春打工，語言不通，沒有技術，待了一個月就想回家，但因爲不識字總是坐錯車。

坐了很久的車，不知道去了哪裡，也不知道怎麼求助。他又累又餓，終於想到把來時的車票遞給售票員，指着出發的地名，手腳並用表達着想去哪裡。終於，沿途的風景逐漸熟悉。在回家的路上，他哭了。一年後，他有了兒子，他下定決心，一定不能讓後代重複自己這樣的生活。

“不能讓孩子也吃沒文化的苦。”坐在火塘邊，某色伍哈用生硬的漢語說。

觀念的改變總是緩慢且堅定的。有人是在見到世界之大後的感受。2008年，村民餓的來格從山下揹回一臺21英寸的電視，那是村裡的第一臺電視，全村人都圍在他家，外面的世界第一次這麼近涌上這個懸崖上的村莊。對餓的來格而言，在中學時放棄學業，20歲報名參軍，經過一段熱血歲月後，他帶着三等功退伍回村，卻感覺自己被困在了和祖輩一樣的生活中。

“習慣貧窮也是一種貧窮。”在過去7年裡，彝族作家阿克鳩射曾54次抵達懸崖村，從藤梯到鋼梯，他深入到這裡的每一個角落。

36年前，懸崖村有了第一位土生土長的大專生。阿克鳩射和他聊天時，他已年過半百並在縣城安了家，但仍能想起幼時小學的土牆茅草頂，老師寫字的木板、學生寫、畫的尖石頭。那時村裡家長不覺得讀書有什麼用，直到他在大專畢業後有了工作，並頓頓能吃上“豬肉和大米飯”，人們才認識到讀書的價值。

“現在都是‘教育攀比’了。”曾經，作爲支爾莫鄉黨委書記，阿子阿牛需要挨家挨戶做思想工作，勸說輟學的孩子回學校。村裡攀比得最多的，也是紅白事殺了多少豬羊，送了多少禮金。可如今，這裡的觀念早變了，“哪家孩子成績好，考到好學校，哪家的父母就會被奉爲上賓，村裡紅白喜事坐上席。”

因爲兒子布且，某色伍哈走在村裡努力挺直腰桿。這位父親最自豪的事，就是告訴大家要下山去給孩子開家長會。儘管他不識字，也看不懂成績單，但他就是相信，兒子的成績肯定很好。

世界很大

離村民不再遙遠

和觀點一起一點一滴改變的，還有這條上學的路。

2014年，位於懸崖村山腳下的勒爾小學建成並開始招生。2016年，鋼梯修好，村裡有了幼教所。2020年，84戶曾經的貧困戶搬下懸崖村，在縣城安置點擁有了新房。

在整個昭覺縣，小學入學率已經達到99.88%、初中入學率達到99.86%，30222名曾經的貧困家庭子女全部入學就讀。

讀書聲響起，孩子們有了自己的夢想。

布且希望未來自己能考上大學、學法律，這源於他從小看見村裡人有爭執都自己解決，長大後才知道有些事應該用法律來衡量。

爲了這個目標，布且很努力，他每天早上5點半起牀，凌晨才睡。“城裡的孩子基礎比我好，但是比我還努力。”對於女孩某色拉作而言，剛從勒爾小學到昭覺中學時，曾被巨大的不適應籠罩。在年齡上，17歲的她是班裡最大的女孩；在課程上，也從小學時只有三門課猛增了歷史、政治等多門課，拉作想起從小攀爬藤梯的上學路，每當她想要放棄時，就會把路程分成一個個小目標，再一段一段抵達。於是，她制定了每個階段的學習計劃，一點點趕上，直到現在成績穩定在班級前十。未來，拉作希望自己能成爲一名語文老師，回到家鄉，幫助更多的孩子走好讀書這條路。

“只有觀念的改變才能走下心中的‘懸崖’，而觀念的改變，還是得靠教育。”在阿克鳩射看來，懸崖村的父母們，對教育的重視已經不比城裡的家長少，“因爲他們知道，只有知識才能爲孩子們插上飛出去的翅膀。”

如今，在懸崖村，基本上都是母親在城裡的安置點照顧讀書的孩子，父親在山上村裡種花椒、油橄欖，搞養殖和經營農家樂，全家人的盼頭就是讓孩子們安心讀書。對於他們而言，一直留在懸崖村，和出去感受過世界後再回到家鄉，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杜江茜 徐湘東 肖洋 楊濤 攝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