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澤宇：編造關於新疆的謊言時能不能走點心？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徐澤宇】
19世紀的英國作家塞繆爾·巴特勒曾說：“我不介意別人撒謊，但我恨粗製濫造的謊話。”
最近一些西方政府、媒體、學者不遺餘力地散佈所謂新疆“強迫勞動”的謊言，其實這倒並不讓人意外，對有關中國的事實進行歪曲性解讀已經成了許多外媒的慣用伎倆。讓我感到驚奇的是，他們最近連編造謊言都越來越不走心了，而就是這種粗製濫造的謊言，居然還被那麼多海外受衆信以爲真。
前幾天，BBC駐北京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在沒有履行任何常駐記者離任手續的情況下突然離境，上演了一出伍子胥過昭關的苦情戲，把自己打扮成一名因爲捍衛“新聞自由”而被迫出逃的衛道士。
沙磊，圖片來源：BBC報道截圖
那他在倉皇辭廟前是怎麼發揚“新聞自由”的呢？
我第一次關注到沙磊是在去年2月。當時BBC邀請我就武漢疫情進行直播連線，對方主持人向我提問時提到了他的名字：“我們的記者沙磊也在中國報道疫情的進展。他與一些民衆交談過，他們對中國政府在疫情初期應對不利非常不滿。沙磊說很多當地人都非常憤怒……”我當時正在武漢採訪，親眼見證了人們在疫情第一線的守望相助，而遠在北京的沙磊卻憑藉幾個有選擇性的採訪就勾勒出了一幅民怨沸騰的景象。
去年12月，沙磊以BBC記者名義發表了一篇名爲《“被污染的”中國棉花》的報道。他在文中聲稱，“中國正迫使數十萬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羣在西部新疆地區廣闊的棉田中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要知道，這是對一個主權國家非常嚴重的指控。這種報道如果出現任何一丁點的事實偏差，發佈消息的新聞機構就不僅聲譽要遭受重創，更會面臨法律的制裁。
在一個波及面這麼大的報道中，沙磊都提供了什麼實錘？首先，他暗示二十多萬勞工被中國“準軍事組織”強迫轉移，根據是當地政府網站上描述2018年新疆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的一句話——“僅和田地區、阿克蘇地區跨地區到兵團拾花人數分別達15萬人、6萬人”。
隨後他又從新浪之類的門戶網站上搜羅了幾條近些年新疆拾花工的新聞，從中摘出“動員、組織”“應轉盡轉”等詞語，將這些描述政府爲勞工提供運送服務的表述刻意偷換概念，成了所謂“強迫勞動”的證據。最後他採訪了一位身份無法確定的所謂“流亡人士”來現身說法，強調政府官員是如何“挨家挨戶讓他們去採棉花的”。
下面呢？下面沒了。
文章剩下的部分就是用一些衛星照片來論證所謂“再教育營”是如何限制少數民族自由的，以及把中國政府的扶貧措施歪曲成對當地人的“洗腦”和“監視”。當然，這些都是渲染威權主義氣氛的傳統配料。
我看到這份報道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找幾篇公開新聞報道尋章摘句，偷樑換柱般地拼接到一起，居然被當成了“水門錄像帶”式的史詩級發現，用來指控一個國家的政府犯下反人類罪行。
如果我們以最大的善意，假設沙磊本人不帶有任何主觀惡意、單純懷着自詡的懸壺濟世情懷寫下這篇報道的話，那麼他的新聞專業性也是值得懷疑的。使用這麼經不起推敲的證據，他作爲一名記者在下筆的時候不會猶豫一下嗎？更重要的是，作爲一家有着近百年曆史的國際知名新聞機構，BBC爲什麼能允許這樣一篇充滿事實疑點的報道被簽發出來？
這就是西方“新聞自由”的打開方式嗎？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今年3月底，我剛剛到新疆的喀什地區採訪過，當地早已開始大範圍推廣農業機械化。一位維吾爾族農民跟我說，他們家的種棉採棉作業早在十幾年前就由機器完成了，甚至在這段時間裡更換了兩臺拖拉機。十畝棉田單是犁地、平地就要耗費五個勞動力半天的時間，用拖拉機則一個半小時就能完成。更有很多當地農民將自家的棉田流轉出去，外出務工掙得更高的薪資。在他們看來，新疆棉花種植業的“強迫勞動”實在是一種又可氣又可笑的說法。
當然，沙磊的報道似乎並非毫無依據，他聲稱自己的這些論斷基於德國學者鄭國恩（Adrian Zenz）一篇名爲《新疆強制勞工——以採棉爲目的的勞工轉移和少數民族動員》的研究報告。拜讀完這篇包括封面、封底和大量插圖在內只有20頁的所謂研究報告，我緩緩打出一個問號——如果一篇博士畢業論文寫成這樣，導師會不會給他掛掉？
一個自詡爲“中國問題專家”的所謂學者，在完全沒有田野調查的情況下，僅憑藉對官方網站消息、公開新聞報道、學術期刊進行斷章取義的解讀，就構建出了一個言之鑿鑿的反烏托邦敘事。他在報告的結尾部分還寫了這麼一句話：“在無法對勞工狀況進行實質性和獨立的觀察的情況下，我們只能推定任何來自新疆的棉花都可能是強迫勞動的產物，因爲那裡強迫勞動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我很難想象，在一份嚴肅的研究報告裡寫下這段話需要怎樣的魄力。
徐有貞在誣陷忠臣于謙謀反時說過一句千古名言：“雖無顯跡，意有之。”或許在這一點上，鄭國恩與明代的古人暗合。
然而，就是這麼一位二手材料的搬運工，被一衆西方主流媒體奉爲了新疆問題的“研究權威”，把美國對黑人做過的事情、德國對猶太人做過的事情，硬生生地安在了中國頭上。
這不禁讓我想到，一百二十年前德國皇帝在送別侵華遠征軍時發表的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說”：“你們要毫不留情地持打敗他們，不留戰俘，格殺勿論，碰上一個殺一個！要象一千年前的匈奴一樣在阿提拉國王的領導下勇敢作戰。匈奴的戰績舉世難忘，德意志這個名字也要以同樣的方式在中國打出威風，打得中國人再也不敢擡頭看一眼德意志人！”
一個西方國家侵略一個東方國家，竟然要藉由另一個東方民族爲自己的野蠻行徑遮羞。
兩個甲子都過去了，基於自身經歷的虛假想象可以少一點了，關於中國的謊言該編圓滿一點了。
推薦閱讀：
平靜的水面下，處處是涌動的暗潮。4月2日，CGTN播出第四部新疆反恐紀錄片《暗流涌動——中國新疆反恐挑戰》，在紀錄片第三章“包藏禍心的教材”揭示了“三股勢力”在文化、教育層面對新疆的嚴重滲透。
於2017年落馬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教育工委原副書記、自治區教育廳原廳長、“兩面人”沙塔爾·沙吾提，自2002年起就領導組織犯罪集團，帶頭策劃編纂包含血腥、暴力、恐怖、分裂思想等內容的問題中小學維吾爾語教材，並讓這些教材在自治區使用了長達13年。
而時任教育廳副廳長阿力木江·買買提明、先後兩任時任新疆教育出版社社長塔依爾·那斯爾和阿布都熱扎克·沙依木，以及該社兩名分裂思想嚴重的編輯牙裡坤·肉孜、瓦依提江·吾斯曼也都參與其中，他們妄圖通過改變歷史、歪曲歷史，給學生們灌輸分裂思想，增加民族仇恨，達到分裂祖國的目的。
根據“兩面人”沙塔爾自述，2003年要編寫維吾爾語中小學語文教材時，擔任自治區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的他認爲機會來了。就給阿力木江、阿布都熱扎克安排這些事情，並多次與他們商量，向他們交代編寫教材的事情。
阿布都熱扎克稱，沙塔爾向他表示這次編寫教材，是很好的一次機會，一定要按他們自己的想法去辦、去培養“接班人”。於是阿布都熱扎克挑選了有一定影響的牙裡坤、瓦依提江兩人進入編寫組，並要求兩人在教材中多加一些反映“民族壓迫”（主要是反映過去“悲慘的故事”）以及“突厥英雄”的內容，特別是反抗國家、追求獨立的故事。
牙裡坤、瓦依提江兩人作爲2003版和2009版問題教材的責任編輯和“計劃”的執行者，不但擔任教材編寫者，還違反教材出版流程擔任責任編輯、初審人員、終審人員、校對人員。調查證實，沙塔爾主持更改了教材比例和內容，併發兩人動編造歷史，將大量含有民族分裂思想的內容編入維吾爾語中小學語文教材，並讓這些從教材自2004年起就在全自治區使用，長達13年。
2016年，羣衆舉報反映新疆教育出版社2003、2009版中小學維吾爾語教材存在嚴重問題，自治區組成專案組立案調查發現，問題教材中編入了大量極端思想的文章。而參與2003版小學部分教科書封面設計等出版工作的新疆教育出版社美術編輯夏依達·玉素莆，就在鏡頭前介紹了包含所謂“東突國徽”在內的多本問題教科書以及一個“7名維吾爾族英雄姑娘”的虛構故事。
“這個（故事）當時漢族士兵把她們逼到山崖，（她們）跳山崖死了，爲了保衛她們的家園。（宣揚）民族仇恨，對學生也是（產生）不良的影響”。夏依達稱，“很不可思議，想起來有的時候，我覺得也是特別的害怕”。她強調，用這種教材來引導（學生）的話，第一讓學生們對國家的認同感模糊而且下降，第二學生們也會受到一些“雙泛”（“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思想的影響。從小學到（初）高中一直用的這個教材，那就肯定是潛移默化的，有些人可能中毒比較嚴重，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作爲沙塔爾下屬的阿力木江表示，這些維吾爾語教材，從頭到尾宣揚“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思想，介紹的那些人物，就是讓孩子們從國外選擇自己的文化起源和文化根源。他還描述道，這一個教材審查完了以後發行到各個學校，“我想肯定有好多好多老師借題發揮，完了以後就是煽動民族仇恨的一些思想”。
而1991年出生的阿提科木·肉孜就是這些問題教材的一個受害者。他在上初中學到了這些課本里的一些事時，就有了要做些事的想法，這也導致他最終走上歧途，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對此，沙塔爾也承認，不管是“7·5”事件還是之後發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中，相當一部分參與者是他們“培養”出來的學生。
“我認爲，我們害了這些孩子”，他說。
最終，自治區教育廳原廳長沙塔爾·沙吾提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自治區教育廳原副廳長阿力木江·買買提明，新疆教育出版社原社長阿布都熱扎克·沙依木和塔依爾·那斯爾均被判處無期徒刑。
在紀錄片第三章末尾，烏魯木齊市公安局原副局長卡德爾·買買提指出，意識形態僅僅是其中一個戰場。“三股勢力”這些年在意識形態領域，一直搞教育、文化還有宗教，一直在滲透。新疆暴力恐怖案件不斷上升的原因，和這個有密切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