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下“美顏”後的《裝臺》 留下怎樣的褶皺和滋味
在2020年進入收官的時候，電視劇《裝臺》無聲無息地火了，這多少讓人有點意外。這部講述城中村一幫打工人碎碎子事和一箇中年人矛盾糾纏的家庭故事的劇，似乎完全不是當下市場爆款該有的配方。
非典型《裝臺》究竟給我們 “裝”出了什麼，能一眼就將觀衆吸引住？
《裝臺》裝出了凡人生活的離合悲歡
追尋豐富多彩的生活世界，描摹複雜多樣的世態人心，一直是中國電視劇的重要創作傳統。但就像前幾年流行的“小鮮肉”一詞所隱喻的那樣，當下電視劇的藝術創作普遍存在過度濾鏡化的問題，在追求爽感的過程中遮蔽了生活本身的褶皺。《裝臺》則敢於褪下這生活的美顏，以其強烈的生活氣息與觀衆的生活經驗相共鳴。
裝臺很特殊，因爲它是一種依附於特定行業的工作，刁大順的裝臺班子和秦腔劇團就密切聯繫在一起。但如果電視劇只是注目於這特殊的題材，那不免會陷入魯迅曾經批評的“咀嚼一己小小的悲歡，並視之爲大世界。”《裝臺》的高明之處在於以刁大順爲情節核心形成雙線並進的敘事安排：一條是刁大順的家庭故事；一條是裝臺隊的社會故事。從這臺前臺後的視角出發去反映大時代的風雲變幻與離合悲歡，形成了一種波紋圈層的擴散結構。
《裝臺》見證了傳統藝術的艱難生存。刁大順視秦腔團的鐵主任和瞿團長爲衣食父母，然而，秦腔團的衣食父母又在哪裡呢？即使是《人面桃花》這樣的經典劇目演出，也只落得個送票都沒人要看的結局。因此，鐵主任才四處拉商業演出的活兒，而他自己的媳婦在劇團沒戲唱，在茶館裡唱戲卻能掙下錢來。這正展現了傳統藝術的民間需求和劇團艱難生存境況的巨大落差，不管是唱戲的還是搭臺的，都在承受歷史洪流的沖刷。
《裝臺》描寫了進城務工羣體的不確定性生存狀態。城裡人的刁大順，帶着一羣農村來的務工人員幹天底下最苦的活兒。事實上，除了一座父母留下來的老房子，他和這些兄弟無甚兩樣，都有一搭沒一搭地看天吃飯。即使有活幹，但被拖欠算計工資的事兒也經常發生，但他卻從來沒想過和鐵主任徹底鬧翻，因爲有活幹就比什麼都強。通過他的裝臺班子，故事的觸角在社會空間中得到了自然延伸，從西安到陝南，從城裡到鄉下。
《裝臺》呈現了城中村這一特定空間中的衆生相。作爲城鄉結合部的模糊地帶，刁家村享受着城市發展帶來的機遇，也容納了各色人等來此尋找生活。因此，八叔、黑總、八嬸靠出租房屋、開麻將館、小超市生活就能逍遙自在；靠着煤老闆父親的二代則一心只想當秦腔團主角；開三柺子的八嬸男朋友爲了兒子結婚自己只好在外租房……這裡既充滿了生機，也包藏着污垢，形成了電視劇豐富複雜的社會空間。
《裝臺》還充分張揚了陝西的地域文化。隨着順子的三輪車在城中村穿行停歇，陝西的秦腔、美食、方言、城鄉風貌乃至於婚喪嫁娶等生活方式就全方位多維度地展現在觀衆眼前，給故事提供了典型濃烈的地理文化環境，釀就該劇獨特的腔調滋味，同時也爲社交媒體創造了話題討論和發酵的空間，形成了劇情與現實生活的密切互動。
電視劇是寫人的藝術，體現了創作者的思想與藝術立場。在某種程度上，我願意將《裝臺》視爲新時代的《平凡的世界》，都在爲歷史中的不可見個體加冕。
“裝臺”這一工作本身就頗具意味：乾的是藝術的活兒，但自身卻永遠處於追光燈之外。這個舞臺顯然不屬於他們。他們是不可或缺的沉默者，只能在舞臺的背後遠遠地看一眼臺上的演出。這正像位於大城市邊緣的刁家村和這村裡靠着大城市討生活的人，他們也都同樣不可見。我們甚至只記得他們的外號順子、大雀、猴子、敦敦、麻刀、轉轉、油餅、三皮、二代、八叔等而不知道他們的姓名。這是一羣真正的“無名者”。
作爲主角的刁大順，人生實在算不得順。父母早逝二哥不見，大哥常年在外漂泊。第一個老婆跟人跑了，第二個老婆帶着女兒嫁過來又病逝了，在街上“撞”回了第三個老婆也有複雜的前半生。大女兒刁菊花脾氣乖戾一言不合就開撕，二女兒韓梅結婚也不通知他，看似有錢的大哥卻又向他借錢賭博。村裡人都修了新房，就他一家還住在父母修的老房子裡。刁大順這個不斷碎裂重組的家庭遠稱不上圓滿，更說不上和諧，是個通常意義上的“失敗者”。他懦弱、隱忍、委曲求全，有些阿Q式的妥協，最高目標就是維持這個家和幹活能拿到工錢。但也是這樣一個人，能夠將一個七拼八湊的裝臺班子凝聚在一起，獲得瞿團的認可、丹丹的賞識、靳導演的愛慕、工友的愛戴，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又是一個“成功者”。
刁大順這個形象，讓人不由得會想起20年前《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張大民。雖然生活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個人生活遭遇的困厄也各不相同，但他們卻擁有小人物相似的人格光芒，成爲中國電視劇中基層平民的“這一個”典型。
除了刁大順，其他角色也各有光彩。仗義的大雀、精明的猴子、老實的敦敦、“錢對我沒有意義”的二代、知錯就改的八叔、外柔內剛的素芬、爲愛堅持的三皮、愛算計好面子的鐵主任、正直的竇老師、敢說敢愛的手槍等，都給觀衆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刁大順的大女兒刁菊花形象尤其特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爲女版蘇大強。這位從小被母親拋棄的姑娘，一直生活在不安全感中，並將母親出走的怨恨投射到父親身上。她就像一隻刺蝟，隨時隨地都張開着身上的刺準備扎向旁人，但那隻不過是她要保護自己的方式。她也不懂得如何與人溝通，與父親、與二代都如此。在她讓人討厭的言行中，我們也看得到她內心的恐懼、無助與柔軟，那實際上是對身邊親人最真摯的愛。哪怕是對沒有血緣關係的妹妹，看到她不聲不響地嫁到了鄉下，她也流下了淚水，即便這情感最後仍然是以斥責的方式進行表達。
能讓這些人物閃光，演員精彩的表演是底色。陝西籍的實力演員張嘉益、閆妮、李傳纓在這部描寫陝西故事的劇中游刃有餘，充分傳達了人物與地理文化環境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在細膩入微的表演中刻畫出了人物的性格與內心世界，打破了此前很多主流電視劇中演員演技無處安放的尷尬。
《裝臺》裝出了普通人的精神向度
《裝臺》中沒有真正的“大主角”，都是些生活的“小角色”。但這些小角色身上，除了生活的困頓艱辛之外，還有着自己可貴的精神標尺和底層倫理，這也是該劇能激發觀衆共情的核心。
這典型體現在刁大順身上。刁大順是個下苦的裝臺隊工頭，也是個被生活捏搓的苦命人，但這些都沒有讓他放棄自己的人生準則——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錢在這劇中顯然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不過，錢再好也取之有道，“不該有的連想都不應該想”。他也並非不通世故人心，拿不到工錢，他也知道抱着鋪蓋捲去鐵主任家裡堵他。在老姚那兒賺到了錢，他也知道要給鐵主任好處，因爲他們是相互依靠誰也離不開誰的命運共同體。在面對一幫兄弟的時候，他寧願自己吃虧，也不讓兄弟吃虧，當然兄弟們也不會讓他吃虧。他明白自己的命運，也搞得清生活的真諦，人生好比一齣戲，就得“我給你裝臺，你給我裝臺”，相互扶持，“沒有因爲自己生命渺小，而放棄對其他生命的溫暖、託舉與責任”（陳彥語）。他活得擰巴也通透，即使生活總是虐他千百遍的無止境苦累，他還對未來生活抱有如初戀般的美好期待。因此，當素芬要告訴他前夫的事情的時候，他纔會充滿困惑地請求“我能不能不知道你的過去？”他身邊的那羣人也沒有一個人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他們心裡，裝臺是藝術，裝臺人也是手藝人。這些小人物的精神弧光固然微弱但卻堅定，凝結成了時代精神的大氣象，爲觀衆提供了溫暖的心靈撫慰。
《裝臺》中的生活有點難，但該劇卻能講得很輕鬆，甚至有點好笑好玩，體現在順子和素芬、八叔、手槍、丹麥女等衆多人物身上。電視劇通過這種略帶喜劇的藝術表達方式有意識地與生活拉開一點距離，從而緩衝和昇華了苦澀現實生活在藝術表現中所帶來的張力，形成了一種喜中含悲，微笑着流淚的風格，更好地適應了電視劇這種大衆文化樣式的觀賞需求。
《裝臺》是一面藝術的鏡子，反射了基層勞動者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生活的酸甜苦辣、堅守的倫理精神。它包含的那種“苦澀”的刺痛感就如同一碗“辣子蒜羊血”，破開了被過多的甜膩精緻影像遮蔽的生活本身該有的五味雜陳，用人間煙火打動了觀衆的心。它所體現的正是以人民爲中心的現實主義美學觀結出的藝術之果，也進一步彰顯了主流電視劇創新表達所可能具有的巨大空間。
（張斌 作者爲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