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最牛樓“被壓”橋下15年 一年到頭不見光
正午時分，太原東山煤礦有限責任公司(下稱東山煤礦)退休職工趙春梅站在自家陽臺上，習慣性地擡頭仰望正上方的楊家峪高速大橋。一縷陽光穿過橋身的中間連接部投射下來。只要天氣好，生活在東山煤礦洋灰橋4號宿舍樓的許多居民都會重複這個動作，到陽臺欣賞上面的“一線天”。
這幢老舊破敗的4層磚混建築，因藏於太原東山過境高速公路楊家峪橋下15年，而被網民稱爲太原“最牛”樓房。
15年間，樓內36戶居民因採光、噪音、安全隱患等諸多問題，曾數次投書省市信訪、高速公路部門及東山煤礦，但並無實質進展。唯一的變化是年輕人陸續“逃離”了這裡，留下來的“守望者”大都成了老人。
“怕地震，就像頭頂懸着炸彈一樣。經常會失眠！”趙春梅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直言十多年留下的“心病”。
58歲的趙春梅與老伴史玉忠同齡，而這個歲數在4號樓裡算是“年輕人”。
被“壓”橋下的“62壓”
“如果建設期間我們對工程加以阻攔，結局絕不會如此悲慘！那個年代我們國企的職工太單純、樸實，總相信‘有關部門’會給安排。”十多年裡，趙春梅最自責的一件事就是當初做了“順民”，直到現在，她仍然耿耿於懷。
1994年，太原東山過境高速公路開建。作爲當年政府的“一號工程”，本着節省建設資金與加快工程進度的原則，太原市對拆遷工作提出了“個人部分適當賠償，單位部分‘誰家的孩子誰家抱’”的要求。
而洋灰橋4號樓建成於1979年，是當年東山煤礦爲了安置“62壓”(注：1962年，黨中央爲了減輕國家的負擔和壓力，採取了一系列的調整和整頓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大力精簡職工，壓縮城鎮人口，縮短工業戰線，支援農業第一線)回城人員所建。
在高速公路規劃設計中，洋灰橋4號樓正好納入楊家峪大橋建設拆遷範圍。按照要求，4號樓的拆遷安置工作應當由產權單位太原東山煤礦負責。
但拆遷安置始終沒有進行。自1996年高速公路建成通車，這幢東山煤礦內部稱爲“62壓”的樓一語成讖，被高速橋一“壓”15年。
“因爲房子是煤礦的公房，我們沒有產權，只有居住權，所以政府不會來找我們，都是直接和東山煤礦談。”趙春梅清楚記得，大橋從建設到通車，沒有一個單位與樓內居民進行過溝通對話，當然也包括本單位東山煤礦在內。
這一說法，記者在其他居民口中也得到印證。
大橋施工期間，趙春梅與其餘35戶居民並未選擇離開。每日，機器的巨大轟鳴聲和隨時可能降臨的危險與他們的生活交織在一起，而這一切在當時看來極爲平常和微不足道。
“人們也覺得危險，就是自己多留點神。橋墩打樁時路斷了，我們還搭上木板正常上班生活。”趙春梅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那時也向上級反映過，但我們都在單位上班，怕影響到自己的工作，所以不敢鬧得太兇！”
山西省交通設計院一位專家認爲“橋下人家”的存在很荒謬，他表示：“高速大橋下面絕對不允許有居民的存在，這是建設之初就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
曾在東山煤礦辦公室工作的趙春梅到現在都不理解，“我們還都在下面住着，他們怎麼就敢把橋架起來？”
而每次向上反映情況，接待他們的工作人員幾乎都會回敬一句：“你們當時幹啥去了？”
36戶居民的15年
“採光、噪音、安全”， 36戶居民爲這三個實實在在的名詞糾結了15年。
3月25日，記者再次來到洋灰橋4號樓。暖洋洋的陽光被楊家峪大橋一分爲二，灑滿東西兩側的學校、空地，蜷縮在橋下的4號樓顯得格外冰冷；飛速駛過的車輛發出沉悶的輪胎碾壓聲和刺耳的喇叭聲；橋下西側凸凹不平的空地上，小販擺起了水果、鍋碗瓢盆等生活用品，幾位老人在旁邊圍觀。
“一個老太太兩年前被橋上飛下的石頭打斷了腿，高速部門賠了一萬多！”一位圍觀的住戶告訴記者，“我們也知道下面有危險，但總得出來曬曬太陽。”
在2單元3層，住戶是一名年近八旬的王姓老太太。記者到訪時，碰巧見到老太太的兒子，他向記者訴苦：“我早不在這裡住了！危險不說，一年到頭見不上個光，沒個乾淨！”
從1979年住進4號樓，趙春梅和大部分居民一樣，都在這裡恬靜地生活了許多年，而這份恬靜伴隨着1996年高速的通車戛然而止。
“剛開始時跑的小車多，噪音還不至於太嚇人，後來大型貨車越來越多，路面逐漸破損，那個噪音就有些恐怖。”趙春梅形容。
趙春梅還記得四五年前的一次“維權”經歷，“當時高速公路半幅施工，也是噪音太大，晚上全體居民都睡不着，就把楊家峪高速收費站給堵了。” 她說，高速部門很重視，怕影響通行，及時做了處理。
雖然日復一日的噪音對於居民而言儘管難以忍受，但並不會危及到人身安全，不過，橋下生活的煩惱並不是如此的輕描淡寫。
2009年夏天，居民李春香在橋下穿行時突遭橫禍——維修大橋的瀝青從橋面排水管道下泄，正好把她和另一人澆了個透，最後施工單位以每人3000元的賠償了事。直到如今，李春香仍心有餘悸。
一到冬天，樓裡的居民更爲煩惱。碰上下雪，高速路面撒上融雪劑，或白或黑的污水就會順着管道排出，在風的作用下，噴濺到窗戶與玻璃上，很難清洗。如果碰到排水管道結起冰掛，許多老人甚至不敢出門。
楊家峪附近有一個火葬場，按照當地靈車過橋撒紙錢的風俗， 4號樓經常會出現窗外紙錢漫天飛的驚怵場面，居民白師傅還曾在深夜“收到”一個碩大的花圈。如今，這裡的居民早已對此見多不怪了。
“我們沒錢，但不缺紙錢！” 趙春梅對記者苦笑。
誰的責任？
針對住戶的煩惱，山西晉商律師事務所任顯斌律師認爲：“居民可以通過法律的途徑，向路權所有單位主張自己的權利，要求停止對自己居住權的侵害，並要求賠償噪音、採光、安全等帶來的損失。”
但實際上，“該告誰”這個問題，居民們還沒達成一致。而在“有關部門”層面，“誰該賠償”已經各有說法。
記者從太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下稱“太原高速”)獲悉，東山過境高速公路最初是由太原市政府建設，在1996年10月27日通車後正式移交給山西高速公路系統管理。因此，工程建設所涉的佔地、拆遷補償等具體細節，太原高速“並不知情”。
2007年之後曾數次參與協調此事的太原高速原路政大隊大隊長張貴生告訴記者：“按照當年修路的精神，拆遷都是太原市政府交由各級交通局去執行的，補償也由交通部門落實到位。在原始檔案中我曾查到有一筆給東山煤礦的補償款，好像三四十萬左右。”
4號樓的居民也曾聽說過，當年政府對東山煤礦有過一筆一次性補償，但錢並未用於4號樓的安置。
東山煤礦副總經理張克難否認了這一說法，他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原來有過一筆煤氣管道的補償款，但沒有對樓房進行過補償。”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試圖查找當年補償款的相關資料，但由於年代久遠、領導調整、經辦人離職等因素，未能如願。
對於當年爲何不對4號樓進行安置的問題，張克難以“前任領導經辦，自己不清楚”爲由匆匆結束了記者的採訪。
在太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楊振峰拿出2008年太原市政府安委會印發的一份文件。文件明確東山煤礦爲4號樓的主體責任單位，同時要求太原高速要做好隱患的治理。
“按照文件精神，我們2009年對這一路段的防撞護欄進行了加固，增設了隔音設施，共投入近3000萬元，目前在國內也可以說是最高標準。”楊振峰告訴記者。
2009年6月9日，太原市安監局、太原市國資委(注：東山煤礦是由太原市國資委監管的國有企業)、太原高速、東山煤礦聯合召開了一次協調會。會上，關於4號樓的去留問題，亦明確了“必須拆除”的意見。
但在協調會上，東山煤礦董事長張洪恩並不認同自己的主體責任，他堅持是先有樓而後建的橋，主體責任單位應爲高速部門。
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辦公室王國忠表示：“路面的歸我們管，我們可以把路面的安全做到最好，但只是權宜之計。要從根本上解決必須得搬遷，可這不是我們的職責範圍。”
作爲文件中認定的主體責任單位，東山煤礦對4號樓的具體安置究竟作何打算？該礦宣傳部李美忠部長向記者轉述了領導的答覆，“早前就向市國資委打了報告，由國資委上報市政府，再由市政府與省高速管理局協調解決，但還沒有反饋結果。”
4號樓的去留仍然懸而未決。
“我們會老死在這裡！
在4號樓裡，趙春梅與老伴算是有興致的人，養了一條狗，偶爾還會上網看看股票，懂得苦中作樂。如果碰到陌生的訪客或橋上傳來汽車劇烈的碾壓聲，小狗會發出尖厲的吠聲，而聽慣了“車震”的老兩口並不覺得吵。
趙春梅的女兒就住在附近的高速公路出口，但來的不多——老兩口不讓常來，怕不太安全。那幾年房價低的時候，樓裡的居民一直滿懷希望等待相關部門的安置，等到現在“淚已幹”、“心已死”時，太原市平均房價已漲到6000多元。
“建橋時房價還不到1000塊，現在只能看看，想都不敢想！悔不該一直堅守，也許我們都要老死在這裡了！”趙春梅有些哀傷。
如今，4號樓裡的居民都已步入花甲、古稀之年，在人生本應安享晚年之際，36戶居民的前景不容樂觀。
“高速公路收了這麼多年的過路費，咋就不能爲我們建棟樓？”趙春梅喃喃自語，“真希望有一天，有車穿過防護牆，砸到我們樓上。到那時，我們或許就能搬走了……”記者 韓文I太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