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藝術超市”,還是“藝術終結者”

手機直播已經成爲網絡創作和傳播的重要形式。圖爲5月17日,工作人員在河北省邯鄲北科自然博物館珍稀蝴蝶標本展區直播。新華社發(郝羣英攝)

手機的技術含量愈來愈高,創作功能愈來愈強大。圖爲消費者體驗5G手機。新華社記者 沈伯韓攝

用手機拍攝文藝表演視頻。新華社記者 徐昱攝

手機的雙重性質始終在平行地持續發展:一方面,手機的技術含量愈來愈高,功能愈來愈強大;另一方面,手機愈來愈通俗,幾乎成爲人手一部的日常用具。如同某些快速繁殖的物種改變了自然生態,手機正在深刻地重塑社會文化生態。目前爲止,固定電話、傳真機、書籍出版、電視機、電影、個人電腦、互聯網、金融結算系統等正在逐漸向手機集聚,繼而以手機爲軸心配置信息傳播產業鏈。

手機正在廣泛收集和充分佔有生活縫隙的“碎片時間

作爲電子元件集成電路組裝出來的機器,手機不僅架構了強大的通信網絡,而且多方位地參與人們的知識獲取、情感表述、行政管理、購物消費和休閒娛樂。鋼鐵代表了工業時代的基本風格,各種宏偉的景觀震撼人心,汽車、火車、飛機、輪船這些大機器運送人們周遊世界。相形之下,手機猶如握在掌心的一隻馴順的寵物。但是,這一部小機器敞開了巨大的精神空間。在某些人看來,進入手機逛一逛,可能比周遊世界還要有趣。手機的親和力甚至製造出某種心理依賴症:一些人睡眠之前的最後一件事與醒來的第一件事都是看一看手機裡發生了什麼。

對於當代藝術說來,手機的首要意義是造就一個新型的傳播工具。傳播工具猶如藝術的基礎設施,既包括貯存種種符號的物質材料,也包括配送物質材料的網絡體系。竹簡、紙張、劇院舞臺或者電影院銀幕不僅擁有相宜的符號體系,而且形成大爲不同的傳播區域。地方戲按照方言的分佈範圍與民間文化的脈絡流傳,著名的唱片擁有全球同步發行的商業網點。

德國學者本雅明曾經關注過一個特別的主題:傳播的發達程度可能微妙地左右作品美學價值體認。他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指出,工業時代的機械複製技術廢除了作品獨一無二的本真,複製品開始大面積流行,這時,作品喪失了神聖性質和令人膜拜的價值。博物館櫥窗陳列的作品真跡令人驚歎,然而,機械複製可能極大地削弱人們的美學敬畏。儘管完美的複製技術並未嚴重損害作品的美學價值,但是,機械的批量生產迅速地將藝術改造爲日常用品,拋入芸芸衆生的生活。一個歌手充血的獨特嗓門曾經喚起強烈的現場激情,因此,這個獨特嗓門接受了錄音帶的無數複製,存放於某一個櫃檯寄售。這時,機械複製終於促成了美學與個性的商業轉換:進入銷售體系之後,商品的質量與價格的權衡湮沒了“現場”與“唯一”的魅力。現在,手機正在完成這個主題的當代版本:形形色色的藝術門類與手機組織的傳播網絡開始銜接的時候,美學正在陷入日常的世俗氛圍

許多大機器通常與特殊的生活事件聯繫在一起,例如火車、飛機之於旅行;另一些機器更像是點綴於生活邊緣的某種高科技概念,抽象而遙遠,例如航天飛機、人造衛星;然而,手機融洽地交織於大衆的日常生活,這一部小機器可能隨時隨地出現於手掌之中。手機的使用不受種種時間分割的限制,輕易地跨越工作與閒暇、生產與消費、學習與休息之間的固定疆界,廣泛收集和充分佔有生活縫隙的各種“碎片化時間”。無論是候車、排隊、等待、如廁還是乘坐地鐵、會場中途休息或者咖啡廳晤面之前的空隙,人們可以就地取出手機,藉助搜索引擎瀏覽藝術作品。

手機的傳播功能如此強大,多數人如願以償地找到自己感興趣的讀物。利用各種場合的“碎片化時間”完成一部小說的閱讀,觀賞幾幅名畫或者一段視頻,發達的傳播網絡帶來了普遍的“文化民主”。由於手機全方位的近距離展示,藝術最大限度地投放到大衆之間,如同食品或者服裝藝術史流傳的許多軼事表明,古代藝術家曾經費盡心機,百般辛苦,但求一睹先輩遺留的藝術傑作,或者閱讀名家收藏的善本,相對地說,手機時代的美學享受猶如輕鬆地漫步“藝術超市”,自由選購種種心儀的作品。

手機的使用無形地解構了藝術周圍的莊嚴氣氛

然而,輕鬆會不會某種程度地轉向輕慢?這是手機的傳播與展示可能隱含的傾向。經典名作唾手可得,藝術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分界愈來愈模糊,藝術接受的隆重儀式已經基本廢棄。

翻閱案頭的鉅著,古人必須沐浴焚香、淨衣正冠。尊重與恭敬是偉大作品享有的特殊待遇。參加正式音樂會或者聆聽歌劇,正裝乃至盛裝構成了必要的禮儀。美術館、畫廊通常位於城市的顯要地段,展館內部流淌着景仰和崇拜藝術的整體氣氛。藝術與國家慶典相互聯繫的時候,崇高、肅穆、莊重、激越的風格令人目不斜視,屏息斂聲。

作爲工業時代典型的藝術形式,電影從屬世俗的大衆文化。儘管如此,電影院的設置仍然構成日常生活的明顯區隔。影片即將放映,電影院門窗密閉,觀衆緩緩沉入濃重的黑暗,一道強烈的白光照亮前方的銀幕,音樂驟然響起,幻夢徐徐打開……對於觀衆說來,沉入電影院的黑暗即是穿越藝術之門開啓之前的隔離帶,日常的種種瑣事留存於隔離帶的這一邊,不再攜入藝術空間。

可是,手機的使用無形地解構了藝術周圍的莊嚴氣氛,傳播對象突然被拖到日常生活的平面,帶有種種凡俗的煙火氣息。那些作品彷彿不是來自神聖的藝術殿堂,而是從口袋裡掏出來的。手機屏幕之中同一部電影的放映沒有震撼人心的音響,沒有撲面而來的炫目影像,情節梗概穿插於會議室走廊或者公共汽車站的嘈雜景象之間。周圍的干擾如此密集,人們甚至無法完整地還原故事的來龍去脈。這時,心馳神怡、如癡如醉或者熱淚盈眶很可能被視爲過於誇張的情緒反應。

嚴格地說,手機可以傳播與展示各種類型的作品,無論是古典風格還是現代風格,是一首抒情詩還是一出歌舞劇。然而,當藝術專門爲手機組織的傳播網絡提供作品的時候,日常的世俗氛圍開始提出要求。

手機縮小了藝術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差別

相對於經典作品的嚴肅、深邃、哲思、獨創,一種異於傳統的美學追求出現了。傳統觀念通常認爲,傑出的藝術作品具有文化領跑的作用。藝術並非日常生活的翻版,而是去蕪存菁之後的提煉和重組。藝術與日常生活之間存在特殊的張力,藝術想象之中美學理想的光芒折射出庸常之見的貧乏。發現大衆尚未覺察的歷史真理,洞悉世道人心的幽微曲折,發出振聾發聵的啓蒙之聲,捕獲轉瞬即逝的詩情畫意,這是衆多藝術大師的自我期許,也是大衆保持仰視姿態的理由。

然而,後現代文化愈來愈傾向於將這種狀況論證爲可厭的精英主義。藝術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差別正在縮小,愈來愈多的藝術家願意放棄獨特性而儘可能投合大衆。許多古典作家覺得,作品之中的主人公具有獨立的意志和命運,這些人物自作主張地出走、結婚,作家只能被動地尾隨記錄而無法出面干預他們的言行。然而,網絡作家拱手將這個權利交給了讀者。一批讀者公開聲稱:如果哪一個我們喜歡的人物死去,立即下線,再也不讀你的小說。這種威脅迅速奏效,許多網絡作家膽怯地妥協了。他們開始謙遜地向讀者徵求某個主人公的婚戀對象,或者投票選擇N種故事結局的方案。

藝術沒有理由自以爲是地甩開大衆,孤芳自賞,藝術的根系無法離開社會歷史的沃土。可是,一些人僅僅從生產與消費的意義上給予狹隘的闡發。藝術不就是哄人開心嗎?贏得廣泛的青睞也就是贏得可觀的經濟收益。藝術的評價體系之中,經濟收益一直佔據着很大的比重。撰寫藝術史的時候,一部電影的演員身價、票房、上座率以及盈利或者虧損多半被視爲拍攝花絮,現今的海報宣傳幾乎把這些數字奉爲電影成功與否的首要標誌。衆多網絡作家的排行榜之中,粉絲的數量、點擊率、打賞、年度的稅後收入纔是炫耀的資本,人物、主題、結構或者意境這些概念銷聲匿跡。如果說,藝術的標價曾經是美學意義的間接證明,那麼,現今的美學意義已經被市場價格收編。除了定價,許多人不知道如何評判一幅畫或者一件書法作品。

靈敏的資本嗅覺迅速地將藝術視爲極具實力的商品納入市場體系。投資、生產規模、商品宣傳、銷售市場、利潤分成――除了一套成熟的運作模式,種種新型的經濟增長點絡繹不絕。對於手機組織的傳播網絡說來,“帶貨”是剛剛流行的一個時髦概念。現在,藝術家粉絲數量的意義不僅體現爲票房或者版稅,而且形成一個特殊的市場。藝術家可以順帶從事電子商務爲這個特殊市場供貨,從服裝、化妝品到家用電器和房產。網絡運營商當然不會放過如此活躍的商機,粉絲的人數與流量分成設計構成了另一個市場。從手工業時代的藝術消費到手機時代的電子商務,傳播網絡的成本投入與經濟收益均以幾何級數的方式增長。藝術與經濟的聯繫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緊密,以至於美學與經濟學的博弈成爲一個尖銳的問題。美學還有資格維持古老的驕傲嗎?作爲一個超級網紅,李子柒的歸宿顯然是經濟學而不是美學。她所代言的農產品取得了驚人的銷售業績。李子柒的個人收入是一個誘人的話題,更爲重要的是,手機在農產品與市場經濟之間製造出一個新的接口。至於李子柒拍攝的那些小視頻具有多大的美學價值,一批專家見仁見智的議論似乎已經無足輕重。

手機與互聯網的會師是技術邏輯製造的一個重大突破

如同經濟、市場圍繞藝術形成了種種新型的可能,手機組織的傳播網絡同時爲藝術生產開拓了廣闊的空間。一部藝術史同時是種種技術介入的歷史,活版印刷、各種樂器、攝像器材數碼成像這些技術產品無不帶來巨大的衝擊。現在又到了技術大顯身手的時候。手機與衆多傳播媒介的組合延伸了許多藝術形式的軌跡,例如網絡小說或者網絡電影;或者擴展了一些藝術門類的傳播區域,例如書法、繪畫、音樂、雕塑,尤其是攝影作品。小視頻或者微電影可以視爲手機時代的新型藝術,或許另一些相似的藝術形式還在醞釀。然而,儘管藝術的符號、形式、傳播無不提供了突破成規的條件,藝術的美學風格並未顯現相似的活躍程度。

如果小視頻可以視爲手機時代的新型代表作,強烈的世俗氣息與喜劇風格是引人矚目的兩個方面。從手藝精湛的工匠、擅長烹調的廚師、衣冠楚楚的知識分子,到旋風一般的民間舞者、鼓起腮幫吹嗩吶的鄉村老嫗、衆多神態歡樂的小貓小狗――大衆出鏡的積極性令人驚歎。除了生活常識的傳授,五花八門的影像符號可能聚焦的唯一主題是諧趣。喜劇小品、脫口秀、俏皮話段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發達。鬨堂大笑是多數作者與觀衆共同的期待。

然而,如此之多的作品與如此之少的主題遙遙相對,這種狀況令人不安。事實上,“信息繭房”的效應已經出現。消費的興趣與消費的內容相互逢迎,人們只能看到樂意接受的內容。主體在同一種性質的聲音迴盪之中越來越單調,逐漸與紛雜的外部世界喪失了聯繫。哪怕簡單地重溫一下古典作品也可以發現,許多主題杳無音訊,例如社會與歷史,難忘的人物性格,正義、善良與同情、憐憫,內心的激情,詩意,藝術形式的探索,如此等等。

電子元件、集成電路、芯片、數字信息處理技術……這些概念始終在某一個技術領域持續積累。手機與互聯網的會師是技術邏輯製造的一個重大突破。對於文化邏輯說來,這個突破帶有某種超前性質。迄今爲止,印刷文化並未耗盡能量,許多重要的作品仍然以印刷的形式廣泛傳播。因此,藝術生產並未迫切地意識到手機組織的傳播網絡包含的巨大潛力。

由於陌生的操作體系,由於某種潛在的反感,許多成熟的藝術家對於技術的介入相對遲鈍。技術可能部分地覆蓋藝術家的獨特個性:書籍取締了說書藝人繪聲繪色的表演,印刷術不再爲作家的書法提供展現的機會,錄音棚降低了歌手嗓門和演唱技巧的要求,影像符號的流行甩開了詩人擅長的遣詞造句修辭術。儘管如此,技術的介入同時帶來了藝術的巨大飛躍。例如,現代文學敘事包含了文字寫作對於口述體系的全面超越,攝像器材的推、拉、搖、移發展出一套特殊的視覺語言,數碼成像可以栩栩如生地再現種種罕見的奇觀。

藝術如何充分地享用種種先進的技術產品?正視技術的意義是充分評估手機與互聯網藝術功能的前提。當然,種種磨合需要時間,但是,現在至少可以認爲,藝術生產正在擁有跨入另一個歷史階段的種種前所未有的技術條件。

(作者:南帆,系福建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