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莫干山精神與溫嶺模式
1984年10月，中共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前，鄧小平已確定不走東歐經濟發展模式，而要以中國人自己的方法，在20年內達到GDP成長4倍的目標。當時，中國正處於到底是搞計劃經濟，還是搞商品經濟的歷史關頭。在趙紫陽主導下，一羣青年經濟學家在莫干山舉行了連串會議，就價格改革、國企改革、對外開放等問題進行激烈辯論，最後決定採二軌價格制推動國企改革，以市場經濟發展工業，推動中國經濟成長。
2012年11月，中共將召開十八大，習近平帶領的新一代領導班子，將開始承擔來自國內外艱鉅的複合式挑戰。今天中國大陸，已初步解決了經濟發展問題，不但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沿海地區居民生活也達到小康標準，但民衆要求對公共事務發表意見、參與政府決策的意願愈來愈強烈。中共十六大、十七大都提出「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目標，但具體作爲仍不能滿足民衆的需求，造成羣體性事件頻起現象。
1996年6月浙江省展開中國大陸第一個政治模式改革試點，台州市和溫嶺市委宣傳部聯合在溫嶺鬆門鎮舉行「民主懇談會」，以會議對話和討論爲基本形式，建立基層政府和社會直接對話的平臺。模式有兩個特點：一是政府決定議題；二是體制外。因爲由政府主導，所以議題不一定是民衆想要的，參與者也受到限制，而且因爲沒有法律地位，也不是制度性，官方想開就開，不想開就不開，隨意性很大，初步成效不彰。
但經過一段經驗累積後，溫嶺市逐步將民主懇談會和人大制度結合，2005年開始，當地鄉鎮人大代表依據「民主懇談會」的共識，在制度化運作下對預算進行了實質「審議」。溫嶺在民主懇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地方公共預算改革，爲大陸提供了一個成功的、制度化解決國家和社會衝突的案例。
日昨中研院政治所一場研討會上，溫嶺模式受到兩岸學者的熱議。來自大陸的學者李凡，是推動溫嶺將體制外民主懇談會和基層人大結合，轉爲體制內公衆和政府對話機制的關鍵人物。他說，「溫嶺實驗最重要之處在於，它所建立的制度性東西，就是激活了基層人大制度，在這樣一個平臺上以『協商式民主』討論的結果，已能真正影響到政府公共決策。」
2008年溫嶺市新河鎮人大主席團，拒絕接受一項地區人代聯合提出的預算修正案，竟發生18名地區人代集體退席事件，這說明了人代可能是指定產生，可能具有黨職身分，但他們仍然在人代會力爭地區利益。這在大陸地方政治史是石破天驚的變化，某種程度已和民主國家的地方議會相近。
溫嶺的參與式預算模式，開始是偶然，之後的維持則有其必然。它並非國家發起的改革，但一旦啓動，制度運作本身就會賦予動力令之繼續。所以，在基層人大的若干「非意圖性後果」就此出現，例如，對官員的詰詢、預算資料的更加公開、上級的考覈間接導致更多鄉鎮施行、增強對黨政領導的制約性並且有向上延伸的趨勢。這些都非當初設想得到，卻因爲開啓了迴應參與民衆和人大代表的機制，某種程度形成了一股自然而然的驅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