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優越文學是改革的武器

2001年香港舉辦梁啓超紀念展。（新華社資料照片）

真正的中華民國必須建設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須放在新文學的裡面；若是彼此離開，思想不免丟掉他的靈驗，麻木起來了。所以未來的中華民國的長成，很靠着文學革命的培養。文學原是發達人生的唯一手段。既這樣說，我們所取的不特不及與人生無涉的文學，並且不及僅僅表現人生的文學，只取擡高人生的文學。凡擡高人生以外的文學，都是應該排斥的文學。

思想一種心理作用，發達最後，因而力量比較的薄弱。必有別種動機，然後有思想，而思想所得，又多不能見諸行事。思想固然有一部分創造的力量，然而不如感情更有創造的力量；感情主宰思想，感情決定行事，感情造成意志。

英雄是民賊的綽號

感情是動力，因而影響一切的效果很大─這是思想所不及的。我們與其說中國人缺乏「人」的思想，不如說他缺乏「人」的感情；我們與其說俄國近代文學中富有「人」的思想；不如說他富有「人」的感情。思想盡管高明，文章儘管卑劣；一旦有深沉摯愛的感情發動，自然如聖靈啓示一般，欲罷不能（宗教徒所謂聖靈啓示就是感情的大發動）。中國人是個感情薄弱的民族，所以從古以來很少偉大的文學出產。現在希望一種有價值的新文學發生，自必發揮我們大家的人的感情。受一件不良社會的刺激，便把這刺激保持住來，擴大起來，研究起來，表現出來，解決了來─於是乎有正義的文學。

我現在有一種怪感想：我以爲未來的真正中華民國，還須藉着文學革命的力量造成。現在所謂中華民國者，真是滑稽的組織；到了今日，政治上已成「水窮山盡」的地步了。其所以「水窮山盡」的緣故，想由於思想不變，政體變了，以舊思想運用新政體，自然弄得不成一件事。回想當年鼓吹革命的人，對於民主政體的真像，實在很少真知灼見，所以能把滿洲推倒，一半由於種族上的惡感，一半由於野心家的投機。

我彷彿記得孫中山在《民報》上拿唐太宗比自己，章太炎在《訄書》上居然有「后王者起」的話頭。唐太宗是什麼人，還不是楊廣一流的人才而又敗類的嗎？章太炎在當年並不主張共和是大家知道的。至於有人竟自把「飲冰內熱」、「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鎖點朝班」兩個典故，當做名字，去鼓吹「開明專制萬能」的主義，更全是舊思想了。

革新的主動人物既已如此，被鼓吹的人也就可想而知。學者的心裡忘不了「九世之讐」，一般人的心理又要藉着機會躁進；所謂民主主義，只好當幌子罷了。所以民國元二年間像唐花一般的「怒發」，和民國三四年間像冰雹一般的摧殘，都是專制思想的表現，都是受歷史上遺傳思想的支配，都是用「英雄」、「豪傑」、「宦達」、「攀權」的人生觀弄出來的。想「宦達」要「攀權」的人固不足深責，至於「英雄」、「豪傑」又何嘗不是民賊的綽號呢？用這種精神去造民國，不用平民的精神去造民國，豈有不弄成政治混亂，四方割據的呢？到了現在，大家應該有一種根本的覺悟了：形式的革新─就是政治的革新─是不中用的了，須得有精神上的革新─就是運用政治的思想的革新─去支配一切。物質的革命失敗了，政治的革命失敗了，現在有思想革命的萌芽了。現在的時代，和光緒末年的時代有幾分近似，彼時是政治革命的萌芽期，現在是思想革命的萌芽期。想把這思想革命運用成功，必須以新思想夾在新文學裡，刺激大家，感動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徒使大家理解是枉然的，必須喚起大家的感情；徒用言說曉喻是無甚效力的，必須用文學的感動力。未來的真正中華民國靠着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夾在新文學裡；猶之乎俄國的革命是以文人做肥料去培養的。我們須得認清楚我們的時代。認清楚了，須得善用我們的時代。

擡高人生的文學

二十年裡的各種改革，弄到結果，總是「葫蘆題」；這都原於不是根本改革。放開思想去改革政治，自然是以暴易暴，沒有絲毫長進。若是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會，再以社會的力量改造政治，便好得多了─這是根本改革。更有一層，若果不作征服的決心，而取遷就的手段，又是枉然。中國人的革新事業多半如此。我們須得立定志願去克服舊主義（不適時的主義）─這是改革的根本手段。天地間事，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各不相下，便成旋風，旋風是最討厭的。所以調和是遷就的別名，遷就是糟糕的綽號。政治上講調和，纔有今日的怪現狀；學術上講調和，纔有所謂「古今中外黨」。

梁任公先生能發明新文體，因而有所謂「新民派」，是極好的事了，然而偏要和策論的調頭調和，其末流便成一種浮飃飃的、油汪汪的報紙文─這是文學上的調和。須知天地間的事物，不是一件一件一段一段的獨立的，是互相關聯的：所以西洋成西洋的系統，中國成中國的系統，動搖一件，牽動多種：調和是沒成效的，必須征服，必須根本改換。改革的作用是散佈「人的」思想，改革的武器是優越的文學。文學的功效不可思議；動人心速，入人心深，住人心久；一經被他感化了，登時現於行事。用手段高強的文學包括着「人的」思想，促動大家對於人生的自覺心，是我們的使命。我們須得認清楚我們的使命！認清楚了，須得竭力完成我們的使命！

總而言之，真正的中華民國必須建設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須放在新文學的裡面；若是彼此離開，思想不免丟掉他的靈驗，麻木起來了。所以未來的中華民國的長成，很靠着文學革命的培養。文學原是發達人生的唯一手段。既這樣說，我們所取的不特不及與人生無涉的文學，並且不及僅僅表現人生的文學，只取擡高人生的文學。凡擡高人生以外的文學，都是應該排斥的文學。（原載《新潮》第一卷第五號，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