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劉少奇，劉少奇集團，劉少奇主義
晉察冀邊區實爲中共向華北敵後活動之跳板。該邊區原經國府於民國27年（1938）春初批准爲敵後之地方行政單位。雖名「邊區」，其性質則與陝甘寧邊區迥異。後者爲共黨獨佔並已實行共黨所頒行的土地改革，而前者則仍是原來中國社會之一部。最初的邊區政府亦是兩黨共管的聯合政府，其中中共黨員所佔成分甚小。然在中共所倡行的所謂「三二制」之下。共黨權力逐日增漲，不知不覺間遂爲共黨所掌握。
晉察冀邊區於戰時不實行土地改革。僅着重減租減息。同時該區內共黨組織羣衆做政治活動，其情形亦與政府直轄區大異其趣。換言之，即中共利用此一邊區爲其統戰原則下各種政策之試驗區，一種政策經試驗成功，即向其他地區推行。此種推行程序甚爲有效。其成就實多歸功於劉集團中第二號領袖彭真之領導。彭原任中共華北局組織部長，後兼中共晉察冀邊區書記。其邊區工作當時即深受重慶國府之注視。
劉氏將華北工作移交助手之後乃於1939年南下華中任華中局書記，隨劉而去者自爲大批組織人員。華中一帶之組織羣衆工作，與中共之地方政府，乃應時而起。
至1940之末，中共之「三九政策」已順利完成。其另一步驟之口號則爲「鞏固華北，爭取華中，發展華南」。此一政策之執行目標正如何應欽、白崇禧兩將軍當時之觀察，即是中共將於敵後自河北至江蘇建立一「一字長蛇陣」之遊擊基地，正規與非正規之政府部隊攖其鋒者必遭誅滅吞噬無疑。在毛氏「先斬後奏」的原則之下，國軍與共軍之磨擦乃與日俱增，直至成爲對外抗戰陣營中之內戰。由於不長於遊擊，政府軍之在敵後游擊區者乃逐一被吞噬，以至長江以北之敵後地區，幾全爲共軍佔領。
華北起家 勢力延伸
然共軍在敵後之猖狂終引起國軍之反擊致釀成1941年1月之「皖南事變」，中共之新四軍幾全軍覆沒。皖南事變就延安全盤南進戰略來說確係一大挫折，然就中共內部劉系勢力發展而言，反爲一天造地設的新機運。
劉系勢力之形成原與毛同。二者皆是華北起家。長江下游一帶原爲新四軍勢力範圍，劉系難於立足。項英原與毛氏不相容。項氏之個性與政治背景均助長新四軍地區之山頭主義。該軍給養裝備亦系國府供給，固無聽命於延安之必要也。
然項英死後，原非共黨之葉挺軍長及其屬下幾全部被俘後，情勢遂大變。加以新四軍名義已經國府明令撤銷，殘部更四面受敵，縱已遁往江北亦難逃追擊。如此緊急場面遂使延安人員乘虛而入。1941年4月，劉氏乃受命爲新四軍政委，劉系之勢力乃自華中延伸至華東，蘇北遂爲劉氏之另一指揮所矣。
劉系勢力之急驟上升事實上與毛氏全盤策略正相吻合。要言之，毛氏對戰時敵後之政策，可說是「軍事化整爲零，政治化零爲整。」毛氏不但反對1940年之百團大戰；縱使是小規模的抗日遊擊戰，渠亦不願發動。毛氏之目標爲保存實力，擴張地盤，以待將來。在毛看來，敵後共軍絕無集中之必要。相反的。如共軍在敵後集中，則其總司令勢將對毛氏之地位與聲望構成威脅。近年來大陸上紅衛兵小報每譏笑前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爲「一天也未『總』過的總司令」。戰時的事實，亦的確如此。
然劉少奇當時的處境與朱德卻適得其反。毛氏卻願以全力支持劉氏成爲敵後地區最高的黨政首長。1942年9月延安政治局通過所謂「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這一消滅山頭主義劃時代的「決定」之通過，事實上亦只是追認並加強劉系所完成的既成事實而已。
但劉少奇並不因敵後工作之忙碌而忽視在延安應有的活動。必要時他總是回延安襄贊毛氏做重大決策。正因毛氏在共黨內唯我獨尊的局面尚未形成，劉氏爲本身利益着想亦認爲有助毛獨尊之必要。二人表裡爲用，1942年底劉氏乃應召返延安，出任中共中央秘書處書記，同時兼任有高度實力的軍委會副主席。劉氏出任中央要職後，大批劉系人物加彭真等亦相率返延。毛、劉親密合作後，才搞出「整風運動」來清除黨內敵人，各階層中國際派殘存勢力乃被一掃而空。
行動之不足，乃輔以理論。因此劉氏一生之重要着就，均在此時付梓的。事實上在此期中，毛氏除其本人著作之外向不許他人妄自執筆奢談理論，然於劉氏則曲加優容，成爲例外。（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