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國父革命論點（七）
根據上述兩個中共文件，可以確定「三大政策」或「三個政策」，是來自中共中央的決議，並通知其所屬機構。中共中央決定這個名詞的原因，是中共方面發現當時「國民黨內部反對蘇俄、反對共產黨及反對勞農運動之趨向，非常強盛。」分析其原因，乃是：「階級問題。資產階級固與吾人（共黨）立於反對地位；即國民黨左派對於吾人亦不表示好感。」爲了阻止這一趨向的發展，乃以汪精衛的「左派」爲結合的對象，來攻擊國民黨的「右派」。所以中共中央決定：「我們（中共）幫助左派領袖，和我們合作的條件：他們（左派）固然要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三個革命政策；我們也需要顧及他們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對他們有所讓步。」
奉之爲「金科玉律」
原來汪氏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艦事件」後，辭去他在廣州中央的黨、政、軍領導的職位，出國「養病」。共產黨的擴張行動，也因此事件受到限制。迨一九二六年底，國民革命軍在蔣介石的指揮下，到達武漢後，俄顧問鮑羅廷（Michael M. Borodin）即協同一批左派國民黨人和中共人員，建立武漢政權，以國民黨的名義，執行「最高職權」。並在兩湖地區進行農工鬥爭運動。在此情勢下，國民黨內部發生非常強烈的反俄、反共、反農工運動的趨向。迨一九二七年三月，國民革命軍克上海、南京後，集中在上海的國民黨人乃籌議清黨。四月初，汪回國經上海，國民黨人要汪參與清黨，汪拒之。此時共黨則以武漢政權爲中心，高喊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結合左派，以對抗「右派」。當汪氏到達武漢，在「三大政策」口號的歡迎下，向羣衆做了擁護「三大政策」的演說。其中說道：
我們總理孫先生指示我們，指示給一般民衆的，共有三條革命的路：第一，是聯合世界上革命的民族，共同來反對帝國主義，這就是聯俄政策；第二，是聯合國內的一切革命分子，來反對帝國主義，這就是聯共政策；第三，要把全國最大多數是最窮苦最受壓迫分子喚起來做革命的領導者，這就是農工政策。因爲如此，國民黨才能與民衆聯合起來，使得革命成功，民衆得到利益。所以要使革命勝利，一定要按這三條大路走；（否則）就一定是失敗，一定被打倒。這三大政策雖名爲三個，而實則一貫，決不能取其一而舍其餘。
但在四個月以後，汪對「三大政策」便不承認了。同年十一月，汪在廣州中山大學報告〈武漢分共之經過〉時便說：「兄弟（汪自稱）到了武漢，便感覺得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並舉是很不妥當的。自從國民黨改組以來，第一次、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未見過三大政策的名詞，這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
在一九二七年的上半年，武漢分共之前，「三大政策」口號，響徹雲霄。一般民衆固然盲目的跟着在喊，即國民黨人如汪精衛者亦不例外。其時在武漢的宋慶齡、何香凝等，也都是跟着「羣衆」在高喊擁護「三大政策」。到了這年七月十五日武漢國民黨中央討論「分共」問題時，同時也討論到「三大政策」問題。例如孫科在會中發言道：「我們可將他們（共黨）天天所喊的口號『擁護三大政策』的口號研究一下，看看是否與總理的政策相符？」孫科認爲如果按照第三國的訓令對國民黨的做法，則「國民黨變成了CP的工具，將幾十年來總理的遺訓一概拋棄，將國民黨的性質、組織、歷史根本推翻。這也不是聯，也不是容，乃是降……那末，三大政策變成了兩大政策：降俄！降共！」潘雲超更在會議中指出：「還有『拋棄三大政策，即拋棄三民主義』的標語，姑無論他如何荒唐，但已足以麻醉一般民衆。貼這種標語的人，如果不是別有作用，就是沒有知識。」儘管如此，當武漢分共後，還有國民黨二屆一批左派委員，聯合中央委員中一批共產黨人，以宋慶齡爲首發表了一篇《中央委員會宣言》，斥責蔣介石、汪精衛等「曲解三民主義，譭棄三大政策，爲總理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不過，參與宣言的人，雖然仍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但絕大多數爲中共人員。可見「三大政策」名詞，雖然來自共黨的製造，仍有一些人奉之爲「金科玉律」。
政策可變 主義不變
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時，除有農工方面的政策外，也有聯俄和容共的措施。至聯俄與容共是否爲孫中山的政策？或政策與主義有關關係或區別？在共產黨及國民黨人方面均有不同方看法。比較起來，約有四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把政策與主義混而爲一，認爲聯俄、聯（容）共、扶助農工三者，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之主要內容，也就是孫中山新的或革命的三民主義。這種解釋，出自共黨之宣傳。第二種解釋認爲政策是實行主義的方針或方案，扶助農工固是實現三民主義的許多方案之一，但聯俄與容共兩事，則與主義無關，只不過是政策下的一件事。這種解釋，可以胡漢民爲代表。第三種解釋認爲主義與政策不同，主義與政策不能相混不分，政策可變，而主義則是不變的。聯俄與容共是爲應付時代和環境所取的一種政策，不能與三民主義同樣有長久的時間性。時代與環境改變了，政策也即隨之而變化的。即如孫中山有過聯段（祺瑞）政策，聯張（作霖）政策，在當時看來是重要的，必要的。時過境遷，則是過去的事。此種解釋，可以汪精衛爲代表。（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