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斌：解開古蜀文明之謎 有了新“鑰匙”
文/李明斌(上海大學特聘教授、上海大學博物館館長、三星堆上海大學考古工作領隊，曾任成都博物館館長)
三星堆，一個普普通通的地名，一處成都平原的林盤村落；三星堆，中國長江上游一處極爲知名、引發世人無數想象空間的考古遺址。
自從20世紀20年代末，在遺址區北部的燕家院子發現玉石坑以來，三星堆不再僅僅是成都平原上的一個地名，而是藉由考古發現，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自媒體的推動下，演變成了一個受到學界和公衆高度關注的“網紅”之地。只要在搜索引擎上輸入“三星堆”一詞，便立馬彈出海量的相關圖、文報道。
也許是機緣巧合，我1994年從四川大學考古專業畢業以來，在成都就業至2019年的25年時間裡，或從研究興趣、或從工作所需，都和三星堆——這處我一直敬稱爲四川考古的“聖地”，發生着不曾中斷的聯繫。
2019年我到上海大學就職後，常思考着如何建立起長江頭和長江尾早期文明的某種聯繫。2021年元旦節後，三星堆新的考古發掘全面鋪開，爲更加科學發掘，最大程度、最大可能地全面保存和提取文物信息，發掘主持單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針對三星堆祭祀區考古，邀請了數十家國內的大學、研究機構和考古文博單位，參與本輪極具吸引力和挑戰性的考古探索。
根據約定，我所在的上海大學組建工作小組，陸續派出精銳力量，全力參加考古發掘和現場文物提取及應急保護。此次我受命爲上海大學三星堆考古的工作領隊，重點參加二號艙裡三號祭祀坑的考古工作，在春節前後共工作二十餘天。除了除夕前後四五天外，整個春節假期幾乎都“泡”在了三星堆。
在三星堆冬季發掘期間，我利用間隙，多次重新跑遍三星堆城址範圍內外的主要遺址點：西城牆、燕家院子、月亮灣、青關山、倉包包、真武宮、西泉坎、三星堆(祭祀區、居址區)等耳熟能詳的地點，對遺址地貌形勝有了新的瞭解。
正是有了相對集中和專注的時間，較之以往，也有了更多的專業思考時間和環境。因此也將我的所看、所聞、所思，從我的視角，記錄下發現和解讀這段歷史的過程暫做札記。
考古界新型武器——考古發掘艙
發掘現場根據祭祀坑數量和相對位置分佈情況，在一近2000平方米的考古大棚內，再由北向南，先後搭建了四個“連體”的玻璃房子，名爲“考古發掘艙”。四個考古發掘艙，完全罩住本次新發現的六個祭祀坑，對應四家發掘單位，空間既相對獨立，又以可開閉推拉門連通，體現了分合有度、互通有無的工作理念。
由於空間和管理的相對隔離和封閉，加上發掘者均需穿着連體防護服方得進出發掘艙，對此方艙考古由於頗有科幻、夢幻之感，是年輕人實現考古夢的絕佳之地，我則稱之爲“考古夢工廠”。
考古發掘艙內有縱橫的桁架，或根據作業面大小、空間的開敞程度，加裝可升降的發掘小平臺，平臺底板開有40釐米見方可蓋合操作口，便於非接觸式清理；房子內還有獨立的空調系統，保障着室內相對穩定的溫度和溼度，便於提取和保護脆弱質文物，如象牙和可能出現的絲綢、紡織物、漆木器等；同時，兩層物理空間的存在，爲以往要看天作業的田野考古而言，又多了一層全天候發掘和現場保護的保障。
考古發掘艙的出現，無疑是考古界的一樁新生事物，甫一出現即受到各方關注，國內多地考古機構來此交流取經。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指出：三星堆祭祀區的現場發掘技術裝備，代表了二十一世紀當今世界考古的最高水平。
此舉的創新性，體現了四川考古者的逆向科學思維。將以往空間上的文物移動，考古實驗室不動，逆向爲考古實驗室動，移至發掘現場，而文物出土原狀儘量少的移動，從而最大程度保存文物的原狀性和信息的原真性，僅這一點，就讓不會說話的文物在經過科學保護和學術研究後，更加令人信服會接近歷史的真實。
在考古大棚內東北側，則是約150平方米、呈曲尺形佈局的考古發掘現場應急保護集成平臺：應急檢測分析室、有機質文物應急保護室、無機質文物應急保護室、微痕物應急保護室、文保工作室、考古工作室等，內置各種儀器設備，此種保護環節前移的理念和實踐，與考古發掘艙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發掘、保護工作體系。
聯合國內考古、文物保護的重點或學科優勢機構，就考古發掘、出土文物多學科研究、文物保護修復等方向開展聯合攻關，致力於建立傳統考古、實驗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護多學科深度融合集成體系，三星堆祭祀區考古發掘工作模式逐漸成型。
硬件配置到位後，決定工作成效的就是考古者的智慧了。
三星堆祭祀區的考古發掘，有層次明晰、分工明確的現場指揮和管理體系。大體可表述爲：艙長，負責具體實施本艙內考古發掘、信息記錄、文物提取和標本採樣等專業工作，同時根據發掘進度和現場情況，負責及時擬定發掘工作方案，提交給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的本次考古領隊審覈後，再在專家會診室通過線下會議或視頻會議方式報請特聘的首席顧問或首席專家審定，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要負責人確認、簽發後，即開始實施。據瞭解，專業會診會議週期一般兩週左右一次。
根據已清理至器物層的祭祀坑發掘經驗，爲避免發掘人員下坑後反覆踩踏可能導致未露頭器物受損的情況，尤其是越接近器物層和脆弱質文物時，經會診和嘗試，整個發掘現場迅速採用了一種“凌空漫步”式、非接觸的器物清理方法。
所謂“凌空漫步”式發掘，即從艙內桁架或龍門吊橫樑向下，在艙內加裝可平移和升降的清理平臺，發掘者或坐或跪或匍匐，實施器物的清理。爲確保發掘工作的精細和精準，發掘者頭上更是套箍了一小型射燈，對準器物，一點一點去掉覆蓋在器物上溼漉漉的粘土，着實十分吃力和緩慢，真可謂拿出了繡花的功夫，於燈光晃影中，在狹窄的祭祀坑裡探尋先民留下的“蛛絲馬跡”。
之所以粘土是溼的，除了地下溼度外，更多的是人爲干預所致。目的是爲了防止坑內填土長時間暴露，水分流失，填土乾裂，自然張力順着裂縫拉斷填土裡的器物。在艙外的考古大棚罩着的祭祀區地表，會時常看到架設的噴霧器在工作，艙內也時不時有工作人員用噴壺在坑內保溼作業。通過噴霧加溼，環境溼度可有效控制在80%左右。
器物坑裡“跳芭蕾”
本發掘季工作以一場高端的文保專家會診會迅速推向高點。
針對祭祀區現場清理出越來越多象牙的情況，文物現場保護的重要參加單位荊州文保中心研究館員吳順清先生(本次祭祀區發掘文保首席專家)和四川文物保護領域的資深專家馬家鬱先生(本次祭祀區發掘文保首席顧問)等，重點就三、四號坑的發掘方法和文物提取等關鍵問題，與發掘艙負責人在會診室專題討論。
面對遠程大屏幕顯示的可放大若干倍的、對準坑內文物的8K高清畫質，基本上可以說是“明察秋毫”，充分彰顯了現代科技手段在考古現場判斷所發揮的強大作用。同時，有效地避免了艙內人員聚集對艙內環境可能帶來的干擾和影響。會診明確，三號坑水平發掘完本層10釐米層後，調整發掘方式，隨着器物外形直接清理周邊填土，充分顯露器物輪廓和細節。四號坑持續對象牙層覈對細節和繪製線圖。
此時露頭器物最多、類別最豐富的三號坑，明顯加快了最講究細節的清理進度。與此同時，由於器物的不斷出現和逐漸連成一片，坑內可站人的地方越來越少、面積越來越小，有的小區域不得不跪在一小塊泡沫墊子上清理，找邊，最大化清出器物的輪廓和細部，同時一袋一袋往外裝土，遞土，十分消耗體力，真可謂“螺螄殼裡做道場”、器物坑裡“跳芭蕾”。
一通緊張而有序的忙碌，三號坑坑口下大約1.7米的層面，出現了頗有當年二號坑器物的“盛況”：青銅和象牙兩類器物，密集而有疊壓，又似乎有分組地分佈着。由北向南，最北端有圓口青銅尊、罍和方口尊，能辨出至少5件；東南緊臨則是一根象牙半壓着一青銅頭像；再南，坑的中部約6平方米的狹小空間內，20餘根象牙和青銅大面具(正面朝下，兩耳橫向間距超1米寬)、罍、帶花蕾的神樹樹幹以及極有可能是新器型的手型(爪型，上卷)壇形器交錯疊壓，而張力感十足的象牙弧線和“象牙交錯”堆積，有效地擴張、延展了“畫面”效果，整個場面極具視覺衝擊力；最讓人驚喜的是，在坑的西南部，一件“新組裝”的青銅尊東西橫陳，器物被擊破，肩部有一牛角、虎首銜環、龍身、卷尾組合動物造型，頭部朝器物下方。而罕見的平板器底東側大約3釐米之隔，一雙左手(在外)壓右手(在內)，東向作行禮狀的“拱手”，手指纖細窄長，指甲刻畫十分逼真，在亮綠的青銅氧化色下，格外招人眼球。整體造型和1986年出土的青銅大立人手型迥異，或爲三星堆手崇拜的另一形制。“拱手”和“新組裝”青銅尊間是否是一體的？有待下一步清理的證實或證誤。
到3月直播前夕，三號坑第一層器物上填土全部清理完畢，器物計：象牙127根、青銅器109件、玉石8件。極具科幻感的高精度掃描隨即展開。截至3月上旬，不完全統計，首先發掘的四號坑共計400餘件出土文物，還不包涵大量的象牙和象牙器，真正“不負衆望”。
發掘在深入，問題或待解之謎不斷在會診室被提及、被假設：
填土中能否發現夯窩或腳印？正在發掘的坑是否是第一“事發現場”？祭祀行爲是否有特定的方向講究？如有，如何在現場甄別出來？發掘現場的關注焦點是否可適當拓寬？1986年發掘的1、2號坑的缺失件，如2號坑發現的、至今尚未正式公開展示的3號青銅神樹缺失件，會否在本次新發現的祭祀坑(緊鄰的3號坑)裡找到？是否會發現文字？記錄文字的載體是什麼？6號坑的木匣子裡有啥驚天秘密……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祭祀區是否就只有目前發現的8個坑？據悉，根據對城址和祭祀區空間格局的分析，結合上年度鑽探情況，四川的考古者繼續聚焦關鍵區域，擬對祭祀區所在的馬牧河以南區域，重點是現考古大棚東北部(袁家院子)至三星堆城牆以南範圍展開系統、精準的考古勘探。這無疑是十分讓人期待的。
隨着古蜀文明研究逐漸熱絡，刊發論文早已突破地理四川範圍。
四川大學已故童恩正教授在學術研究和文學領域都成就斐然。在1986年祭祀坑發現不久，童恩正教授曾寫道：“最近四川廣漢殷周之際蜀文化遺址中大量青銅像、青銅面具、神獸、神樹和黃金面具、金杖等珍貴文物的出土，更是向我們揭開了另一個古文化中心深垂的帷幕的一角。”
三星堆祭祀坑的新發現，再次實證了中華文明組成的多樣性。當我們換個思路看中華文明的組成時，我們會更加驚喜地發現，亙古以來延綿傳承至今的中華文明的豐富性、包容性和多樣性，無論是時間空間，還是物質呈現，都遠遠超乎我們原有的想象力和知識體系。
我有理由相信，解開古蜀文明之謎已經又有了新的“鑰匙”，可能這“鑰匙”不是一把，而是一串。
考/古/絮/語
一
考古能發現什麼讓人着迷，發現了器物如何提取和保護更讓人神傷。
隨着時間推移，發掘現場對文物保護人員的專業需求超乎想象，幾乎每天都有新的器物露頭，相關提取和應急保護可以說是被迫緊張跟上。曾有現場保護人員告訴我，真心希望坑一個一個地挖，而不是現在6個坑同時發掘，因爲現場文保人員和技術力量略顯捉襟見肘。但發掘計劃已經確定，聚集各方力量加盟成爲必然選項。
文保人員的持續充實和相對固定，工作延續性的逐漸強化，按技術工種的分組推動，標本送檢、試驗和現場保護同步實施，是祭祀區文保工作的常態。
二
發掘間隙，三星堆博物館同仁邀請我列席三星堆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範區規劃務虛會。
三星堆遺址所在的廣漢，上世紀40年代，因營造學社樑思成等拍攝了近千張、當時整體情況留存良好的傳統建築和歷史遺蹟照片，近年來被研究者和文化傳播者稱爲“影子之城”。此前，有關各方曾聯合在成都博物館策劃實施同名臨展，公衆反響良好。
2020年9月，三星堆遺址作爲全國唯一一處入選國家文物局公佈的首批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範區創建單位的大遺址，委實體現了國家層面的高度重視，同時也提出了極高標準的規劃要求。
有着三千多年久遠而璀璨歷史的三星堆遺址，透過今人貫通古今、放眼中外的規劃和實施，將努力達到從“影子之城”到“未來之城”的引領發展目標，實爲文化遺產活化與活態發展的創意金點子。
三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對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新一輪考古發掘，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正如許多考古發現，這次發掘也將銘記於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歷史中。”
可以說，這次發掘開啓了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研究新篇章。
成都一位十餘年來成功跨界於博物館界和藝術界的人士寫道：作爲“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三星堆遺址是中華文明“滿天星斗”中最神秘的那顆星辰。2020年，考古工作者重啓對三星堆遺址的深入調查、勘探與發掘，新發現6個祭祀坑，將帶給我們怎樣震驚世界的發現？
四
雖說考古永遠還有未知，永遠還有驚喜，但本次三星堆考古發掘工作秉持“課題預設、保護同步、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的原則，充分展現了我國新時期考古理念和考古技術的新進步、新實踐。
重器終得重現。然而，地下還有多少塵封的秘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如何生動再現，值得期待。
五
從隆冬到新春，朝夕相處，上海大學現場團隊，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團隊建立起了十分友好的關係，“一院三大”的一羣80後、90後考古後生的優異表現，被媒體暱稱爲“考古新青年”，倒也十分貼切。我相信，不久的未來，隨着此次因三星堆新發現的匯聚與擴散，三星堆之謎會在他們手裡被不斷破譯，更多的正解會經由他們傳遞給更多的公衆。
【編輯:卞立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