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研究的百年曆程與重要價值
“客家”是我國漢民族的一支民系，由古代中原南遷的漢族與當地土著相融合而形成。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客家研究開始成爲一個令人矚目的學術領域，至今已有百年左右的歷史。
客家研究的濫觴。19世紀初，廣東發生了震驚一時的土客械鬥事件，開始引發世人對於“客家”問題的關注。清嘉慶年間，時人徐旭曾在惠州豐湖書院講述客家的淵源、分佈、稱謂、特點等，後整理爲《豐湖雜記》，是現存最早敘述“客家”的文獻。隨着土客衝突愈演愈烈，人們對此更加重視，遂出現了一些介紹客家人源流、語言、文化習俗的書信與文章，如丁日昌致巡撫蔣益澧之信、林達泉《客說》、楊恭桓《客話本字》等。黃遵憲則有“中原有舊族,遷徙名客人”等詩句。此時，也出現了以在華傳教士爲主的外國人發表的介紹客家情況之少量文章。這一時期客家研究的突出特點爲：其緣起於“械鬥”這種特殊事件，並且隨着械鬥的擴大與動盪加劇而探討愈熱；研究者大多是因時事刺激、且夾雜着情感因素而進行評述，討論重點是客家人的血脈來源；既無研究體系，也無領軍人物，亦缺乏學術規範，還沒有成爲一門真正的學問。
客家研究的初興與沉寂（20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這一階段，客家研究真正成爲一門學問，其開端以羅香林的客家研究爲標誌。羅香林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師從梁啓超、王國維等著名學者，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對客家問題進行研究。他在收集大量客家歌謠並進行研究的基礎上，撰著了《粵東之風》（該書於1928年基本完成，1936年出版，著名學者朱希祖、朱自清作序）；1933年，其研究客家問題的學術專著《客家研究導論》正式出版。《客家研究導論》是第一部體系較完備的客家研究著作，從學術史回顧到對客家主要問題包括客家源流、歷史、環境、民性、民俗等方面的論述，多有開創之功。作者在書中所提出的客家“五次遷徙說”等觀點，影響了此後近一個世紀的客家研究。羅香林不僅在書中具體研究了客家的主要問題，還提出了對於客家研究的設想與展望，運用歷史學“論從史出”的原則及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標誌着客家研究真正開始成爲一門學問。
此後，“中國出現第一次客家研究高潮”，表現在研究者自覺意識的增強、學術研究的進一步規範以及研究成果的增加。但是，這一時期的研究也暴露出明顯的問題。前30年（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由於內憂外患，社會動亂，很少有人能夠潛心進行客家研究，因此成果並不豐富。即使是羅香林本人，雖滿懷學術熱情和理想，但在這樣的環境中也不得不放棄其“將客家住地劃成若干區域，加以一種科學的普遍的調查”的願景，調查的地域範圍非常有限。
後30年（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客家研究暫趨沉寂，只有零星的、主要以客家方言詞彙爲主題的研究成果問世，如何炯的《以梅縣方言爲代表的客家話與北京語音的對應規律》、李映川的《梅縣方言的一些詞彙》、羅常培的《從客家遷徙的蹤跡論客贛方言的關係》等。不過同一時期，我國港臺地區以及英國、日本等國家的客家研究仍在延續，且時有成果發佈，例如中國臺灣學者楊時逢的《臺灣美濃客家方言》、英國作家韓素音的《客家人的起源及其遷徒經過》、日本學者橋本萬太郎的《客家四縣方言的音韻體系》等，但總體來看，影響力很大的研究成果不多。
客家研究的繁榮（20世紀80年代至今）。20世紀80年代以來，客家研究不僅走出沉寂，而且迅速掀起熱潮，主要成就與進展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是專門研究機構的設立與研究隊伍的壯大。專門研究機構從無到有紛紛設立，如華東師範大學客家學研究中心、贛南師範大學客家研究院、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龍巖學院閩臺客家研究院、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等。與此同時，研究人員也迅速增加，其中，既有一批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專業研究人員，也有大量地方文化機構及民間的客家文化愛好者。二是研究領域的擴展。相關研究已涉及客家學理論，客家的源流、社會、經濟、教育、宗族、婦女、建築、語言、飲食、服飾、山歌、人物、民間信仰以及客家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客家與中央蘇區的關係等衆多領域。對於海外尤其是東南亞客家人的研究，近些年也陸續有研究成果發表。三是研究成果豐碩。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近40年中，客家研究成果呈井噴式涌現，目前“知網”所收錄的“客家”相關文章有一萬餘篇，學位論文一千餘篇，還有大量在各種刊物上發表的相關文章尚未統計在內。近十多年來，國家社科基金客家研究類立項數已達百項左右，近幾年更有《客家文化研究》《全球客家通史》等重大項目相繼獲得立項。
這一時期的客家研究還表現出如下特點。其一，研究範式轉換。在客家民系形成的基本理論方面，自羅香林提出“五次遷徙說”之後，客家學研究的主流觀點一直遵循此說，認定客家民系乃中原士族經過歷史上的多次大遷徙之後來到贛閩粵區域而形成。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界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例如，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認爲“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相互融合而形成”；嘉應學院房學嘉教授提出客家人“主體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古百越後裔”；福建師範大學謝重光教授指出不能“斷定客家先民的主體是中原士族”，等等。這些新的觀點，使得人們對客家民系形成的主流傳統觀念開始進行重新審視。在研究內容方面，此前人們多以研究客家血脈源流爲主，這一時期則更注重研究客家的民俗、經濟、宗族及其與地方政權的互動。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前多依據文獻資料，尤其是族譜來進行研究，在此時期研究者紛紛深入鄉村進行田野調查，大量的口碑資料、實物資料得到應用。其二，學科交叉融合。大量具有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語言學、宗教學、藝術學等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介入客家研究，這不僅改變了以往客家研究中幾乎是歷史學獨步天下的局面，而且帶來了多學科的理論、範式與方法，使得客家研究越來越具有多元性、綜合性、交融性的特徵。
與此同時，客家研究繁榮的背後，也有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例如比較研究不夠，“就客家研究客家”的情況比較常見。“客家”本身是歷史上特殊時空交織背景下的產物，其研究之所以經久不衰、吸引着人們的目光，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其特色所致。有比較纔能有鑑別，這種特色的深入發掘應建立在對客家與其他民族民系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之上。再如對客家研究定位不夠明晰，其學科屬性到底是中國歷史、民族學、社會學或其他？答案一直不甚明瞭，給客家研究人才培養、隊伍建設及研究可持續性等帶來不利影響。
客家研究的價值。當代客家研究的熱潮，與其所凸顯的學術價值與社會應用價值有着密切聯繫。在學術價值方面，從宏觀層面看，客家民系形成發展的整個過程，歷經漢晉以來1000多年的歷史，其間包含大量的社會動亂、戰爭、移民、宗族等問題，這些皆可從對客家的研究中發現重要資料和線索，客家研究可以從一個側面加強和深化人們對中國歷史的整體理解和把握。從中觀層面看，客家的歷史是漢族史、也是中國民族史的一部分，對客家民系的遷徙、形成以及社會、經濟、宗族、文化、人物等方面的研究，是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視角以及題中應有之義。從微觀層面看，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與古代南方土著文化交融的產物，客家人生產生活的具體細微方面如語言、服飾、飲食、生產習俗、民間信仰以及大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等，散發着獨特的魅力，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此外，諸多學科對客家研究的介入，使得其同時具有多學科、跨學科以及學科整合的意義。
在社會應用價值方面，客家人在歷史上表現出了愛國、創新、吃苦耐勞、崇文重教等優良傳統，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特色文化，進行客家研究，對於傳承與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大有裨益。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贛閩粵毗鄰地區經濟相對比較落後，卻是民俗文化資源的富礦區，文化和旅遊部特在該區域批准設置了3個國家級“客家文化生態保護區”。深入研究客家文化，努力打造客家文化品牌，並在此基礎上實現文化與旅遊的高度融合，對於客家區域的脫貧攻堅、推動區域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歷史上，客家人大量遷徙到我國臺灣地區乃至東南亞一帶，目前廣泛分佈在全世界80多個國家和地區，加強客家研究對於增進經濟文化交流可以起到積極作用。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3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