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亞洲價值與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葛建業）

圖爲明人所繪的孔子像。

※一、何謂「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亞洲價值」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爾首先提出的，他說：「亞洲價值」將有助於塑造全球的世紀，因爲我們認爲：「人，不應該去推毀別人或故意去傷害別人；更不應該施放暗箭或阻止別人的成功。」又說：「當我們看到別人因作爲失敗而受苦時，我們也不會幸災樂禍。」馬總理的這些話，也都可以從中國「儒家思想或學術論語」中找到對應，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中國儒家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就提出「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世界大同」的信念；「論語」中更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人之生也直，同之生也幸而免」、「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務而不爭，羣而不黨」、「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等等爲信條。

美國哈佛大學名譽教授杭亭頓於1993年在《外交事務》季刊上，發表一篇文章叫〈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其中提到，「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德國的社會學家韋伯，用不同的方式齊聲指摘儒家思想是造成中國落後的根源；到了20世紀末，中國的政治領袖和西方的社會學家卻又不約而同的弘揚起儒家思想來，說是中國進步的源頭，再到了1980年代，中國政府開始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優點，共產黨領袖更宣稱，它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李光耀也大力推崇儒家思想，他認爲是新加坡成功的主因，併成爲向世界其他地方宣揚「儒家價值觀」的使者。後來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成功，更助長了「儒家價值」在亞洲獲得普遍的認同。

杭氏的文章中還有這樣的一段話：亞洲人對自己文明的自信，出現了「亞洲肯定」（Asian Affirmation）；「亞洲人相信，亞洲必須告知世界其他地方，亞洲價值是放諸四海皆準的（Asian must transmi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ose asian value that are of universal worth。）。」

綜上所揭，亞洲價值就是中國的儒家價值！而亞洲人又勤勞堅忍，寬以待人；講道德，說仁愛，重信義，盼和平！加之亞洲經濟一直是在穩定成長！是故國際媒體暨學人評論：「人類未來的希望在亞洲！」誠哉斯言！

※二、儒家學說的特色與傳承

儒學宗師「孔子」在他的有教無類，歷史傳承等方面，有四大特點：一、人本思想（今譯爲「人權」）：

人本思想，是一種廣義的人本道德哲學系統。施之於實踐，在造就完美的人格，看君子或聖人。由修己安人，立人達人兼施，更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同歸德化，止於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並以「仁」爲一切領導道德的原動力；以「天」運行不已爲人生活動的指導原理；以「愛」爲待人接物的基礎，從個人做起，漸擴展爲「博愛」成爲道德的最高標準，進而推廣成「民胞物與」的理想。孔子曰：「爲政在人」，又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種「愛人，尊人，立人，達人」的思想。用於政治，不就是人類所期盼的最佳「人權」嗎？

二、民本思想（今譯爲「民主」）：民本思想，對「民」與「國」，「民」與「領導人」的認知是：「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斯得天下矣，斯得民矣！」；以及在經濟上顧及民生，如「民以食爲天」，「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等政務。這種民本思想的政治，不比西方叫得震天價響的民主還好嗎？

三、禮樂教化：孔子與齊景公的一段對話，孔子認爲先君治國，爲了先建立天下秩序，並讓臣民習慣於有秩序的生活，且感到唯有這樣的生活臣民纔會快樂，就制定了「禮」；同時使快樂又不會受到壓制，能及時通過動態的聲音表達出來，又製作了「樂」，如此「禮樂」之中，通貫着人情，因爲禮的儀式雖有種種的不同，其目的是爲了使人們相敬相安；樂的歌舞雖有種種的不同，其目的是爲了使人相愛相助。「禮」的性能在於行禮；「樂」的性能在於融合，所以，「禮樂」能夠明辨君臣之分，長幼之位，區別父子、兄弟、男女之親。因爲，學樂可使人的性情和諧愉快，使人性格寬厚剛韌！臣民百姓若都能夠接受「禮樂」之教化陶冶，各自的行爲，自然會遵守規範，政令賞罰才能真正起到通譯民心，懲惡揚善，所以「禮樂」不興，則政令刑罰不正，政令刑罰不正則社稷的安危興衰就無法保證！因此，禮樂與社稷安危興衰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大同社會」（今譯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孔子曾受邀參與臘祭（臘祭爲周朝代每年12月索饗鬼神之祭），充當貴賓，祭祀畢，孔子出遊於大門樓上，不禁長嘆了一聲，孔子的弟子子游隨伺在側，忙問：老師爲何嘆氣？孔子答：「堯舜實行大道的時代和夏商周幾位英明領袖當政的時代」我都來不及看到，所看到的只剩下一些記載而已！於是孔子就講述了他心中的願景「大同之治」，由二三子中的一位記錄下來：「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子的儒家思想與學說，歷經漢朝獨尊，直到宋明理學的承繼，在中國始終佔有重要地位，在近代有得到了肯定與繼承：

一、孫中山先生：1920年代中國出現所謂的「新文化活動」，企圖否定舊文化。中山先生隨即義正辭嚴的批判，「近年來在歐洲盛行的新文化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前的舊東西。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過細考究，便以爲這些學說就是世界上頂新的了，殊不知，在歐洲是新的，在中國就有幾千年了。」他還針鋒相對的指出：「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還不能忘記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再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受到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 一般醉心於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爲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要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要保存，不好的纔可以放棄。」

中山先生還說：「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爲特長，比世界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的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最文明的國家談到孝字，還沒有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致，這個國家便可以自然強盛。1921年12月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曾經問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什麼？中山先生明確地回答：中國有一個道統，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

二、英國著名哲學家兼社會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曾經說過：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他還說：「爲什麼中國人會適合領導這個世界呢？因爲中國人數千年來一直相信，『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果這個世界是由這樣一種天下觀（世界觀）的國家來領導，則更能達成世界和平共榮的理想與目標，而不會像1648年《威斯特法里亞和平條約》所建立的「主權國家」那樣，把本國的國家利益加諸其他國家利益之上，國與國之間的利益相爭，永無休止！

湯恩比在臨終之前，還得出一個結論：「未來世界的希望是寄託於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相結合」，他認爲：「西方文明的優點在於不斷的發明、創新，追求向外擴張，是動的文化；中國文明的優點在於和平，安定、沉穩，就好像長城一樣，處於守勢，是靜的文化。」目前有許多西方學者一致認爲，地球就是隻有這樣大，無止境地追求擴張，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後只有接受中國人的哲學，要平衡、要和諧，民族與民族之間要相互協作，避免戰爭！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西方學者短時間是很難窺其堂奧的：孔子重仁亦重智，是故「仁智」雙修才能從容「中道」。朱熹在釋《中庸》章句時說：「自誠明（由仁而智），講之性（天然）；自明誠（由智而仁），謂之教（人爲），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再配合《中庸》第20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可見孔子是要求所有做領導的人，都要能仁智雙修，才能從容中道，才堪擔負起國家政策的領導與治國的重責大任！蔣中正先生於是說：「中華文化的本質，就是倫理、民主、科學。」誠哉斯言！

所謂倫理：仁智雙修，仁主於情，而情莫厚於親子；因行「仁」莫不先於大孝，唯其中國特重孝道，始於事親，終於治平，忠於國家，孝於民族。所以羅素說：「中國文化是以孔子的倫理道德爲準則」。

所謂民主：仁智雙修，從容中道，就是民主政治的根本精神，西方所謂的民主精神，就是能容忍異見，而容忍異見就是等同於中國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但儒家在講「恕道」之外，更講求「忠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左傳曰：「上思利民，忠也。」作爲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如果不能存「民飢猶己飢之，民溺猶己溺之」的心態，就是對人民不忠，未盡到人民的付託，那就要易位，即被人民罷免掉。是故西方民主本於「恕」，東方民主益於「忠」，優劣即辨也！

所謂科學：仁智雙修，智主於理，而理莫真於科學。故曰：「致知在格物」，科學也！易以道陰陽，陰陽猶今之質力也；《尚書》言五行，五行猶力之五向也；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春秋多記災異者，思後聖究其理而克之也。《詩經》多識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猶今之博物學也；周官冬官，執掌科技，因而遺失，故考工記代之也：樂，無器則不成。凡此六經皆器，皆重科技，故章實齋曰：「六經皆器！」換言之，即中國古代科學技術之發展史也。

※三、東西文明的比較

一、先說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也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領頭羊：

首先，美國政府只是個傀儡，實際指揮它的是「共濟會」。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史，就是猶太銀行家和壟斷商人的聯合組織「共濟會」，一步一步擊敗教會和國王、貴族，主導了歐美，進而圖謀主宰世界的歷史。1649年的英國革命，就是控制倫敦城的共濟會金融家和商人發動的，美國是共濟會建立的；法國大革命建立德國的條頓-容克騎士團（聖殿騎士團的分支）、建立近代獨立義大利的加里波第以及燒炭黨人等，及二十世紀初爆發的俄羅斯革命，無不與共濟會有某種直接或者間接的關係。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共濟會的神秘歷史，就是近代的世界史。

英國政府從都鐸王朝（Tudor Dynasty）以來，就逐步被倫敦金融城（法權獨立的經濟特區--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共濟會銀行家和商人們所控制。1649年英國國王被克倫威爾砍了腦袋，不太聽話的克倫威爾後來又被共濟會幹掉，此後，沒有一個英國國王、女王敢不聽共濟會的話。1716年英國共濟會總部的建立，標誌着共濟會的近代化、公開化，並與王權結合。1840年發動對華戰爭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是共濟會商人們的武裝公司，在英國做出決策的不是女王政府，而是隱身幕後的共濟會。共濟會只是一個浮上臺面的組織，就像其他傳說中的財團和組織一樣，只是擋箭牌。真正控制美國和「民主國家」的是一個不爲人知的「無名的猶太集團」。它的核心人數不超7個人，美國總統也只能和7個人的助理通話，誰都別想見到本尊！

其次，美國政府只是聽指示作業：美國是依賴「美元、美軍、美國的價值觀」從世界收割社會財富與吸引人才，餵養美國本身，並削弱他國的實力。從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已經形成了一套系統的組合拳與方法。而前蘇聯的解體，則是加劇了這種依賴。具體的方法是這樣的：依靠美國的影響力與國力支撐的美元，以貿易逆差的方式爲全世界提供了流動性，讓美元在全世界流通，他們可以把這批美元看做是魚苗、羔羊。然後依靠美國的軍事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人爲的製造地區衝突與危機，可以說是很多種形式，如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等。美國的財富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真是名符其實的爲富不仁也。今天世界亂源是美國，美國的亂源則是猶太人。

其三，以美國爲首的五眼聯盟壞事做盡：就拿傳遍國際的中國華爲集團財務長孟晚舟事件舉例說明吧！美國前總統川普覬覦華爲集團的資源充裕、人才濟濟、技術精進，尤以其5G通訊設備已超越美國，故而眼紅。要求英、加兩國配合設計綁架孟晚舟，獲取鉅額贖金供他們分享。因孟女士的夫婿常住加拿大，故可藉機綁人。另華爲與英國香港匯豐銀行有來往可以編造罪名。2018年12月1日孟女果然赴加國依親，恰好將孟女士拘捕。但在引渡到美國受審時，加國最高法院卻予駁回，因罪證不足，應予無罪釋放。以後屢申覆屢駁回，一拖就是3年！川普已經下臺，拜登原想利用，至今已是自顧不暇，只好讓杜魯道放人！杜魯道心有不甘，歹戲拖棚。放話要華爲付出鉅額贖金纔可以放人，贖什麼？是肉票嗎？由此案觀之西方所謂的民主人權，攏系假的啦！連法治國家也不配稱！

美國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其新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指出：「民主制度始終只不過是政治穩定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在錯誤的使用情況下民主制度也可能成爲引發社會不穩的因素」他又說：「二戰結束後，美國享受和平與繁榮，政府（行政部門）就淪爲平庸了，只剩下律師和政客在治國而且美國政府又變成再世襲化，肇因於家族、同事、校友圈等的興起，他們在權力運作機制下，全爲自己人謀福利。譬如美國參議員可競選連任，他們一做就是十幾年，把持相關的利益不放，就很難突破；另如美國總統亦是小圈圈當選，就像克林頓的太太希拉蕊和老布希的兒子角逐總統，不管誰當選，不就是家族輪流做莊嗎？以上總總，都說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設計並不完美，有嚴重的缺陷！

曾任英國首相十年的布萊爾於2014年12月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文〈民主政治是否已經壽終正寢了〉，他指出：「放眼全球的民主政治狀態均欠佳，許多民主政治體制機能失調，許多政府都在推動經濟，卻難以推動許多的必要政策，新興民主國家滿足公民的需求能力，遠不如某些獨裁專制的國家，至少短期內還是會如此。」筆者認爲，英國纔是獨裁專制的國家，過去是，現在還是；所指的某些國家應是指某些社會主義國家。人們對民主政府的希望已經幻滅；而缺乏強有力領導，做不成有效的決策，纔是此種失落的關鍵。

美國的另一位知名的學者杭亭頓，早在1975年就提出過〈美國民主危機〉專文，他痛斥：「民主的價值不是絕對的，政府的威權應維持在一定的程度，而政府的權力可採取多元而分散，但必須有一定的限度。」他還提出「權力均衡」說（類似孫中山先生的「權能區分」的概念），以濟美國民主制度之窮！依據杭氏的看法，東方文明的崛起是勢不可擋；西方文明的衰退是勢所必然。他曾在1996年寫了一本《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重建》的書，他警告世人，特別是美國人，世界各大文明的核心國家將捲起全球性的戰爭是有可能的，因爲四百年來的西方文明根本核心，就是盲目而又自我爲中心，挾着濃厚佔有慾向前奔馳和發泄，而東方文明的中國，「傳統的世界觀與人性論」將獲得各方面的認同與獲勝，所以在未來世界秩序重建，若不是東西兩大文明思想在「高峰會合」調和或調適，就是西方文明將萎縮，沒有其他的選擇。

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他任期屆滿告別演說中，有這麼一段話：「政黨的出現，只能造成朋黨的惡鬥、父子兄弟反目相殘的慘境。在這個世界上，絕不可能出現忠誠的反對黨，到頭來，不僅朝野各黨各唱各的調，各走偏鋒，互相扯後腿。所謂政黨輪替云云，只是人民無奈的選擇，逃不了自作自受的困境。」可惜美國的政客並未聽進去華盛頓的警告，以致當今美國的民主制度越來越低俗，反而失掉人民的信賴！

美國前總統卡特曾說：「美國建國已有243年，只有16年沒有打仗，其餘時間都在打仗中度過。」可見資本主義領頭羊的美國，真是爲富不仁。美國CIA的前僱員史諾登最近在網路上公開發聲：「過去在世界上製造流行的病毒都是美國乾的，位於馬里蘭州的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生物研究所，病毒外泄早有所聞，這次新冠病毒流傳，也可能脫不了干係。」可是世界已死了400多萬人，誰來負責呢？史諾登還說：「美國政府永遠不敢承認毒源及其真相！」綜上所揭，美國還算是尊重民主人權的國家嗎？

二、次說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自稱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

中國早在2500多年前由中國聖人孔子，提出「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世界大同」的國策。雖經王權更動而有所紛爭，但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一貫道統，一脈相傳至今，中國多未有過向外侵略殖民的記錄，至於中國曾有過接受外國進貢的故事，都是加倍奉還，尤其是現被日本佔領的琉球王國，向中國進貢，因其國力貧困，中國則以四倍奉還，這在琉球首裡資料館中都可以查得到。明代鄭和率領船隊四下西洋，他攜帶中國最佳的工藝品「瓷器」贈送受訪的國家，不收費用，如今西方的皇宮裡都有收藏，他們爲感謝中國，故稱這些瓷器爲「CHINA」中國全爲睦鄰友好等等而付出。

孔子曾說過：「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中國的武備均是用於「禮樂征伐」或是「順乎天，應乎人」的征伐！不像美，日都是侵略別國的戰爭。近代中國的發展是在1978年以後，隨着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以及1991年第十四屆大會中所確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後，中國人民終於擺脫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桎梏，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中國經濟始快速成長，逐漸成爲東亞區域性的主導地位。也標誌着中國的傳統文明將再度崛起！

中國這一波崛起的歷史機遇不同凡響，放眼全球各大文明地區，只有中國文明曾經吸取並融合過印度文明的佛教思想，150多年來，又吸取了西方文明的精華，如果中國文明自「春秋戰國時期是自發的文明」爲第一波文明。則「中印文化的整合」爲第二波文明，至宋朝達到頂峰，此下則爲「中西印人類三支文明的融合創造期」，當爲第三波文明，此爲世界其他各文明區所沒有的機遇。中國文明曾創造了前兩波的起，自然有能力再度崛起，創造第三波文明，而超越漢唐盛世。

是故李光耀在1994年曾說：「中國這一次崛起的幅度太大，今後3、40年或更長久的時間，西方世界均可借用中國發展模式作爲自身發展的借鏡。」在西方文明崛起之前，中國儒家文明與回教文明早已有輝煌燦爛的文化創造力和表現，中國文明的衰敗固然有其內在的原因，而外發的因素則更爲重要，西方文明自1600年以後，以「牛頓典範」來主導西方，乃至影響全球成爲新的世界觀，這一典範是「主客二分」、「心物二元」、「體用爲二」的思維傾向，注重直線思考和實證分析。這樣的思維方式與中國傳統哲學的「主客不分」、「心物一元」、「體用爲二」，就有有着根本的不同。

難怪民初以來，許多學者深受「牛頓典範」的影響，看不懂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而輕易的貶抑之也，此種情況直到二十世紀「愛因斯坦典範」崛起後，漸漸取得主導的優勢，纔在中西方知識分子中起了根本性的轉變，而「愛因斯坦典範」是與中國傳統儒釋道思想相通的，這也是挾中國傳統文化意識取得現代人的重新肯定和讚賞的原因。 過去某些國家因經濟成長迅速致破壞生態環境或侵略殖民他國，或個人放縱主義如二戰時的日本，屠殺他國人民和道德敗壞等行爲，依中國文化的精神，絕不許可！中國文化講仁義、寬容、和諧，扶助弱小與興滅繼絕。並以天人合一主導生態，化育、吸收、融合、創造出新人類的「大同社會」，以「中道」取代「霸道」，爲「世界和平，人民幸福」作出新的貢獻！

※儒學的現代化

美國所調的「民主人權」確實成爲今日世界的亂源：2005年，美國小布希總統連任後的演說：「誓言要將美式民主自由推到全世界！」稍後新任國務卿萊斯也說：「美國將不惜以武力推行全球民主化。」爲此，英國BBC公司在歐、亞、非、南北美洲等21個國家做民調，他們都感到憂心忡忡。歷史學家霍布斯邦更撰文指出：「強權國家想要靠優勢軍力強制推展西方民主到全世界，是註定失敗且是非常危險的，因爲他們忽視了世界的複雜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威瑪共和」失敗，清楚地說明了民主本身不足以自行，還需要有其他相關條件的配合。霍布斯邦認爲這些條件至少包括：「一個享有正當性的國家，能夠調解國內各團體間的衝突。若這些團體不認爲彼此是共享同一主權的人民或同是一國的同胞，那麼光靠數人頭必會造成少數團體的不服，」他並指出：「在1918年後和1989年後，民主的傳播曾導致的是一些多民族、多社羣的地區發生族羣衝突和國家的解體。」

布斯邦還指出一個護到的事實是：美國要把民主自由推展到全世界的做法，根本試不是民主決策的產物，如果依循國際社會的民主決策，英美根本就不可以發動侵略伊拉克的戰爭等。而發動這場戰爭的決定也是這兩個國家少數高層人士所決定的，而非通過適當民主程序所做出的。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院士，「鄧恩」於二零零二年，在臺灣大學演講：「所謂普世價值美國民主，或謂民主政體紛紛在世界各地成立。其實並不是此政體適合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因爲它安排政府與人民間的關係如何有道理，而是因爲珍珠港事變後，出現美國強權，是由華盛頓強力推銷與施壓的結果，而非自發的變化。」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曾說：「馬來西亞無法採西方民主模式，因爲西方民主含有殘酷的成分，不能產生預期的結果，」又說：「西方民主狂熱，假民主之名，從事任何壞事都不被懷疑，其實實踐民主最重要的是要有益於人民和國家，」又說：「馬來西亞民主有別於西方民主，不是宗教式的，馬來西亞瞭解民主的優點，但又不致太狂熱。」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曾說：「西方（美國）民主與人權價值觀念已經導致西方社會的腐敗與道德解體，爲了避免上述的錯亂，就必須抗拒西方在民主與人權方面所施加的壓力。」他還說：「人民欠缺而需要一個非常好的政府，一個會提供經濟福社、政治安定、社會秩序、族羣和諧，而且行政有效率而又不會說謊話的政府。」又說；「所謂民主的定義，是政府要由人民自由選擇、自由辯論而產生，行政首長要透過人民自由表達、以投票方式取得權力，且有一定的任期。」又說：「然而西方（指美國）正以民主傳教士的職能介人別國的政府，干涉別國的內政，頗不得人心。」

臺灣自李登輝以降學習美式選舉民主卻帶來下列的缺失：首先是侵蝕兩蔣所建立的民主、經濟、財政制度，帶來黑金、網軍等惡劣系統，且破壞了文官體制，缺乏行至效率。政黨之間，皆是明爭暗門，妥協之後，利益均沾，藍綠惡鬥二十年不止，搞得國家發展一事無成。美國「選舉民主」與中國「實質民主」對比，臺灣人民只有徒呼奈何？

中國「儒家思想價值觀」就是「亞洲價值」。「儒學」就是中國的善政，世界的顯學。反觀近世的西方，所謂「民主政體，人文科學，進化理論」只不過拾些「中國儒學」人本、民本的牙慧；但他們並不用心，還是左支右絀，互相矛盾，殘害人民！例如，上世紀30年代，他們製造了「經濟大恐慌」，後來他們又重施故技，搞出一個「金融大海嘯」，不知道拿走了世界多少財富？近年則更厲害，他們又搞出一種「新冠病毒」，一些假專家還跳出來說，是由蝙蝠自然產生的，川普甩鍋中國，說是「武漢病毒」，要中國賠償！現在世界已死了500多萬人，到底誰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因此，在中西學術比較之下，儒學則更顯得卓越！正如1988年在巴黎已獲得一羣諾貝爾得主支持的瑞典阿爾文博士發表聲明稱：「人類如果要想在二十一世紀持續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00多年前，從孔子那裡去吸取智慧。」誠如斯言，我們爲了繼承孔子的儒學理想，也爲了迴應阿爾文博士的呼喚，我們最好將儒學現代化、普及化，俾儒學思想融入現代人的生活、感情、語言、學術、社羣、風俗、習價等，則世界昌盛矣！人類和平矣！（作者爲退休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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